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老爷判案。左三握笔者为“书记”？图源：《带着爱来中国》）
“大胆刁民，见到本官，还不跪下。来人呐，给我打！”矮矮肥肥的官老爷似乎被人挖了祖坟而咆哮发飙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只见他稀疏的山羊胡子因怒气而飘忽不定，四下颤抖，一块代表杖打次数的竹签已然被他抓取在手，倏忽之间，从公案前呼啸而出，直直地砸在瑟瑟发抖跪着的“犯罪嫌疑人”的脚边，“给我重重地打！”
中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洋帝师——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在中国西南地区旅行时，发现“一块平整的大石板上刻着这么几个字——屈死不告状”。这块石刻说的是，不到迫不得已，百姓是不好意思麻烦和打搅官府的。
原因包括几个方面：
一、古代中国人将司法诉讼看作是一件邻里纠纷的事情。这一点非常类似现在的《人民调解法》。有了纠纷，初时怒目相向，后来口舌相争，偶尔拔拳相向。实在不行，就找族长或长老去理论。日常生活中，国家根本没有也不需要设置警察，革命的生产生活，全靠自觉。可见中国人民历来是非常温顺和好管理的。
二、古代中国人将司法诉讼看作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什么？你吃了官司？”这句话基本就暗示这个人多多少少不是个好人，坏人才打官司嘛。现在，如果发生“民告官”的事情，群众的反应仍然会是惊诧，“这样都行？！”然后是点赞。如果“民告官”竟然成功了，群众更是喜不自禁，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就像最近被错误羁押27年后，发现是因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江西人氏张玉环，回到村里时，从后背穿到前胸，环绕一周，竟然悬挂一个洞房花烛夜或金榜题名时才会隆重使用的自制绸缎大红花！
三、古代中国人将司法诉讼看作是一件简单粗暴的事情。官老爷奉行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做法，即二话不说，先“各打五十大板！”想想白花花光秃秃的屁股，被木板或竹条暴打50下，早已皮开肉绽，人也被吓得魂飞魄散。告状？不是自取灭亡嘛。
但是，有些状，是必须要告的！
（跪着审。图源：《亲密接触中国》）
古代官员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他们学的和考的核心内容都来自四书五经。那些诗云子曰、之乎者也、摇头晃脑的风花雪月与百姓的柴米油盐、阵前的列阵厮杀、罪案的蛛丝马迹、庄稼的春种秋收又相去甚远。
然而，朝廷偏偏固执地认为，科举选拔的就是全能人才，他们均是全能型官员，肩负无限责任，既负责政府，又负责司法，又负责军队，又负责粮食，又负责税收，又负责水利，又负责宗教，当然还负责审案判案，真可谓一专多能。
因此，审案判案的公堂就是衙门。
（“各打五十大板”！图源：《花甲忆记》）
必须先熟悉一下衙门。
衙门一般是一个大的院落，这里既是官老爷上班的地方，也是他及其一大家子的生活区。
衙门正前方是一个大堂，后面是后院，人们常说的“后院起火”，指的就是这个“后院”。大堂包括正堂、前堂、后堂，正堂中央庄严肃穆地摆放着的，正是公案桌，因此，正堂即公堂。公案桌后面的墙壁开有一扇门，升堂审案时，官老爷直接从那扇门出入，节约了官老爷的宝贵时间和体力，考虑十分周全。要申冤或应诉的百姓则从两旁的边门进出。
（一片祥和？其实是衙门入口。图源：《中国乡村生活》）
公案桌上放有一个签筒，里面插放写着杖打次数的木片竹片，木片竹片上尖下平，上大下小，几乎是寺庙里求签用的竹签的大号版，像极了一片挨挨挤挤的茂密森林。“签筒摆放在右手位，签筒旁边还有一金属制大笔架”。
再了解一下断案。
官老爷队伍中，当然有通过买官鬻爵上位的不学无术之士，这种情况下，官老爷后面站着的、那个叫“郎中”、“师爷”或“师老爷”的人，就非常关键。
“师爷”大概源于古代幕府的宾客制度，从业者都是读书人，他们饱读诗书，了然刑律，精于人情，熟谙人心，但却科场失意，就到各级官府衙门去谋个职，混口饭吃。
当然，“师老爷”与官老爷并非主仆关系，二者地位相当，对于这些买官鬻爵上位的官老爷而言，“师老爷”的地位甚至高过官老爷，相当于官老爷的“老师”。
师爷在官府舞文弄墨，倒也与读书、文字没有全然划清界限。时机成熟时，仍然可以振作起来，上得科场，考个功名。
（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师爷。图源：《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
作为全能型的官老爷，四面玲珑，八方应酬，事务繁杂，加之总要削尖脑袋往上爬，几乎无心审案。
师爷代替包揽官老爷的执法职能，如果官老爷误解法令，出现差错或者明显出现扯犊子的判罚，师爷马上提醒。
官老爷审案还要看心情，“有时不为别的原因，只因法官情绪不佳，不管投状人是不是有关当事人，都打一顿板子。”由此可见，古代官老爷审案，基本都属于“先打后审、打了再审”。
（目测县令此时心情不错。图源：《一位美国工程师的中国行纪》）
再看衙役。
