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为《生平自述初稿》，由高秉坊著 张元彪整理，红税工税史学习小组转发，高秉坊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系统官员，是直接税创设的具体承办人之一，节录他的《自传》第一章，红税工宣传员同志们可以通过作者叙述内容，了解民国时期的这一户人家，怎样在命运的洪流中辗转。由于民国时期行文字句习惯与今日略有不同之处，大家意会即可，不必拘泥。
第一章 族系简介
1890年(农历庚寅十二月初六)1月15日,我生于山东省博山县西乡大李家庄。据老辈相传，高氏一族是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来的，距我生时不过百多年。我们这一支的始祖何名，不复记忆，只知其坟墓在庄西，地名“核桃洼子”祖莹里。我小时曾随大人去扫过墓，此外即一无所知。父亲在时抄有小册《族谱》、后来也失掉了。前，曾有同事高秉忠(山西平瑶人，在伪财政部工作)谈起，高祖近代始祖，系由四川迁至山西，其墓即在平瑶县云云。
大李家庄
博山县现改为淄博市博山区,原属益都县颜神镇,镇南有颜文姜祠,俗称“大庙”。庙中有神泉、泉水清冽,泡茶最佳、泉旁廊房即系茶肆。我家“大李家庄”在城西五里许，面对博山与莱芜两县交界的群山之麓。这一带的山村相连,通称为“西乡十三庄”，由村舍庙宇古迹推断，从前是一个富庶之区，太平天国时迭经兵燹，遂致败落。十三庄的中心有一庙名“杏花天”，庙宇建于小山上，下临沙沟河,古木参天，风景绝佳、每年秋收后有庙会、演大戏非常热闹。据闻大李家庄中最早居民为花姓，以后才是李姓，高氏算是最后的新户，我生时全庄约有四十户。大概高氏始祖由外地逃荒而来，先为土著人家所雇佣，逐渐给地主家当佃农，以后就在那一带的山上开荒生产，日久成家，才定居下来。
庄里本族支派，我搞不清楚，只知有所谓东胡同的一支，以来往皖北，六安及青州府等地，做茶叶生意，木匠铺的一支，以制造家具木器为主，与我们血统最近，庆丰园什货铺的一支是我父亲特意安排他们的生活，经营杂货生意的等等。我记得有个玉阶叔祖在庄里教书，他是当时的族长。我所能记述者只此而已。
薛家峪
我家在庄西崔家山旁有新莹地，首坟为高祖历登，次是曾祖可贵，现从我本身的三代曾祖记起。他在西山距庄五里许的薛家峪开荒，同时给人家当佃户，生有三子:长子玉纶早亡，次子玉经、三子玉纲都跟着他种地。他殁后，次子玉经即我的祖父继承垦耕事业，领着他的兄弟玉纲辛勤经营。他艰苦卓绝，勇于创设，对薛家峪的开辟发展，据山中农民传述，是贡献了艰巨力量的。当时在峪中种地的人常指着他种的田地说:“高二爷种的地里，连一根草刺也找不到。”他受群众表扬是如此的。我小时常到薛家峪去玩，那时我的祖父已死，未曾见过一面，三祖父七十左右，仍住山峪中石屋子里。这石屋是用大小石片垒成，内直径约有六七尺，中间高五六尺，屋顶上盖的是草皮，好象个蒙古包，窗户仅有个小孔洞,门是用枣树条编的,夜间用块大石头抵着，床是石砌的、内填黄土，上铺茅草，勉强可睡两人，床旁有个小土灶，可烧水煮饭。记得屋外有一棵大柿子树、树下散放着几块大石头，我们去时就在那里吃饭、乘凉，我最喜欢吃的是花豆煮南瓜，又甜又香。这就是他们老兄弟俩在工地上经年憩息之所。三祖父那时年纪已老，庄里也盖了新房子，可是他依然乐居山中，并指挥着陪伴他的一位李家表兄，照常管理和保护着他们兄弟俩的血汗产物，经常念叨他的二哥，一切照他哥哥传授的方法，肖规曹随地从事经营，非到冬天下大雪总不肯下山回家，其生活习惯久已和那条山峪打成一片了。
