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国外一个心理学实验非常有趣：在一个实验中，实验者让成年被试观看一对女性面孔，然后让他们选择更具有吸引力的那一个。在几组实验中，在做出选择之后，被选出的女性的卡片会被立刻摆在被试者面前让他们解释为何从两人中选出了这一个。是因为她的发型还是眼睛的颜色？这个实验的精妙之处在于，在某几次任务中，实验者会用一些手段故意互换两张卡片，这样被试者就需要对没有选过的选项进行解释，即支持实际上已经被他们筛掉的女性。大多数的互换没有被发现，而且被试还能够给出完美而清晰的解释来阐述自己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同样的手段在品尝味道的实验中也是奏效的。在一家超市中，购物者们被布置了对不同的果酱和茶进行取样的任务，当他们选好了喜爱的口味后，研究者们调换了他们选中的口味，并且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选了这一个口味而非另一个口味。即使是将辣肉桂苹果酱换成了酸葡萄果酱，或者是将甜芒果茶换成了味道刺鼻的茴香茶，还是只有不到1/3的购物者能够发现其中的变化。似乎当我们选择了一个偏爱的东西后，就会尽全力地来佐证自己的决定。
这一实验揭示给我们的是，欺骗自我让它觉得我们是由我们自己来控制的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这样说：“有意识的内心，即自我或灵魂是一个政治公关，而非总司令。”
面对一个决策时，我们会立刻让它变得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它显得更像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这也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
在心理学先驱赫尔姆霍兹( Helmholtz)和更有名的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就知道，无意识过程控制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
而新的发现是无意识加工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自我幻象，即我们自己创造的认为自己是决策者的故事。
它源于维护我们能够控制自我的假象的需求，即使当我们不能决定什么的时候。我们极力渴望维持拥有自我主权的幻象，甚至做好了将黑辩成白的准备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就是我们无须费神，甚至有时不知不觉地就重新解释自己的行为，让它看起来是我们自己独立地做出的选择的根源。我们直在编造故事，以便让自我变得有实际意义。
人们总是为维护自己做出的选择做好了准备，这一点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关于人们扭曲事实的古老寓言的中心思想。故事是这样的：一天，饥饿的狐狸来到了一棵结满葡萄的葡萄树下，葡萄挂得很高，虽然狐狸反复地跳起来试图够到葡萄，却还是失败了。狐狸屈服于现实，边走开边说着自己并不想吃葡萄，因为它们太酸了。狐狸就这样改变了心意。每当我们以贬低的语气说到某件我们本想得到却失手的东西时，就会被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并不罕见。当面临期待落空时，人们会多经常这么做呢？想想那些失败的面试经历、一团糟的约会或输掉的比赛吧。我们会用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比如我们本来也不想要那份工作，约会对象是个笨蛋或者是自己本来也没太想赢得比赛。我们甚至还会想到如果自己得到了那份工作，和那个约会对象接了吻或是赢了比赛会带来哪些坏处。尽管我们的这些做法只是在骗自己而已，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有谁会想到，一个2500年前的希腊奴隶虚构的故事会被人们一次次地加以人性的注解，甚至超前于现如今的认知科学理论？很明显，伊索寓言之所以经久流传，不仅是因为这些故事是对人类行为的奇妙而易于理解的隐喻，而且也因为它们揭示了最基本的真理。在狐狸与葡萄的故事中，伊索描述了认知失调这个观点，这是在过去50年中，研究者通过大约3000例实验才发现的重要心理机制之一。
认知失调这一理论是由利昂·费斯廷格( Leon Festinger)在1957年提出的，它是在我们的行为或想法出了错时对我们加以保护的自我辩解。就像狐狸和葡萄的例子一样，这种自我辩解对事实是没有帮助的。通过重新设想自己其实没那么想达成一个目标，我们将没有达成目的解释为好的事情。否则，我们将会面临浪费了巨大精力却徒劳无功的情况。在这种矛盾下，认知失调便产生了一方面，人们相信自己总是能够成功地达成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达成某些目标的过程中失败了，因而它是种冲突。这是我们理性中失调的一面，不愉快的心情会让经历也变得不那么愉悦。为了避免这种失调制造的矛盾，我们便重新对失败经历加以解释，使之变为成就。我们告诉自己，我原本对目标也没那么有兴趣。要做的都完成了，不必有任何遗憾。