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公堂前方两旁，和公案桌前的官老爷一道，形成一个“凹”字形，实现对原告和被告的半包围。加上热情四溢的围观群众，则完全形成“回”字形包围圈，对原告被告形成极强的心理压迫。衙役们的嘴里“喂呜喂呜喂呜喂呜”不停嚎叫，配以一阵紧似一阵的、咚咚咚咚咚的鼓声，回音袅袅，绕梁三日，简直瘆得慌。
人手一根一人多高的木棒，是他们的必备道具，他们的道具也可能是“约4英尺长的竹竿，其3/4的长度被劈开，这样衙役在空中挥舞时竹片就会互相撞击，发出骇人的噼啪声”。
官老爷的脾气不好，衙役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本来工资就低，奖金没有，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又被某个上司要求意思意思，正窝着一肚子的火呢。这时，围观群众尤其那些弱势群体如顽童、长者、乞丐、残疾人等，就要非常留意脾气和心情都欠佳的衙役，注意他们手中的竹竿的走向，说不准它会落在谁的头上身上。
（看什么看！看我不抽你几鞭子！图源：《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
过堂是一次考验，但是过堂前的折磨更是令人望而却步。
告状必须要有状纸，即书面的讼词。
如果没有状纸，口说无凭，一概不予受理，直接轰出衙门。那些时候，百姓受教育的机会少，这就催生了一个不错的行业：“代写书信”“代写状纸”。由申诉人口述，先生“代写”。代写者多为高考落榜生，语义表达值得信赖，因此“家书抵万金”。
如果状纸在手，衙门口有专人先行审阅，看看是否达到基本格式要求，类似于如今医院里的“导诊分流”，对于那些有差错的或者无理取闹的，予以驳回，并狠狠地打一顿，让他们长点记性，轰出衙门。
达到标准的，则予以放行，进入下一步程序：师爷会收下状纸，把它折叠好，放在公案桌上，静候官老爷闪亮登场。
（衙门深似海。图源：《中国家庭中的儿童生活》）
告来告去，如果官老爷依然故我，误判严重，或者睁眼说瞎话、错得离谱，申诉人可以向上继续告状，即 告御状 ，直接向皇帝投诉。
皇帝专门设立7道屏门，每道屏门后均设有一面“正义鼓”，每面正义鼓设有专人护卫。百姓有冤，可以“击鼓鸣冤”。百姓敲击最外面的那个鼓，倒数第二个鼓那里听得鼓声，敲响鼓，以此类推，犹如击鼓传花，直至离皇帝最近的那第七个鼓也被敲响。
胆敢敲响正义鼓的，应该都是真有冤情，“情况属实”，否则查办下来不属实，惊扰了圣上，脑袋直接搬了家。所以，“在殿里如果响起申冤鼓声，许多大臣会心惊胆战，有的晕倒在地，有的甚至畏惧而死。”
告御状还有一个有效路径。
每年特定的时间，皇帝都会离开紫禁城前往 热河行宫 （现在的承德避暑山庄）或帝都南边的皇家猎场。皇帝经过的地方，务必事先清场清道，路上铺以代表皇家尊严的黄土黄沙，闲杂人等一律肃静迴避，临街靠路的店铺客栈一律停业，门窗紧闭，连各个路口都以2米高的草席遮蔽。如果发现路旁有非皇家队伍的人，随行的射手可以随时射杀。
但对那些有天大冤屈的百姓来说，这可是他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唯一机会。他们早早跪在路边，双目下视，眼光下垂，双手高举状纸，高过头顶，凝神静气，耳听八方，默默守候皇上的到来。“康熙皇帝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不会置之不理”。这样的话，告御状至少成功了一半。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包公式的、公正廉明的清官好官，百姓心中雪亮。在他离任时，一名或几名选举出来的、有地位有名望的百姓代表，前往衙门向该官员致谢，请求他把他的一双靴子留下，“像这样的一种请求，在地方官来看，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几乎不会拒绝它”。
随后，该官员的靴子在一场极为隆重的仪式中，被高悬在城门上。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自此之后，这双靴子一直高挂在城门之上，静静地见证那一段官民鱼水深情。
对于清官好官，百姓还有一种表达： “ 万民伞 ” 。这是一把巨大的、用红绸缎制作的伞。打开时，伞沿四周有一圈两英尺长的帷幔垂下来，上面用天鹅绒绣着准备这件礼物的核心成员的姓名。伞面上应该还征集有万人签名。此外，往往还有一些感人肺腑的诗词或名言警句，比如，“他因为爱，保护着我们”。
这种“万民伞”或许是百姓直白地表达朴素感情的锦旗的始祖，只是体制更加巨大，内涵更加丰富，与今日的“保护伞”不可同日而语。
英国人苏珊·汤丽在《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中写道， 慈禧 太后和光绪皇帝临幸河北保定时，特许当地百姓在其队伍经过时聚众围观。当地准备了不少万民伞，“'万民伞’通常都是丝绸质地的，颜色各不相同，可根据具体环境选择，不过黄色的'万民伞’只能用于太后或皇帝出席的场合。”这些万民伞上面有花朵和龙形的刺绣装饰。“花朵”应该是向慈禧致意，“龙形”无疑代表皇帝；或者，反之亦然？
无论如何，遥想当时清廷的境况，这些万民伞都是当地官老爷在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拍慈禧的马屁吧。
【注：文中使用所有语料截至清代。】
作者 刘小程
主播 大圣神功六王爷
编辑/后期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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