薛家峪开垦的山地，都是一小条一小块的，从峪底开到半山腰，在山坡上用石块筑成一层层很坚固的石堰，远看象登山的石梯。地里边的土壤，大部份是从山下一挑一挑的盘上去填起来的。在这些山地里，除种主粮谷子、高 梁、玉米、豆子等类外，很多小地上和地边上都栽培着果树，计有:桃、杏、李、花红、柿子、软枣等。春来万紫千红，满峪花香，秋季果实累累，衬托着那一片黄金色的庄稼，好看极了!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也就是他们的快乐。这几位老人家先后继承着这种垦荒事业，从早到晚，从少年到老年，朝朝暮暮以辛勤不倦的精神，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小世界，我们一家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小世界--“薛家峪”，山里生长出来的。
万盛义
我祖父生我父一人，名立铭、号西园，又从近支承继了一女，即我的五姑母，适石氏。三祖父玉纲，生五子，即我的三叔立鉴，四叔立镝、六叔立镇，八叔立钧，九叔立铨及三个女儿。
我父幼年在本县城区一个珐琅工厂(锦泰号?)学徒，学成出师后，就联合昃家庄间姓，合伙在城区西冶街开设了一个珐琅工厂，号名“万盛义”，我父当经理兼技师。开办之初,原来他学艺的工厂主妄图垄断专利,竟诬告我父偷窃该厂配方，不让开业，经县府最后审断，认为我父既系厂方承认为“学艺出师”之人，应学有艺术、能自行配料制造，否则所学何艺，出师何用，严词驳斥未准。我幼时，曾闻父亲谈及在学徒中饱经厂主的种种压迫和剥削，愤恨已极。当时珐琅生意非常发达，父亲很会经营，并发明了几种新品色。三叔、八叔、九叔先后跟他学徒，阎姓亦有数人参加劳动，共同努力，不久即发家致富，家里盖了新房子，邻近又添置了田地，我家渐成了本庄的首户。六叔父原学木匠，因山上伐木，树倒伤腿，成了个跛子，就在家继承祖业,勤习农事。我家添置了田地后，也就雇了长工，喂养着牲畜，自耕地以外，有余的田地就按我父亲意旨，分给近支无田的弟兄去种，供以种子、肥料、收获后平分粮食。三婶母、六婶母都是克勤克俭过日子的能手，大约有三十年光景，算是我家的黄金时代，而经济主要来源是万盛义工厂的利润。在工厂生意兴旺时，我四叔也靠我父亲支持开了个钱庄，号名“庆祥成”。只是后来他服上了鸦片烟，我二哥跟他做生意，也有了烟瘾，因此钱庄就倒了，还亏下了一大笔债。我父亲的中风病，主因即在于此。故我们的家庭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由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变为工商业户了。
我父亲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年，得中风病，神经受重伤，失去记忆，语言说不明白，亲人也不认识。但病势稳定后，独独地能作手势示意，要人送他到万盛义号里去，并在号中时常到门市上去坐坐，有时往烧珐琅的大炉旁去看看，对他终身习惯的劳动生产，始终不曾忘掉。这样病了三年多，就与世长辞了，时一九一五年农历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四。我因在家侍疾，曾在县立第一和第四高小学校教过书。父殁后万盛义工厂生意日衰，阎姓亦抽资拆夥，由三权、八叔、九叔依次继承着这个手工业，直到九叔父去世 时才结束。同时家中六叔父去世，农田亦无人经营，家道更加衰败，可以说我父亲一代是与“万盛义”的命运相终始的。就以上情况论到全家的生活是:“薛家峪垦山荒扎根，万盛义制珐琅起家”--“忠厚、勤俭，对人热情，对事负责”， -的确是我们高家的传统精神，希望后代子孙永远地保持下去。
