我之所以写博文“行走在北京最美的一条街上”，是因为我自幼生活在这条街上的砖塔胡同，一直到50岁才离开。那里有许许多多我非常熟悉的树木、老房、店铺和街景。这些景物有的至今依旧，大多数却早已难寻踪影。西四牌楼就是这一带已经消失了的历史踪迹中著名的建筑物。当我为写博文寻找这组牌楼的老照片时，发现一些矛盾，令人对这些照片究竟是西四牌楼还是东四牌楼产生了疑问。比如在翁立所著《北京的胡同》中，在第21页明明写着：东四路口“东边的牌楼额上写‘履仁’二字；西边的牌楼额上写‘行义’二字。同时在西四也建了这么四座牌楼，……东边的楼额上写着‘行仁’二字；西边楼额上写着‘履义’二字。”可是就在这同一页，“履仁”牌楼的照片（见下图）被说成是“西四牌楼”。这么明显的矛盾，真是令人惊讶。
照片1：西四的“履仁”牌楼（来源：《北京的胡同》，p21）
另一个疑点是光影的方向不对。在北纬40度的北京，不管是西四还是东四，如果从东向西拍照，景物的光影都应该是向北（右）侧倾斜，而不应当是照片中向左侧倾斜。影子向南偏的现象，在北京只有夏季清晨和傍晚时才可能出现，但也不会偏南那么多，而且早晚的光影应该拉得较长，不会有照片中那么高的俯角。何况照片中的景色（见树木）也不是夏季。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照片2。额文同样是“履仁”，但光影是向右倾斜的，与前一张正好相反。
照片2：额文为“履仁”的“西四牌楼”，照片来源：《旧京史照》，p181，图411。
这张照片的牌楼额文比较清晰，显然是“履仁”二字，书中的说明文字仍是“西四牌楼”，与古籍记载矛盾。作者也没有对这个矛盾做任何解释。
两张照片的光影方向相反，显然不可能是同一地点同一方向拍摄的。难道有两个“履仁”牌坊吗？
我自己的专业与历史或地方史相距甚远，本不应该陷入这种具体的迷雾中。但是既然碰上了这种蹊跷事，又找不到合理解释，心里总是有些不甘。所以写完博文后，我又在网上搜寻了一番，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些线索。
在老北京论坛网上浏览一番就发现，我看到的矛盾和疑点早已被人提出过，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具体网址是：老北京网论坛（http://bbs.oldpeking.org/index.asp） → 历史地理 → 图说-老北京（非原创区） → 老照片考证区 → 谁有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的照片？
在这个论坛上，黑龙、北京中轴线、lujibing2004等网友在讨论过程中公布了许多张珍贵的西四、东四牌楼的照片，多数是我自己的几本北京老照片书籍中所没有、以前我也没见过的。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写明照片来源。
他们的讨论很热闹。到最后，对于如何解释照片1的额文、街景、光影方向与书籍记载的矛盾，网友们仍没能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他们的主要意见是大概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既然《京师坊巷志稿》等书籍有了明确记载，就应该判断现今所有“履仁”和“行义”牌坊的照片都是东四的。西四的应该是“履义”或“行仁”，但至今未见过这种照片。有网友提到，他见过约80张东四和西四的照片，从没有见过后两种额文。这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拍摄过，或者有人拍过但照片尚未发现。这种意见有古籍记载作依据，但是不能解释照片1的光影等疑点。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更多老照片的发现。
第二种可能：按照眼见（照片）为实的原则，应该将一些“履仁”牌楼照片判为西四的。一位网友猜测：东四和西四牌楼的额文可能是相同的，只是方向相反。他合乎逻辑地指出，照片1只有假设是在西四路口从西向东拍摄，才能合理地解释照片的细节。但这样假设需要推翻《京师坊巷志稿》等书籍的记载，所以猜测者自己也很矛盾，认为古书出错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不止一本书是这样记载的。
第三种可能：考虑牌楼额文是否被修改过。比如1915年袁世凯去除牌匾满文时，或是1935木牌坊改水泥牌坊时修改了，因而造成记载与照片的矛盾。
