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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路，早年称为毕勋路（RoutePichon），曾经是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小马路。大体呈南北走向，北起淮海中路，南至岳阳路、桃江路相交，全长815米。
1902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以法国驻华公使名命名。1914年上海法租界大扩展时划入界内（称之为法新租界）。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法租界，将其以山西省地名改名为汾阳路。
1947年的汾阳路状态
我主要是以图片和一些大多数人没有写到或没有写详细的内容为主，有些地方就点到为止吧。
如今的上海音乐学院
新落成的上音歌剧院
现在成为专家楼的老建筑
首先我们从汾阳路的起始段音乐学院开始，在去年为瑞金二路文化中心整理南昌路活动时，我了解到南昌路的东端原来的陶尔斐斯路上曾经是国立音乐院的发源地，这是源于上海音乐学院部分师生为了纪念音乐学院诞生90周年而进行的一次追根溯源的活动。
应该说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活动，使大家能够理顺上海音乐学院的来龙去脉。
萧友梅
根据他们的追溯，1927年间在北京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萧友梅博士找到时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的蔡元培，提议创建一所国家级的国立音乐院，得到了蔡院长的支持，在他的奔走下，政府通过了萧友梅提出的创立国立音乐学院的计划。于是租用上海陶尔斐斯路56号一栋二层楼的建筑里创办了最早的国立音乐院。
当然为了显得更加正统和招生时更加有号召力，于是蔡元培担任国立音乐院第一任校长，而萧友梅作为“音乐院筹备员”，制订了极为详尽的办学计划（包括招生人数、筹建校舍、经费使用等），建校后萧友梅为教务主任。
显然在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年代音乐这个专业不被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称为图工操唱。
国立音乐院迁徙的轨迹
可以说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女学一门美术课今后还有相关的职业可以养家糊口，而音乐毕竟还是一种较为高雅而又虚无缥缈的艺术，人们对于它学成后的就业状态都不了解，所以第一期的招生并不理想，经过考试仅录取了23名学生。办学没有学生就少了经费的来源，于是没多久就因为经费问题而不能及时缴纳房租。1928年2月被迫迁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两座洋房（据师生们的追溯是目前东湖路一侧的“大公馆”绿地范围内），8月又迁至对面的毕勋路（今汾阳路）。由于学生增多，学院每月经常费加至5000元，但是财政仍然十分紧张。1929年6月，学生因宿杂费问题和校方发生冲突而罢课，并激发了学潮。萧友梅因此事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国立音乐院宣告停办。
之后由于战争等因素学校有过多次更名和转移，详情可见傅应明写的一篇博客（注1）。而目前作为艺术类院校一直是历届考生们追捧的对象，甚至于学龄前学一门音乐艺术也是家长们育儿的重要选项。
充满焦虑感的家长和临阵擦枪的小学员
接着应该就是汾阳路45号的丁贵堂住宅，人们对此引起关注应该是源于邬达克热，如果没有对邬达克设计的所有建筑挖掘，这个隐没在绿茵之中的建筑很少会有人去关注和探寻。
这是目前汾阳路45号的整体范围，显然宾馆的主楼是新建的建筑物，在它的边上可以看到原来作为海关宿舍的小木屋。
1947年的地图上没有目前宾馆的主楼。
这才是邬达克设计的花园洋房住宅
这是一幢西班牙建筑风格的独立式两层楼花园住宅。建于1932年，由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中国大陆公司承建。该建筑1989年9月25日核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汾阳路上的刀片楼
也许是因为道路的走向的问题，汾阳路上不少建筑呈现出三角形这种异形的结构，所以特意拍摄了一部分这种建筑形态。
汾阳路上有一栋外立面棕色泰山砖的美式建筑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其实它是相当有历史的建筑，它是承载了上海电信事业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这就是汾阳路61号，原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这是1931年美商电话公司建造的毕勋路自动电话交换所(今汾阳路电话分局)
1937年拍摄的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毕勋路（汾阳路）交换所大楼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在1900～1930年期间上海的电信业务基本上控制在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旗下，而到了民国19年8月5日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接盘了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的东区、中央、西区、北区、路升、虹桥、毕勋7个电话局所和正在进行土建工程的福建、汇山、敏体尼、毕勋、北区、西区6个自动交换所局房。民国20年8月～21年3月26日，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先后建成并开通汇山交换所（今长阳路分局）、毕勋交换所（今汾阳路分局）、福建交换所（今福建路分局）、敏体尼交换所（今云南路分局）、北区交换所（今海宁路分局）和西区交换所（今泰兴路分局）6个旋转制自动电话局所。在6个新局所开通同时，中央交换所人工交换设备，西区、北区、毕勋人工交换所和东区自动交换所停用。