弗洛伊德也提到过类似的用于保护自我幻象的防御机制。然面，自我幻象有时不得不与不一致的思想和行为相调和。例如，可能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却对别人有了坏的思想。这是与善良的我不相符的，所以我会启动防御机制。我可能会为了使自己的想法合理化而说那个人就是一个坏人，这时我证明了自己对他人的负面态度是合理的。我还可能会做出相反的行为，通过对某个人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积极态度来补偿自己无意识间的负性态度，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反向作用”。我还可能将对一个人的负性情绪投射到属于他的宠物身上，当我斥责那只被我讨厌的可怜的杂种狗时，我其实是在贬低它的主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努力重建对他人厌恶情绪的例子，这样我们才能维护我们自我的价值感，维护一种不会对别人产生不恰当或不公正评价的形象。
认知失调能够在冲突情节中保护自我，这是自我幻象之所以很重要的核心。但是它也揭示了一个强大的自我意识可能产生的危险，因为我们会使用它为错误的推论辩护。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但我们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在持续冲突之中竞争注意的过程。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决策实际上有多少是不受掌控的。
人们在在面对概率问题时，对概率结果的推理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思考的。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出决定，并且经常难以将非常相关的外部信息引入考虑。
事实上，大多数复杂的科学是建立在概率和关于宇宙的未知真相之上的。在牛顿时代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后，人们假设宇宙是一个巨大的钟表装置，可以通过测量和预测去理解它。人们认为只要改进测量的精度，就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宇宙的运行。而事实却相反，宇宙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宇宙比我们之前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系统之中，噪声远多于确定性。这些噪声催生了统计建模的时代的到来，数学家们试图通过统计方法，尽可能地运用所有发现的变量，以便发现宇宙的运行规律。这就是为何科学语言是数学，而且其真理都是基于概率的。
不幸的是，统计分析并非每一个常人的天生技能。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或许可以用统计预测的方式来运行，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清晰地理解统计学的原理。这就是当观众们听到媒体上的科学家们没有直接对那些与人们相关的问题以“是”或“否”的答案来回答时会感到很泄气的原因。他们想知道面对全球变暖、儿童接种疫苗的危险、阻止流行性病毒的蔓延时应该怎么做。当被人们这样问时，科学家会用概率而非绝对确定的术语回答，因为他们是从大局观察，也知道一定会有异常值。但这却不是公众想要听到的答案。他们只想知道牛痘到底会不会伤害他们的孩子，对于整体情况并不关心，因为那不是个体思考问题的方式。
另一个关于概率的问题是人类没有发展出根据大量数据考虑可能性的能力。相反，我们使用的是启发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快而不准确。就如德国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Gigerenzer)所说，人类没有进化出处理概率的能力，我们都关注与自己相关的任务，我们倾向于只评估自己的选择而不去想什么是对集体最好的。
我们常常在不知道某一事件的真实概率时就通过自己能搜集到的信息来预测这一数字。这是所有推理开始发生扭曲的地方。
在衡量证据时，我们很容易因外界因素而过高或过低地判断风险。举个例子，人们对死于飞行事故的预计是夸大了的，因为我们倾向于把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想得比实际高。这些被称为“恐惧风险”，因为它们太过不同寻常而更受关注，此类事故被夸张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关注它们并会想象如果自己在那样的情况中死去会是多么无助。我们之所以对这类想法倾注很多关注，是因为它们很新奇而且吸引到了我们。
