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百姓评官，最早是源于汉魏时代的乡议选仕制度，起初是选拔官员要听群众评议，最后逐渐发展到考核官员时也要听群众评议。《汉书·循吏传》中记载，累迁大司农丞、北海太守的庐江舒县人朱邑，因受到群众拥戴，由乡干部一下子升为太守卒史；被人称为“召父”的九江郡寿春人召信臣也因得到百姓好评，由上蔡县县长直接升为零陵太守。我们如今说的“父母官”中的“父”就是源于“召父”召信臣，后来人们把同样是好官的东汉南阳郡太守杜诗同召信臣相比，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是也，这就是“父母官”一词的来历。

评议差的官吏要受到惩罚，直至丢官。汉成帝时，薛宣管辖的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因为贪婪狡猾被差评，最后丢了官职。正是在评议的基础上，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施加压力，让他自动辞职；薛宣又给谢游发公函，“吏民言令治行烦苛”，就是说老百姓认为你施政无方，法令繁琐苛刻。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就是那位撰写《水经注》的著名学者，写书可以，当官不怎么样，他任东荆州刺史时，“威猛为治”，当地民众向中央指责他施政苛刻严酷，结果被就地免职。

西汉的民意评官方式，一般也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个途径。自上而下，就是刺史巡行郡国，每到一地，先去官立学校，就当局施政得失等情况让学生填写问卷，然后通过调阅计簿文档、分头察访询问等途径了解情况，最后再会见当地长官，当面听取汇报。汉成帝时，朱博任冀州刺史，负责常山、巨鹿、真定、中山等10个郡国的巡视，在巡视途中就被四五百群众包围，他们都是来向刺史举报当地官吏的。

唐代的民意评官依然非常盛行。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治理有方，“风化大行”。御史郭翰进入宁州境内后，沿途不断听到对狄仁杰的赞美，于是打道回府。唐宣宗时期的李君奭，本来任期已满，可全县数十个父老百姓向州府要求他留任。一年多以后，在怀州刺史出缺时，唐宣宗亲笔提名“醴陵县令李君奭可为怀州刺史”。

宋真宗时期，刘随任永康军判官，兴利除弊，减轻民众负担，严禁政府人员借马市勒索少数民族，被当地百姓称为“刘父”。后来刘随因为拒绝上级请托，被人诬陷，以至于官不保位。当监司相继来永康察访巡视时，数千民众拦马质问：“我刘父何处去也！”监司考察之后，洗清了刘随的冤屈，让他官复原职。

明太祖朱元璋更将民意评官看得至关重要，他提出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布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向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其评官意见可以用“列姓名具状”的方式递送中央，也可以在岁终考核官吏时组团来京，当面向皇帝陈述本境官吏“为民患者有几人，造民福者有几人”。

《明史·循吏传》载：定远知县高斗南、永州知府余彦诚等一批州县官员，有的因为犯了公务过失，有的受连坐牵累被先后罢官，但只要当地百姓都说他们是好官，“具列善政以闻”，就让他们官复原职。灵璧县丞周荣，受某案牵连，被捕入狱，年老乡绅成群结队来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最后皇帝传旨释放周荣，脱囚衣，赐官服，送还原任。不久周荣升为灵璧知县，后来官至左布政使。

（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