从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到民国20年毕勋自动交换所等一批的建成实际上不单单是一家公司吞并了另一家公司，而是整个电话交换机的升级换代过程。大量的人工交换机的停用，打电话不用人员在机房里根据客户的需要来接线，大大减轻人工，同时又增加了电话接通的效率。毕勋路自动电话交换所就是这个电信史上变革的直接见证者。
有意思的这里现在还属于中国电信的一部分，所以我家常常还会接到这个地址打来的服务电话。
再讲一个很多人不一定关注到的老建筑，这就是目前人气爆棚的五官科医院的深处有一个遗留的老建筑。
在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深处目前还留有原三德堂及水塔，这就是院内的10号楼，该建筑建于1942年。建筑具有法国现代派简化的古典主义风格特征。建筑主立面对称构图，在横竖两个方向均做“三段式”划分，外立面多处有弧形墙面造型，西立面还有层层收进做法。
南立面室外大楼梯直接通至二层入口。窗间使用简化的装饰性壁柱，且二、三通高，四层单独使用壁柱，柱径减小。壁柱为方柱，上有凹槽，但柱头花饰被大大简化。五层中部退后，形成屋顶平台。两端立面采用凸窗，上下贯通。建筑上的古典装饰被大大简化甚至取消，体现出现代建筑思想的影响。室内外局部装饰具有艺术装饰派特征。
那个水塔也很有意思，造型简洁，带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几何形装饰。
而三德堂的外面就是曾经的犹太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上海太多数英籍塞法迪犹太商被作为敌侨拘禁。上海俄籍犹太人正式接管圣裔社医院，并迁往毕勋路(今汾阳路)．改名为“上海犹太医院”，医院所在的房产原属天主教会，后来被波兰外交使团占用。1942年因战争而空关．犹太社团化钱租下．改建成医院。目前由于医院的不断拓展，大部分建筑已经拆改，而已经成为五官科医院一部分的三德堂（10号楼）和水塔在重新意识到历史优秀建筑的重要性后列入名册后得到保护。
当然汾阳路上还有最近正完成整体装修的150号“上海沪剧团”，关于汾阳路150号花园住宅，昵称“王阳明66”的邱力立先生写了一段相当有意思考证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后浏览。
同样汾阳路79号的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故事也已经广为传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看照片为主。
汾阳路最末端就是有普希金铜像的三角花园，详情敬请点击：三角地三角花园以及三角场五角场
注1：国立音乐院沿革
建立国立音乐院 1927年11月建立于上海。创办人为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长的蔡元培。由蔡兼任院长，肖友梅任教务主任。不久，改由肖友梅任代理院长。该院建院章程中曾提出“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国乐”的宗旨。学制和课程设置，大体上仿照欧洲音乐院校。1928年秋，设预科、本科、专修科，分理论作曲、钢琴、管弦乐器、声乐、国乐五组。实行学分制，设有选科，分高、中、初三级。建院后至1929年7月，曾出版院刊三期。
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1929年9月，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肖友梅。1930 至1937年，黄自任教务主任并教授作曲理论、音乐史等课程。教师多为欧美留学归国的音乐家，也有不少外籍人士。1929年11月至1933年底，出版校刊（第三期起刊名《音》）39 期，报导学校情况，发表少量文章和音乐作品。1930 至1931年，出版音乐期刊《乐艺》六期。1934年以“音乐艺文社”名义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四期。
羁留上海期间，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羁留上海，校址迁入租界，有不少师生到后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学校被汪精卫伪政权接管，改称国立上海音乐院。这时—部分师生离校另办—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成立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1938年后，重庆和西南诸省聚集了不少上海国立音专的师生，及北平（今北京）等地的音乐家。1940年1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集中—批音乐家，在重庆青木关成立国立音乐院。最初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代理院长，1941年秋杨仲子任院长；1942年，陈立夫曾—度兼院长；1943年后，由吴伯超担任院长。应尚能、李抱忱、陈田鹤先后任教务主任。建院初设五年制专修科和实验管弦乐团。专修科分国乐、理论作曲、声乐、键盘乐器、管弦乐器五组。1941年曾办音乐教员讲习班。1945年增设十年制幼年班。
成立松林岗国立音乐院分院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其中教师也多半是原上海国立音专师生）1942年结束，教育部将其接收后成立国立音乐院分院，1943年迁重庆松林岗（今璧山蒲元梯子岩），院长戴粹伦。
迁并 国立音乐院本院和幼年班，1946年分别迁南京和江苏常州，1950年春迁天津，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上海中华音乐院和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音乐科等合并，改组建成中央音乐学院。
松林岗国立音乐院分院，1946年改名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迁上海，将原在上海的两个音乐院校并入该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改建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分院，后改称上海音乐学院。
注解1的文字来源于傅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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