错误的危机评估可能具有潜在的危险，因为我们会因错误归因而试图改变行为方式。比如在“9·11”事件之后的3个月，前往纽约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的增长一直持续到圣诞节，超出了往年同一时期。实际上，这段时期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9·11”事件当天的死亡人数。“9·11”事件后，很多人不敢乘坐前往纽约的航班，改为开车进入，这就使得交通压力较往日增大并引发了更多的道路交通事故。最可能导致人们认为开车更安全的原因是人们的另一个自我幻象，即关于掌控的幻象。我们以为自己在能够掌控命运的时候是更安全的，比如自己开车;而坐在别人驾驶的车上，或是坐在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飞机里这样更糟的情况下，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的分析很多时候是基于对选项的觉察，即我们可以逃离尴尬的处境吗？人们一般会认为有选择是好的，因为能让人体会到某种自我掌控感的决策会让人更快乐。大多数人在自己当司机的时候会感觉更加安全。当面对可能无法自救的情况时，人们会变得消沉、沮丧，感到无助。有关因控制感缺乏引发的这一反应的信息，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动物实验。实验中，动物被置于压力情境下，两组狗均被施以电击，其中一组的狗可以通过学习控制杠杆来结束疼痛：另一组狗受到的电击与第一组同步，但是不能通过控制杠杆来结束疼痛。对于第二组的狗来说，它们不能停止电击的疼痛，因为它们没有选择。
在初步实验之后，两组狗被放到一个箱子中，在箱子的两侧有很矮的围栏。电击再次从箱子的底部传来，但是这次两组狗都可以通过跳过围栏来进入安全地带。研究者们的发现非常令人困惑：在第一次实验中学会用杠杆控制电击的狗很容易地就学会了逃避疼痛的方法，但在第一次实验中不能逃避电击的狗不会通过跨越围栏来逃避电击，它们只是躺在箱子里鸣咽，被动地承受着折磨。进行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 MartinSeligman)，将此现象称为动物的“习得性无助”。
仅仅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生活，便能够让它变得更容易忍受。正是这个原因，“风雨哈佛路”的故事给了很多人巨大的希望。在人们展示出的仪式性活动中，我们也能看到自由意志的存在，这些行为让人们误以为自己具有控制力，而实际却不是这样。给予人们选择或仅仅是操控感，都能使他们在逆境中有更强的承受力。例如，当人们认为自己能随时将电流刺激关掉时，他们能够忍受更高强度的电流刺激，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能进行控制。人们感受到的控制感会降低大脑的痛感。我们甚至在可以选菜单的时候更加享受某餐饭。这些发现证实了个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有选择是有益的，选择越多越好。这是在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中被普遍运用的一点，不过它只在最高临界点之下是正确的。有时，过多的选择会令自我不堪重负。
伊索又一次在他的狐狸和猫的寓言中暗示了这一点。猫和狐狸都面临着残暴的猎狗的袭击，它们必须逃走。猫很容易地做出了选择，它爬上了树，而狐狸因为心计颇多而想到了许多种逃跑方法，它因此而犹豫不决，结果被猎狗抓住了。由于面对过多的选择，狐狸出现了分析停滞。
其实，同样的问题每天都在困扰着我们。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 Barry Schwartz)称之为“选择的悖论”，它是指当我们面对越多选择时，选择自由度就越小，因为我们会一直拖着试图找到最好的选择。整个现代社会都变成了选择狂，比如施瓦茨在商场里找到了285种不同的饼干、75种冰茶、230种汤、175种沙拉酱和40种牙膏。所有现代电子应用市场都充满了具备不同属性和功能的样式，这让人们淹没在了决策之中。
这些关于决策的研究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人对自己面临的选择总是充满侥幸。我们对于决策的处理能力是依赖于周遭环境的。如果有太多的选择，选项之间就会相互抵消，只留下犹豫不决的我们。
即使做出了选择，我们也不会有多大释然，因为我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要是没有选择，那么就不会有问题，世界也就没有抱怨了。但是人们会变得消沉。然而，如果我们曾经的选择之后被证实并不明智，那又是自己的选择失误。我们总是面临必输的局面。
