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1年第8期
@文/落白
最近，我偶然在朋友圈看到一段小学同学发的婚礼视频。画面里，新娘陌生又些许熟悉的面孔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想了半天，一个模糊的形象浮现心头，按捺不住好奇，我询问了发视频的这位老同学，她的回答印证了我的猜测，新娘正是我们共同的小学同学，那个叫梅的女生。
我再次点开视频，翻来覆去地看，身着白纱的新娘巧笑倩兮，新郎一脸笑意地看向她，任谁看都是一对叫人羡慕的佳偶。我忍不住分享视频给妈妈，她记性竟出奇地好，“我记得这个闺女，长这么好了啊！”妈妈打开了话匣子，“还记得你怎么因为人家被叫家长的吧？”她的话令我的思绪飘回过去，是的，我曾经为她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如今回想，更像是短暂三十年里的“高光”时刻。
梅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女生，身材瘦弱，透着一些林黛玉的气质。在学校，她没有朋友，因为与其他人有些不一样：她只有一只正常的眼睛，另一只是人工假眼。梅留着过肩的头发，长刘海被拨在额前，掩住那只特殊的眼睛。她也很少抬头走路，更不会直视别人，从来都是深深低头，只看脚下的路。
孩童时代表现出的“恶意”，有时是令人悚然的。我的同学们对她既害怕又排斥，胆子大的同学喜欢嘲弄她。有男生当众问她：“嘿！你眼睛是狗眼做的吗？”梅从未回答，在一片哄笑中头恨不得埋进书桌抽屉里。也有女生缠着梅要求她梳起头发，展露一下“真实面目”。梅装作没听到，有女生猛不防凑过去掀她的头发，梅只得惊慌地不住用手把头发都捋到前面来。
二十年前，对师生而言，“校园霸凌”的概念都完全没有听说过。所有人只觉得不过是开个玩笑，何况，梅自己也并未表现出特别激烈的反应。
我不是捉弄者，而是旁观的一员。对这种所谓“开玩笑”，我既不觉得过分，也不觉得好笑，我只觉得没什么意思。
一天上体育课，同学们在热身，准备 百米赛跑 。一个男生看到梅走过来，忽然发问：“你也要跑吗？万一跑着跑着眼睛掉了可咋办？”他笑得几乎岔了气，同学们跟着捂着肚子笑。梅没有说话，低头默默离开了操场。体育老师大声制止大家嬉笑，催促着开始跑步，但也没有阻拦梅离开。
课上到一半，我返回教室喝水。隔着窗玻璃，看到梅瘦小的身体趴在书桌上，背部有节奏地耸动，抽泣声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一刹那，我内心升腾起一种无法言状的东西，只觉得内心发酸得难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另一个人产生深刻的共情。
那天，我没有走进教室。之后，我主动与梅讲话，和她成为好朋友。我是一个早熟且性格泼辣的人，自觉担当起保护她的责任。每当有同学嘲弄梅，男生的话，我追着对方打，女生的话，我就冲着对方骂。他们几乎都败下阵来，只敢对着我俩挤眉弄眼，再不敢说出过分的话来。
有一天，我和梅趁课间去小卖部，学生挤了一屋，我们不小心碰到其他班的男生。他恶狠狠瞪了我们一眼，忽然指着梅大吼：“你不就是那个独眼龙吗？出来买东西还是出来吓人？”我感到梅的身体僵住了，她呆呆地一动不动。
愤怒令我失去理智，竟然扑向面前这个比我高一头的男生。好在他虽然个子高，但没我重，我成功扑倒了他，骑在他身上 没头没脸 地挠。周围人自动让出一个空地，看着他被我压制得动弹不得，连小卖部老板都安静地围观。
我挠累了，站起来拍拍灰土，拉着梅往外走，学生们自动让出一条通道，那一刻，我目不斜视，头也不回。等我冷静下来，已经在校长办公室了。我被留校，被叫了家长，尽管我滔滔不绝地论证自己是在行侠仗义，最后仍然被惩罚打扫两周的卫生。所幸，妈妈并没有真的生气，每天放学后，梅也留下来与我一同扫地，我们说说笑笑，并不觉得是在受罚。
后来，我和梅的人生轨迹变得不同。我离开家上学，她初中辍学外出打工，我们失去了联系。如今我在异乡工作，她在老家结婚。时隔多年，看到她在婚礼上笑得那么灿烂，我觉得很安心。胆小的女孩有了别人保护，希望她永远幸福快乐。对我来说，那段心怀质朴的正义感，并为捍卫它而付出行动的日子，也是我最宝贵的时光了吧。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责编：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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