总之，无论哪种说法都只是猜测可能，都需要更明确的证据。
带着疑问，这几天我查了一下有关书籍：《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稿》（前者的部分章节）、《帝京景物略》、《燕都丛考》、《清末北京志资料》和《日下旧闻考》等书籍。
《光绪顺天府志》和《京师坊巷志稿》的记载是：“东大市街有坊四，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东四牌楼。”“西大市街有坊四，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燕都丛考》也有相同的记载。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明确记载，很多人才断定：所有“履仁”和“行义”牌坊照片都是东四的。
我又看了《清末北京志》等资料。最后翻了一下《日下旧闻考》，终于在这本书中发现了新线索。
《日下旧闻考》中有关记载是：“崇文门北去里许为单牌楼，曰就日。又北为四牌楼，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宣武门北有单排楼曰瞻云，又北二里有四牌楼，东曰行义，西曰履仁，南北曰大市街。”
显然《日下旧闻考》与《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稿》等书籍的记载是不同的，前者和上述网友猜测的第二种可能一致。
我将《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稿》和《日下旧闻考》的相关文字照片附在本文的附录一中，有兴趣者可以查看。
从时间上看，《日下旧闻考》在前，是乾隆年间出的书；《京师坊巷志稿》等书是后来光绪年间出的。对比以上记载和老照片，我们只能采用《日下旧闻考》的记载，而判断《京师坊巷志稿》等书的记载有错。也就是说，西四与东四的牌楼额文是相同的，只是西四的“履仁”牌楼在西侧，“行义”牌楼在东侧，东四牌楼的方向相反。
我还找到的另一个证明康熙年间西四地区有“行义”牌楼的证据：清代的康熙《万寿盛典图》是一副长卷写实画，画了从玉泉山到西安门庆祝康熙六十诞辰的祝寿活动场景。根据刘小萌的论文所述，这幅画中有西四路口的牌楼，其有一座的额文就是“行义”。详细内容见本文的附录二。这个《盛典图》的可靠性无需多说，它同样是证明《光绪顺天府志》或《京师坊巷志稿》有关记载有错、《日下旧闻考》记载正确的有力证据。
按照《日下旧闻考》的记载——即西四路口“履仁”牌楼在西、“行仁”牌楼在东，前面两张照片立刻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照片1是西四牌楼，由西向东拍摄。这样解释，牌楼额文符合记载、街景也与实际相符（照片右侧的转角街楼在西北角），光影方向（上午的影子向西北倾斜）也很合理。照片2是东四牌楼，由东向西拍摄。《旧京史照》说它是西四牌楼是错误的，无法解释光影方向。这张照片出于赫达.莫里逊，在她所著《洋镜头里的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中发表过（p78），书中原没有注明是西四或东四。我是最近几天才买到这本书，可以清楚地看到牌楼内远处的景山，可见是东四无疑。
看来有些网友做出了正确的猜测。可惜他们没有再查一查《日下旧闻考》等资料，因此只停留在猜测，不敢最后下定论。
有没有可能是清末民初将西四牌楼的额文修改了呢？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如果认可牌楼额文修改的假设，则须假设修改了两次：第一次在《光绪顺天府志》成书之前，第二次在此书之后、照相之前。两次修改牌楼额文有什么必要呢？明清的京城，牌楼数以百计，为什么只改西四的？改过去又改回来，理由是什么？改了两次，史书为何没有记载？更何况，有些照片是在可能的修改日期（1915年）之前拍摄的。
依我看，《日下旧闻考》记载正确性的另一个依据，是京城建筑大局的对称性。大家都知道明清的北京城是按照规划建筑的，城市有个中轴线，其两侧的建筑呈严格的轴对称关系。按照这一对称关系，西四的东牌楼应该与东四的西牌楼相对，西四的西牌楼应该与东四的东牌楼相对。《日下旧闻考》的记载就符合这个原则。而《京师坊巷志稿》记载的额文成了左东对右东、左西对右西；或者说是左远对右近、左近对右远，这岂是讲究严格对称的京城设计师所允许的？也有的书籍认为西四和东四牌楼额文相同，方向也一致，这也是没有考虑到北京城严格的中轴线对称性。
