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两国的陆军一共进行了五次规模比较大的会战，分别是平壤会战、鸭绿江战役、金州旅顺战役、威海卫防御战、辽河会战。以上五场会战，除了辽河会战外，清军均是防御的一方。就兵力而言，日军的攻击部队在人数上并没有优势，甚至在多数时候还少于清军。此外，平壤的城高池深、鸭绿江的水深流急、金州旅顺的坚固防御、威海卫的森严守备、辽河平原的主场优势，都可为清军的取胜增添砝码。退一万步说，即使战败，也应该败得很有章法。
甲午战争中的日军野战部队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清军从七月二十五日和日军在成欢接战开始，不到三个月就丢盔弃甲600里，被日军一路赶过了鸭绿江；又过了五个月，清军不但失去了威海卫，连京畿的门户山海关也受到了日军的威胁。清军的战力为何如此不堪？情报不准、士气不高、后勤不力、将领谋略低劣、清廷不重视，这些都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清军制式武器的混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根据日军在平壤、九连城、缸瓦寨、辽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武器清单来看，清军一线部队的枪械种类十分杂乱，堪称万国牌的武器库。不仅有德制毛瑟、美制雷明顿、美制亨利、美制比堡迪、美制斯本瑟、美制温澈斯特、奥制奥必尼、英制士乃德、英制恩费鲁、荷制盖威尔、美制夏普斯、美制毛利、法制卡斯堡、清制雷管抢、清制抬枪、清制火绳枪等16种步枪，还有11000余件冷兵器时代的红缨枪、三叉戟安、长柄刀、三角剑等。虽然这些枪械半数以上是西洋新式的连发步枪，但其口径却多达12种。枪械如此，火炮亦是。
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 “炮则有格林、阿姆斯特朗、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油污，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中国海军兵轮所用指炮，如格林、克虏伯等，一艘必有数种，此炮指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重新取易，愈觉劳费，迟误稽延，多由于此。陆营兵士常持毛瑟，或持林明敦，或持快利等枪，临阵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鲁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认识，而仓促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
清造抬枪是清朝自制且数量最多的枪械，在日军缴获的清军枪械中，抬枪就占了60%
反观日军，一线部队使用的枪械品种很单一，均是口径为11.0mm的村田式单击步枪；7厘米山炮作为步兵的支援型武器，可按照需求随时分解重组，不似清军的野战炮那样笨重难移。两相比较，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中，谁的作战能力更胜一筹便显而易见了。
1894年，日本全国共有7个师团，士兵约12万，而清朝仅京畿之地的守备兵力就超过了11万
如此，不由地令人产生疑问：中日两国同时向西方学习军事，为何反馈出来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究其根本，还是两国对待西方军事科技的态度不同。
清朝实行的是“拿来主义”，不注重打造本国的工业配套体系。所以即使建造了诸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之类的军工企业、能仿造西方新式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创设新产品，也会因原材料加工能力的限制而陷入发展瓶颈，最终只能向西方购入军火，；沦为“买办国防”。
日本不同，自明治维新一开始，它就立足自主研发，着重打造自己的工业体系，走吸收消化的创新之路，上文所说的村田式步枪就是日本以法国1874年生产的M80型轻型燧发枪为基础，结合德国毛瑟步枪优点创造的。也正是如此，在19世纪末，日本在某些科技领域内已经比肩或超过了西方国家，如1893年日本火药技师发明的下濑火药，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首次投入实战，竟成了毁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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