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驻马店仅是一个小镇。小镇，仅有一个汽车站。汽车线路，多是连接地区内的各个县城。那时的人也不敢远走，走远了会被定性为“盲流”而被押解回来。
车站位于京广铁路东，数间高大一点的平房是候车厅，候车厅前，半米高的砖围子围就一个宽阔的广场。清晨，有卖洗脸水的。白天，有靠摆小人书摊，卖牛血汤、豆腐脑、甜杆儿维持生计的人。
摆小人书摊的，多是车站职工的家属。最大的书摊是住在我家前一排的建梅奶和后一排的毛妮奶。一个可面对面折叠的木架子，一列列细线绳拦着整齐排列的小人书。看小人书，薄的一分钱，厚的二分钱。我就是在那里先后读了《岳飞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三打白骨精》一些名著的缩小本。
二哥初中毕业后就到父母亲工作的汽车修理厂学油漆工，二哥的师傅叫张麦垛，张麦垛在带着二哥干了一段时间后，就辞去临时工回家务农去了。据说是娶了漂亮的媳妇。临走，张麦垛把的一木箱子小儿书送给了二哥。在当时，那实在一笔宝贵的财富！
于是，二哥开始到车站候车室摆小人书摊。
晚上，候车室多是一些滞留在车站又无钱住旅社的旅客。经济允许的，两角钱能租一张草席凑合一夜。实在没钱的，找个三两张旧报纸，横七竖八，席地而卧。实在无聊的，租上一本小人书，借着昏黄的灯光，在充斥着臭脚丫子味儿的环境里打点寂寞时光。
在我的心里，在那个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二哥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更是早在改革开放前最早的“下海”经商者。
每天晚上，给二哥送饭最积极的是三哥。三哥领着我，能利用送饭的机会在候车厅里野上一圈。
二哥的小人书摊很不“专业”，是最简陋的那种：一张塑料布摊在地下，小人书摆在上面。二哥端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操持 “生意”的派头，就像《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每每，一些以二哥为中心的大孩子们总会聚集在此，类似今天的“夜总会”，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二哥是“头头”。二哥一边做着“营生”，一边组织着一种“抓叛徒”的游戏。游戏很简单，很有趣，也很有成就感。就是派兵任意抓一个“叛徒”，押着膀子送到二哥面前，由二哥审讯。审讯时，一脸正经的问话。被审的，一脸讨好的回答。态度不好的，要么坐“老虎凳”，要么押下去“枪毙”！
在当时，二哥的收益可谓不菲。每天收摊回家，母亲会把二哥当天的收益“盘剥”干净。每每，二哥委屈，总会埋怨而哭诉道：“也不给我留点零花钱！”一面是家徒四壁养家糊口的困窘，一面是付出劳动但仍然遭到委屈的孩子，母亲无奈的充当着“恶人”的角色。耳听着二哥委屈的哭诉，通常，任何人皆插不上任何话去帮帮二哥。
时间久了，二哥学会偷偷把一部分钱藏在帽子里用于买烟。能有钱买烟卷抽的孩子，自然能力不同一般，这也是二哥能有众多拥趸的原因之一。有一天，下夜班从候车室经过的父亲正巧碰到歪戴着军帽、叼着烟卷的二哥，父亲劈脸给了他一记耳光，怒斥道：“二流子”。二哥很伤心，哭得很委屈。我和三哥眼睁睁看着二哥挨打，也很心疼，在同样的惊恐中，想想，父亲这样也许是对的！
后来，二哥下乡当了知青，小人书被二哥小心翼翼的装回木箱子，并且小心翼翼上了一把锁。
1979年底，二哥参军，走的时候17岁。
若干年后，每次提起摆小人书摊的往事，二哥总会说：“我15岁就能挣钱养家了！”言辞中带着一份骄傲和自豪！
小人书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征，这特征印证着成长的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