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不单是喝酒了事，还有行政权、司法权和地方精兵的上收

宋太祖自从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虽然去掉了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但还有一块心病在持续困扰着他，那就是五代以来轮番上演的兵变惯性，那些猛将一旦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或者盘踞地方，很容易拥兵自重，甚至取而代之。为此，他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安稳。如何杜绝此类事件的重演，是他的当务之急。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条记载，一天，赵匡胤召来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意思是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换了八姓十二个皇帝，弄得兵革不息，生民涂炭，倘要息兵养民，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有什么好办法呢？

赵普回答说：“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无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这些祸乱，原因无他，只因藩镇权力太大，君弱臣强而已。如今要长治久安，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管齐下，天下自然安定。赵普话未说完，宋太祖连连称善。于是，立即实行这三项措施。

一是稍夺其权。先从较疏远的将领开始，首先是张光翰、赵彦徽分罢侍卫亲军司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然后是慕容延钊罢殿前司都点检，殿前司都点检一职也从此被废除。接着是韩令坤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些人虽然被罢去军职，但都作了较好的安排，一律安排到各地任节度使，大都加使相头衔，给予了极高的待遇。

接着，宋太祖把收兵权的范围扩大到其他高级将领，尤其是他亲近的义社兄弟。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起来。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太祖支开左右，说：“若非你等出力相助，我怎能有今日？你们的功德，我铭记于心。只是今日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太祖答道：“其中缘由极易知晓，做天子如此风光，天下谁人不想？”石守信等人听到皇帝话中有话，顿觉气氛不对，均表示如今天命有归，无人敢怀有异心。不料，太祖却说：“纵使诸位无异心，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之心。他们都知道臣子一旦被猜忌，后果很严重，便请太祖指点明路。太祖见时机成熟，直截了当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又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如此，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

石守信等人跟随太祖多年，深知他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二天，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书，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太祖十分高兴，立即同意，赐予大量金银财宝，授予他们节度使官衔。之后，太祖又与这些将领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弟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没有屠杀功臣，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

然而，上述措施只是消除了中央禁军构成的威胁，而对来自地方节度使方面的威胁并没有形成制约。所以，宋太祖随即开始削弱藩镇，也就是节度使们的权力。

大家都知道，所谓兵权，不单单是几支军队、成千上万的士兵，最关键的是在辖区内一军独大，人财物、公检法一把抓，这样才会蓄积成与制衡中央、甚至分庭抗礼、与皇帝争夺天下的势力。所以，夺节度使的兵权首先是要削弱节度使对辖区的控制权。建隆三年（962），宋太祖着手在各地设县尉，负责城乡治安及诉讼，渐渐剥夺了藩镇的治安及诉讼权；乾德元年(963)，开始从中央派遣朝官分任所属各县的知县，这是以朝官任知县的开始，此后，以朝官、京官掌县事，称“知某县事”，简称知县。这些知县因为本身级别较高，又来自朝廷委派，如同钦差，敢于与节度使抗衡，削弱了节度使对属县的控制权。（以朝官、京官掌县事，即高配的，称知县，以其他方式选拔上来的，称县令）又在各州设置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一起签字方能生效。通判奏事还可直达皇帝。所以节度使的权柄就轻了。至此，完成了赵普建议的稍夺其权的构想。

二是制其钱谷。自唐代中叶设置节度使以后，节度使不仅掌握兵权、行政权、司法权，而且所有赋税收入全归节度使，称为“留使”、“留州”，很少向中央政府缴纳。有时向中央缴纳一部分，不过是稍事进贡而已。乾德二年（964），朝廷下文，自本年度起，各州每年所受民租，除日常开支外，其他征收的钱也好，粮食、布帛等实物也好，全部送往京师，把节度使的财权收归中央。为进一步落实新政策，中央专门向各地委派转运使，负责征收钱物的运输。从此，节度使的财政权才又收归了中央。

三是收其精兵。据《宋史》记载，乾德三年（965）八月，宋太祖下诏：“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代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给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

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中央，作为“禁军”；二是选择部分强壮的士兵，作为选送中央禁军的兵样；三是后来把兵样代以一定长度的木棒，要求各地招收木棒高度的士兵，委托各州安排专人训练他们，训练成精兵后，送到中央。这道方案的主旨就是要将各道节度使，各个州郡所属军队中的身强力壮之兵，选调到中央禁军，从而达到加强中央武力和削弱地方武力的双重目的。同时，地方还负责为中央训练精兵。地方只有训练、选送禁军的权力，没有领导、使用禁军的权力。各地的地方军经过这样严格挑选以后，剩下由地方政府直接管控的军队叫作“厢军”，他们 人少、个矮、待遇差、基本无训练，主要负责公益事业，如修路、救灾、运送物资等，同时维护地方治安。这样的军队连小股土匪都挡不住的，自然不能抗衡中央了。宋太祖最终消除了节度使以兵权篡夺政权的危险，达到了集权于中央的目的。从此，节度使实际上只是礼遇很高的州(府) 级行政长官，与刺史、知州(府)在职权上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每有节度使空缺出来，太祖就叫文官去接替，后来的节度使，基本都是文官而非武将了，因此，节度使不再是独霸一方的藩镇，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