自我大哥起，家里才有人上学读书，这一转变不仅是一种“富而好礼”的发展规律，而内因实具有很大的意义。主要是我父亲把身受到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和眼见耳闻他上一辈受到本地地主的压迫剥削结合起来，惩前毖后，认为要翻身雪恨，必须使子弟求取功名，才能不再受人欺压。他自信在经济上已有了办法，因此就竭力供给大哥、二哥读书上进。曾记得他在家中说过一句话:“我只盼大门前树起一对旗杆(家中有人中了举的一种光荣标志)，那就心满意足了。”
这句话充分反映着他久已闷在心里“受人欺辱”的痛恨之声。大哥考取了附生(秀才)，补进了廪生，后来又考了个“备取举人”，科举即停了。二哥考取了附生后，即改随四权父学商。我幼年跟大哥念书，也曾考过最后一次科举，没有进学。十六岁入本县公立高等小学校，于父亲病故后，考取山东省官费送入南京金陵大学学森林科，一九一九年毕业，回山东任济南模范森林局局长，从此由青岛，转察哈尔,都干的农林工作。一九二四年南下参加大革命,先到广东任财政部秘书，后回南京历任工商部、实业部、财政部内的兼任职位，转入了财经工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创办中国直接税，坚持新税、新人、新精神的主张，与恶势力抗争，卒为国民党反动派CC系仇者陷害，坐了五年牢狱。幸一九四九年冬重庆解放，恢复自由，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武汉被聘任为中南区税务专员，一九五四年大行政区撤销，迁调湖南，任省人委会参事兼省税务局专员。现大哥、二哥与四弟早殁、五弟秉墀在重庆，六弟秉培在四川战都，七弟秉基，十一妹乘兰在家乡，十妹秉慧在包头工厂。
自高祖至我这辈是“五代同堂”的，生养死葬都是以大李家庄老家为中心。我不满周岁，生母杨氏染疫病殁。她系贫农之女，据叔婶姑辈相传，她躬操家务，备极勤劳，敬老怀幼，邻里称贤，合族异口同声称其为“懿范贤德夫人”，惜我县当日无照相馆，致未留有遗容以资纪念，实永生一大憾事。我因襁褓中吸母病乳，失怙后，腹胀如鼓，瘦骨嶙峋，见者十九皆云毫无生望。幸赖六叔父耐心抚养,使我逐渐成长，死里逃生，殊属不易，故我十余岁时仍呼六叔为“六姆”，他死后，我以子礼居丧送葬。这一件养育再生之恩,应郑重示诸子孙、永矢勿忘。我生母死后，我父续取李氏，抚我一如已出，她待人接物极和善，处理家务井井有条，在我们家中实著有相当成信。她生子秉坤，即我四弟，当我父中风时，继母悉心照顾,无微不至，自病至死，三年之久，始终不懈，实常人难能之事。
我自离原籍在外工作后，中经抗日战争，五弟秉墀、六弟秉培及子良佐、良儒、良俊、良杰、侄良佑、良传先后由山东故乡逃出，随居后方，继在各地参加了工作。兹除秉墀在原籍成婚，良佑未婚早殁外，我之子女及六弟秉培，侄良傅均在外籍结婚成家。就现在工作岗位及户口散布情形论，后代子孙繁衍发展的趋势，或将以四川、武汉、上海、北京四处为中心，再像老家以前的团聚一堂势不可能，亦无必要。
我是开始外迁的第一人，应负承前继后的传家责任，本篇之作原因即在于此，切望儿孙们熟记而珍传之，幸勿数典而忘祖也。
按照旧时族谱规定，由我起使用的行辈称号是:“乘、良、元(同延)、德、庆”，我的直系亲属现只到“元”字辈，附列一系统略图以便查考，并希望每十年续补一次，此为初稿，以后为续编，再续编，三续编……以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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