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驻马店汽车站大门东侧，有一家木屋子的杂货铺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推拉的木门板，推拉的木窗板，卸下的窗板铺就柜台。铺子里，货物很少，一些落满灰尘的锅碗瓢盆之类简单的日杂品，一些散发着咸臭味儿的咸菜。
傍晚时分，一锅卤煮的猪头肉为终年昏暗的铺子增添了诱人的气息。
通常，赶脚的板车夫车队会在这个时刻聚集在这里，顾不上摘下板车上用布单子撑起的风帆，板车往屋前一撂，从夹袄里摸出两角破旧的钞票，豪气十足的吆喝着：“一角钱的红薯烧酒，一角钱的猪头肉！”。
杂货铺子的老板接过钱，酒提子伸进酒缸，满满的灌上一提，倒入粗瓷大碗中。回过头，操一把大菜刀，切肉，上称，再小心翼翼把颤巍巍的肥肉切成薄薄的片儿，荷叶打包递就过去。
酒有了，肉有了，顾不得太多，就地一蹲，左手端酒，右手端着打开了的荷叶包，嘬一口酒，咬一角肉，红透的夕阳照着红透的面颊，那神色，透着得意，透着满足。
那会儿，我实在太小，眼馋着那些出苦力的板车夫喝酒吃肉，实在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也想象不出生活的艰辛。能“嘬一口酒，咬一角肉”也是我的三哥曾经向往的理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