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是一本临床实录，仲景把所见的都写进去了，由于时代不同，他只能用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现代人怎么破解，虽不容易，但若紧贴临床，有时仍可见端倪。如果再像古代注家那样，注来注去，终究无益。正如陈瑞春说的，“总是希望把《伤寒论》说得更透彻一点，说得更明白一点，有时候不免为注而注，失却了注疏的本意。”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临床，持历史观点去看待仲景的条文。
《伤寒论》条文有15条均是仲景告诫不可妄用烧针、温针、火熏、火灸、熨等治法的。仲景用了这么多的篇幅，可见此等方法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方法。此外仲景指出的“汗、吐、下”其实不是今天我们常用的“汗、吐、下”，那时的“汗法”常是“以火迫劫之”“熨其背”等；“下法”则是“以丸药下之”等；退热常是“以冷水潠之”（第141条）。这些原始的治疗方法大多以“外治”为主，颇为粗暴、野蛮，而且此等方法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如第6条仲景提出：“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同时此等治疗方法往往超出当时人的生理、心理承受能力。2015年4 月14日《广州日报》题为“未杀癌细胞，先杀脑细胞”的报道说：“癌细胞在42℃的高温持续烤半小时，会把癌细胞烤死。”专家说：“全身达到这个温度大脑会烧坏。”
到了仲景时，才大力推行煎剂（汤液家），规范了“汗、吐、下”等治法。应该注意到上面所说的15条条文中明显的心因性病症占了9条之多，如惊痫、惊狂、奔豚、惊、胸烦、谵语等，仲景称这些病证为火劫、火逆、火邪等“坏病”。
古时有病很多时采用“汗法”，当时是怎样“以火迫劫之”的？《黄帝内经》有“渍形以为汗”，怎样“渍形”？可能是一种加温浸泡的外治法。另《灵枢·痈疽篇》：“发于胁，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锉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治疗痈脓，也是用熏蒸的方法发汗的。仲景是反对这种治法的，正如第85条：“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而这种熏蒸方法是：“强饮厚衣，坐于釜上。”釜不是盆，釜下面仍有火，这样温度不好控制，病人存在心理压力是必然的，引发癔病性抽搐（痉证）也不奇怪。（编者按：除了心理因素，个人认为跟过汗造成大量的津液损失也有很大关系）
《汉书·苏武传》载：“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这段文字再次说明当时“火迫”等治法的流行、滥用。苏武自刺，伤到什么程度没有说，但也用“火迫劫”并且还“蹈其背，以出血”苏武当然承受不了故“气绝，半日复息”。
陈寿在《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载华佗的一则“以冷水潠之”的“成功”案例，足以说明当时此类外治法的流行：“有妇人长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会战欲死，灌者惧欲止，佗令满数。将至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佗乃使燃火温床，厚复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所以这些治法造成奔豚，“剧则如惊痫，时瘈疭”是时有发生的，甚至“促命期”，与现在的灸法、温针等不同，当时未有不锈钢毫针。针具较粗，把针烧红扎进肌肤，做成“核起而赤”是必然的了。
此外，仲景条文中很多“汗法”引起的不良反应，有些未必是“汗法”本身的误用，而是“汗法”中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例如第64条：“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我看这条的发汗过多，必定是麻黄剂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患者对麻黄剂的耐受力问题而出现的副反应，甚至可能诱发基础病。因为发汗药中，没有任何一种药会影响心律、心率的，只有麻黄才会。而桂枝是可以减轻或抵消麻黄这一副作用的，所以仲景在使用麻黄时，尽量与桂枝同用。仲景用麻黄有26方，其中用桂枝的有14方，占其大半。在桂枝剂中又可以看出桂枝是治心悸的一种良药。同样第88条，“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与禹余粮丸”。“恍惚心乱”我看未必是如注家所说的发汗过多，阴液耗损，尿源不足，也极可能是麻黄之弊。据我的临床观察，麻黄对部分老年男性的患者会造成小便不利，这是否可能与激发前列腺肥大有关？虽暂未见有相关报道，但值得引起注意，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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