我们与物品的关联与个人选择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
在现在公认的经典行为经济学实验中，理查德塞勒( Richard Thaler)给康奈尔大学半个班的本科生价值6美元的学院咖啡杯，然后让他们与同班同学做交易，即让没有学院咖啡杯的同学花钱购买自己的杯子。塞勒发现，因为杯子的持有者对自己所有物的估值比别人愿意支付给他们的价格高，所以只有很少人交易成功了。而且某件物品成了我们的所属物，相比于完全相同的物品，我们会高估自己物品的价值。
这一偏好被称为禀赋效应( Endowment Effect)，对于它的研究涉及葡萄酒到巧克力棒，已经被广泛地重复多次了。
即使某件物品并未真的被某人拥有，比如在拍卖中对物品叫价时，对于最终会拥有某件东西的预期也会造成价值高估的偏好。对同一件物品叫价时，被允许接触物品30秒的人相比于只能接触物品10秒的人，会愿意多出50%的价格。然而，与物品的接触似乎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我们只是被告知拥有某件东西，这是不会激发禀赋效应的。我们与物品接触的时间越长，越会高估它的价值并且不愿意与之分离。这下你还会奇怪为什么我们总被商家邀请进店转转并试用产品了吧，他们很清楚，一旦我们与产品产生了接触，售卖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对于禀赋效应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我们没那么珍惜拥有的每件物品，我们更害怕可能失去某件物品。这一偏好被称为损失厌恶，这是丹尼尔·卡尼曼前景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卡尼曼就是做结肠镜检査研究的那位科学家。依据这一理论，相比于潜在的获益，人们更注重损失。
对后悔的预期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更大些。
布赖恩·克努森( Brian Knutson)一直在研究在购买和销售情境下的脑活动，他使用的是功能性磁共振技术。他发现，当我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产品时，不管我们是购买还是销售，属于大脑奖赏回路的伏隔核的激活会增强。当我们认为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时，奖赏系统的另一个脑区前额叶皮层也会被激活，但是如果价格过高就不会有这一反应。终究，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便宜货。然而，如果让被试卖出一个他喜欢的产品，并且价格远低于预期，那么右侧脑半球的脑岛会变得活跃。这区域体现了期望目标和结果间的不一致，可以理解为失望的神经相关区。而且，脑岛的活动可以通过每个被试的禀赋效应大小进行预测。这些成像研究结果是与损失厌恶的解释相一致的，即因预期价格与预定售卖价格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消极的情绪反应。我们不仅仅对所属物有偏好，而且在以低于我们对物品的估值售卖它时我们会感觉很糟。
这种对损失的厌恶听上去酷似不安全型依恋，即个体不能忍受与所爱的人分离。
依恋关系类型中被判定为焦虑型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禀赋效应，他们会对自己的物品索要更高的价格”。他们不仅过分依赖于人，还对东西过分依赖!
甚至，如果他们想起过去让他们觉得焦虑或不安全的关系时，禀赋效应还会更加明显。与我们过往社交关系相联系的情绪会在我们的大脑中被记录下来，并在我们评价所属物价值时侵入我们的推理系统。
认知失调让我们免于用过去的失败反复折磨自己，正面错觉让我们始终充满斗志，自由意志让我们得到表扬或承受批评，判断决策让我们误以为能控制事态发展……没有这些认知幻象，我们将会被控制我们的潜在机制与加工过程的复杂性所压倒，无法再继续正常生活。归根结底，这是一件好事。
自我幻象在未来会怎样发展呢？因为毕竟是进化产物，它不太可能会消失，但很可能会产生变化。目前，世界总人口大约为70亿，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下一代人可能需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大部分人都会居住在超大城市中，每一个城市的居民至少有1000万，每平方公里至少居住2000人。凭借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人们彼此之间能够进行更便捷的交流，而即将投入应用的即时语言翻译技术将会摧毁另一道阻碍交流的高墙。我们能够想象出它们对个体自我的巨大影响，而在那个地球变得更加拥挤的未来，我们将会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自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