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传递效益是指父母“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的社会现象。这种权利的世袭性,让整个社会毫无公平可言。
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一些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这些毕业生的就业境遇,验证了诸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中国古语。
这样的说法,源自于落后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那样的年代,封建家庭伦理资源对人的发展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讲求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夫荣妻贵”、“封妻荫子”之类的封建的影响,还依然存在着。[1]
父母学历高、职业好,会让子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更有利,这样的“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显然,这样的“关系和权力”,就是这些毕业生们的“家庭资本”。而这种由“家庭资本”引起的“代际传递效益”,破坏的就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家庭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资本(父亲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父亲文化水平)和经济资本(家庭年收入)。而家庭资本对子女的发展影响,却又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从中国社会资本的构成来看,主要是家庭、单位、学校等要素。而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特别强调家庭和血缘关系,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
也就是说,尽管表面看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较为复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延伸的半径较小,并不容易形成更大范围内相互之间的认同和接纳。家庭与血缘关系的短半径的幅射,就造成了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联系较紧的后果。而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腐败,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而当前出现的“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现象,就是“家庭资本”产生的负效应。
“家庭资本”产生的“代际传递效益”,让出身阶层不同的毕业生们在个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机遇上,失去了基本的公平与平等。[1]
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人员,子女工作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
在许多国家,这种“代际传递效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父母总是愿意为儿女付出,并且不惜耗费自身的一切。不管是贫困家庭,还是富有家庭;不管是从事技术管理工作,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父母都是靠昨天的汗水获得了今天的可支配资源(金钱、教育背景、人际关系),以此来换取儿女未来的美好,大体是无可厚非的。
但如果父亲是局长,儿女可以轻松地找到好工作,哪怕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未必符合这份工作的要求。这就是真正的不公平。因为局长老爸拥有的是权力,而权力带有极强的扩张性。在老爸的提携和授意下,儿女的职务提升一路顺风。等儿女的职务达到一定地位时,儿女又可以用权力帮扶他的后代。权力随着“出身”而世袭,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增效应。
由权力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与财富(合法途径获取)、教育背景甚至某些人际关系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最大区别在于:财富、教育背景甚至某些人际关系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毕竟属于该家庭的父母所私有,进行的是基本对等的市场资源交换;而权力决定的“代际传递效益”,权力明明是民众赋予政府行使职责的公共资源,却被某些官员滥用于私利,是零成本的无偿权力交换,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最大的不公,必须被封杀。[2]
首先就要破除漫长的封建社会留下的那种落后的家族思想意识,让社会融入更为开放文明的先进文化,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还是要把把公民的权利落到实处,通过法律制度,来确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家庭资本”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或矛盾。只有不断消除“家庭资本”的负面影响,才不会再出现“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样的现象,才能形成更加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就业与发展环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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