我们确认了《日下旧闻考》记载正确，西四牌楼的额文是东“行义”、西“履仁”，就可以很简单地判断其它有这两种额文的照片的地点了。判断的原则是：面向路口的“履仁”牌坊，光影向左侧一般就是西四牌楼；光影向右侧一般就是东四牌楼。面向路口的“行义”牌坊，判断方法相反。
按照此原则我们看看几张四牌楼照片。
照片3：1900年的西四牌楼照片——来源：网上
（注：本文所有注明“来源：网上”的照片，均取自前面提到的论坛）
如果它确是1900年拍照的，马车上坐着的应该是八国联军。对比《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照片集》中各国的军装，两位应该是法军。可惜看不到马车夫的长辫。这张照片表明，1900年东四路口就立了电线杆子拉了电线。照片左侧二人很像是早期的“骆驼祥子”——人力车夫。按照《清末北京志资料》的说法，1900年时北京城里人力车已经不少了。这张照片的左侧远处（路口西南角）那座带有木栏走廊的二层建筑和近处（路口东南角）带有屋顶木栏的建筑，我们在后面的东四路口照片中还会多次看到。
再看一张网上照片。
照片4——来源：网上
再看一张“履仁”的四牌楼照片。
照片5——来源：网上
对于四牌楼照片，如果看不到“履仁”或“行义”额文，有没有西四的转角街楼就是判定地点首先考虑的指标了。
照片6：1920年的西四——来源：网上
这张照片注明是1920年的西四。因为左侧很像是转角街楼，可以判断确就是西四。额文不是很清楚，但更像是三个字，那就应是“大市街”。估计是从路口中央向北（稍偏西）拍的。
影响照片判断的另一个因素是望火楼。lujibing2004网友指出：望火楼也叫警钟台。1920年前后,北京共建有五处警钟台,内城三台,外城两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均建有这种楼台。
首先判断一下西四路口望火楼的具体位置。
从照片4可以大致判定西四的望火楼位置是在路口的东南角、牌楼的内侧。以下两张照片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个判断。
照片7：1920年的西四牌楼照片——来源：网上
有了这个依据，再判断下一张。
照片8：西四牌楼——来源：网上
我们按照望火楼在东南角这个依据，就能确定照片中的转角街楼是东北角；就是说，照片是从南侧大市街牌楼向北偏东方向拍摄，光影稍向后偏斜也很合理。所以这张照片近处的牌楼上模糊不清的额文应该是“大市街”。
可见，望火楼的位置有时也能有助于我们判断位置和细节。
从南向北看西四牌楼，可以看到其地标性建筑——两侧的转角街楼，因此历来是摄影师偏爱的角度。例如
照片9：西四牌楼——来源：网上
有些资料说，当年是为了通有轨电车才改造西四、东四和西单、东单牌楼的。但在照片1和这张照片中，戗柱还没有拆除、立柱也没有改造，却已经有了轨道通了电车。所以这种说法的准确性多少有些可疑。
还有几张不同时期相似角度的照片。例如《老北京》的p164和p165，《北京旧影》的第34张等。就不一一展示了。
再看看改造后的西四牌楼。
照片10：同一角度的西四牌楼——来源：网上
这张照片表明，牌楼改造后明显变高了，取消了戗柱。照片中还有小汽车和卡车行驶。可惜看不清立柱上横幅写的字，无法以此确定拍摄年代。
至于东四地区的望火楼是不是在东四路口、如果在，在路口的什么位置，现在还都搞不清楚。因为我见到的书中和网上的东四路口的照片都没有望火楼。有些网友也这样讲。
以下几张是不同时期东四牌楼的照片。都看不到防火楼。
照片11：——来源：网上
这是从南向北拍摄的。显然拍摄时代较老，道路比较窄，只比牌楼中间门洞稍宽一点儿。
大约同一时期的东四照片：
照片12：东四牌楼——来源：《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下）》，p596
再看相同角度的又一张照片：
照片14：1934年牌楼改造前拍摄的东四牌楼——来源：《旧中国掠影》，p168。
不仅与前一张的地点和角度相同，连街景都相同，可见拍摄时间相近。只是两本书对照片的地点判断不同。这张照片也能看到一点儿朝阳门的影子。
以上两张照片中，我们都能再次看到照片3左侧远处的那座带有木栏走廊的二层建筑，但这次它出现在右侧近处，是因为拍摄的角度与照片3相反。
东四牌楼改造后的照片举例：
照片15——来源：网上
照片16：东四牌楼——来源：《老北京》（p164）、《旧京史照》（p181，图410）和《北京旧影》（第35张）
还是那句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牌楼这种人人可见的东西，刚刚拆去几十年，就弄出这么多混乱困惑。混乱的起源就是《光绪顺天府志》等书的错误。虽然看到《日下旧闻考》等证据，使事情变得简单，却不能不令人由此而推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又包含了多少似是而非的东西呢？
