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坊间的传说中我们可以获知，此建筑是邬达克馈赠给孙科的礼物，显然在近年来邬达克热的状态下，又给大家增添了不少探寻的理由。
应该是上世纪30年代，对上海，对它的子民，对一个叫作拉斯洛·邬达克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是因为，历经10个春秋，上海彻底地进入了它的黄金岁月；那是因为，拉斯洛·邬达克脱离了克利洋行独自在上海滩打拼已经不下五年，他的一些重要的建筑设计已经一一地展示在上海的天空下，譬如焉息堂，譬如卡尔登大戏院，譬如诺曼底公寓，尽管他还没有迎来自己的黄金岁月，但是已经为期不太远了。
准确地说是1929年与1930年之间，邬达克正同时精心地设计并建造着两个建筑，对他来说，这两个建筑都非同寻常。而就在此时，邬达克却遭遇了资金危机。尽管没有更多资料来详尽解说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但是倘若邬达克让这个危机继续下去，那么，他便无法将自己最心爱的建筑之一慕尔堂圆满完成。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邬达克的一个中国朋友伸出了援手，这个中国朋友便是其时中国政界十分著名的人物，他叫孙科，孙中山先生的长子。
历史同样没有详尽地记录这次援手的种种细节，但历史确切地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感谢这次援手，邬达克先生将原本自己设计并用来自己居住的别墅，以几乎是一个馈送的价格转让给了孙科先生。
于是，诞生于1930年的这个古堡般的建筑便不叫邬达克住宅，而叫孙科别墅。
它坐落在现今番禺路60号，当年这条马路叫哥伦比亚路，而邬达克本人则在对面重新建造了自己的寓所，也就是现在的番禺路129号。孙科别墅的另一个进口则是原来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延安西路1262号，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则迁入市郊新址。
这栋建筑属于砖木的结构，有着1051平方米的建筑当量，形体与立面有着足够的丰富和复杂，它的立面风格是混合式的，先是有尖券拱门洞三个，在底层不慌不忙地敞开着，透过这三个尖券拱门洞，你又能目睹里面的圆拱门洞，也以三个数量呈现着。
视线向上移去，便见到二楼更为丰富的立面：有一个带着铸铁围栏的阳台，呈现在二楼中央；阳台后是四扇落地大窗，左右两边一一地展开，落地窗的上部都是圆拱；有三根陶立克柱子被邬达克颇具心计地放在了四扇窗子之间，它们再次丰富了二楼的整个正立面。
三楼耸立着两个假三层的天窗，随后是数不胜数的红色筒瓦，很西班牙的一一地进入了视野。
左边底楼有拱门两扇，圆拱上有一起一伏的装饰。二楼，有竖窗三扇，竖窗与露台之间，呈现着做工相当精细的檐口；右边，凸出着与左边完全不同的结构，它的上下三层均为不同几何形体，而在退缩的三层圆顶一边，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一种烟囱。
这样，孙科别墅的平面，邬达克使用了局部的古典主义对称手法，而整个形态则采用的是现代主义的非对称布局。
专家对此栋建筑的表述为：如果从平缓的屋顶、红色筒瓦覆盖和讲究装饰的檐口等处看，这幢住宅似乎应属西班牙建筑风格；假如从多变的窗框形式，包括平拱、弧拱、圆弧、巴洛克弧线、正立面门窗轴对称、底层排列3扇尖券拱门以及壁炉顶上的烟囱结构看，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形式；再从简洁、明快的外墙面看，又是美国近代建筑风格；住宅还有传统的中国建筑元素，典型的中国式庭院……专家们因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孙科别墅是一幢西班牙风格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相混合的建筑，其特点是将不同的建筑风格，恰到好处地融入一幢建筑中。”
内部空间
如果我们从别墅的后门进入，那抬头所见的是一扇古朴、厚重的大门，门楣逐渐地收进，产生了一种美学上的透视效果。推门而入，最为惹眼的是一地的黑白相拼马赛克，上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的上海气息由此扑面而来。
然后一路缓缓而上到了二楼，老上海的气息越发的浓重，柚木的地板，有十二分的古雅，那上面花纹，是上世纪的再次回光返照；楼梯间的铸铁栏杆，那上面的奇妙的花纹，让你寻思到了巴洛克的年代，或新艺术运动之后的装饰艺术派风格，所谓的阿达迪可风格；楼道两旁有高高的柚木护墙，护墙上有凸出的花纹，这些花纹有多样的组合，在精巧中也凸现了当年邬达克的心思。
二楼门厅处，让你视觉受到惊奇牵引的是，墙上的壁龛，那壁龛有着尖券的特征，这是邬达克对楼内风格化的企图之心。过道上的尖券装饰尤为引人注目，那里除了三个尖券门洞之外，还有两个爱奥尼小柱作为点缀，它们除了起到支撑作用，一下子又将时光拉回到古罗马时代。
二楼有数个大房间作为生活空间使用。
向南对着大花园的那个巴洛克式的阳台里面，可见落地钢窗，落地钢窗上的那个把手，还泛着82年前的那份光彩；地坪，是82年前的时尚产物磨石子（镶嵌铜线），墨绿的色调加上小黑方块在其中的构成。
再往上走还有一个类似于假三层的空间，其实这个空间也不小，室内的层高和布局完全没有压迫感，而且视线极为良好，甚至于可以眺望东西两侧的大量空间。
应该说我们也是一批有福之人，试想一下如果换做80多年前这样的名门豪宅普通的民众怎么可能到里面窥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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