其实古人写书还是费力耗时认真的。现代人写书就容易多了，可惜有些书也出一些简单错误，甚至错得让人没法理解。本文最后，举两个我这几天发现的错误。
第一例是关于东四和西四牌楼额文的另一种说法。《清代北京皇城写真贴》（【日】小川一真摄影，杨文举撰文，学苑出版社2009年1月）一书中写道：“东、西四牌楼题额相同，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
我不知道作者根据什么写出这样的文字。既然为京城历史照片集撰文，总应该看看有关资料吧。撰文者的说法与我们提到的几种古籍无一符合，这倒也罢了。可是有那么多“履仁”、“行义”牌坊的照片，岂能视而不见？
另一例错误也很离谱。《旧京史照》（胡丕运主编，傅公钺编撰，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编，1996年5月第一版）的第29页介绍中华门的最后一句话是：“1976年修纪念堂拆去中华门。”
1976年我已经28岁了，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南面是一片松柏树林，再往南是7路（似乎还有22路）公共汽车总站，再往南就是正阳门了。我这个岁数或更年长的北京人都能证明：修纪念堂时，中华门已经拆除十多年了。
附录一：有关历史文献对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的记载
1. 《光绪顺天府志》的有关记载
1.1《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 十三·坊巷 上：东大市街
2.1《京师坊巷志稿》·内城·东大市街：
3.1《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九 城市·内城·东城一：
刘小萌在论文“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网上可以查到）中写道：
“关于清前期北京内城的民人经商情况，文字史料多语焉不详，惟有康熙《万寿盛典图》的作者，以其神来之笔，刻画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圣祖玄烨六旬大寿的情景，对盛典沿途北京内城的街景、大街两旁众多店铺和交易场面，均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如图中提到的‘西华门外众铺家’、‘四牌楼北众买卖人’、‘西直门外众铺家’，就反映了这三个街区商业繁荣、店铺众多的事实。西四的四个牌楼是该商业区的标志性建筑，题额均为满汉合璧，其中一牌楼上书‘大市街’，另一牌楼上书‘行义’【15】。当时，北京内城有两个大市街，一个在西四牌楼，一个在东四牌楼，都是繁华的商业区，聚集了许多商贩。”
这段文字表明，刘小萌看到了图中的西四路口有一牌楼的额文是“行义”。他还注意到这与某些文献记载不符，故加了一个注【15】：“按《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市志稿·名迹志二》、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均记载‘行义’牌坊在东四而非西四。待考。”
可惜我们不能从文中看到“行义”牌坊的方向。可惜刘小萌没有继续“考”一“考”。
我没有见到康熙《万寿盛典图》。只在网上找到了这幅画的一些局部。其中有这样一幅：
不知道与此类似的乾隆《万寿盛典图》有没有西四的街景。
总之，这幅画应该是和照片一样的有力证据，证明至少在康熙年间，西四牌坊不同于《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市志稿》和《京师坊巷志稿》等书中的记载，而是与《日下旧闻考》的记载相同的。
不知道这个刘小萌与《中国知青史：大潮》的同名作者是不是一个人。如果是，那就巧了。在我们讨论老北京和知青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时，居然涉及了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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