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以武功定天下,故太祖大封功臣,给予高官厚禄、封妻荫子。有明一代,武官世袭受荫,免除徭役杂派,在经济上更是一直享受较为丰厚的物质待遇。但这些功臣居功自傲“上僭制越礼、下鱼肉乡里”,对此朱元璋曾数次颁布诰敕予以规劝,然效果不甚理想。为巩固皇权,稳定社会,朱元璋在加强军权控制的同时,也在寻找时机对开国功臣集中清理,者便是“蓝玉案”的重要背景。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朱元璋宣布撤销大都督府间质,改设前、后、左、右、中军都督府(即五军都督府),分领天下都司卫所。各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不相统属,互为牵制,在与兵部分“统军与管军”分工协作。
“明以兵部掌兵权,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合之则呼吸想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征伐则命将充总兵,调卫所军领之;即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军政大权悉归于皇帝。
从大都督府到五军都督府的改革,虽然都督府的最高统兵权得到了保留,但失去了调兵之权,仅能对卫所的官兵进行日常的管理,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兵部的命令。兵部也因为主管国家的军政事务,又被称为“枢部”,负责军队调遣、军官选取、考核军队的籍册等,权力日重。
《春明梦余录》中对此也做出了评价“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朱元璋以兵部对都督府、都司及卫所职权的侵夺程度。自此五军都督府及其所辖各都司卫所,逐步变成了一个对卫所的日常管理机构,兼军事组织管理职能与行政管理机构,从军事机构的设置角度上来说,武将对皇权的威胁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或许不出意外的话,“蓝玉本可不用死”。
蓝玉,安徽定远人,为常遇春内弟,因“临敌勇武,所向皆捷”,积功升为“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随傅友德进攻四川、五年随大将军徐达征伐北元,在随沐英收付吐蕃、十二年获封永昌侯、十四年征伐云南、二十年于辽东收服蒙古贵族纳哈出再立奇功。
并于洪武二十一年三月,配征虏大将军印,率15万大军,对蒙古大东进攻,获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15万余,同年十月北元汗及太子均被杀死,经此一役北元一蹶不振。当时蓝玉的捷报传到京城时,朱元璋大喜,赞蓝玉比汉之卫青、唐之李靖,封凉国公。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蓝玉再擒建昌起兵反叛的前元旧将月鲁帖木儿父子,被封太子太傅。
在平定北元的过程中,蓝玉从北边打到南疆,从西北到东北,居功至伟,可以说蓝玉是继徐达、常遇春之后最有军事才能的大将领。
浸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
战功赫赫却不学无术,蓝玉居功自傲的心态便日益突出,违法乱纪,目无国法、王法甚至皇权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如他在捕鱼儿海大败蒙古人后,霸占了蒙古王室妃嫔,这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再如私派家人到云南等地贩卖食盐,扰乱地方秩序,破坏国家盐法......
这引起了朱元璋极大的不满,同时也多了几分对武官的担心,这种担心开始萦绕在朱元璋的心头,他开始思考,“设置五军都督府,使军政大权悉归于皇帝,这是否还不够!”原本在“胡惟庸案”朱元璋已经清理了一批勋贵,但蓝玉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朱元璋下定决定清理最后一批淮西旧臣。
加上这个时候,也就是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年幼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了新的皇位继承人。此时的大明王朝面临着新的考验,在风雨中朱元璋深深感受到来着蓝玉对皇权的威胁,为保证朱家江山顺利交接并平稳过渡,他痛下杀手,欲留给皇太孙一个稳定平安的天下。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初四蓝玉,夷灭三族,并以此为契机,对淮西勋贵及其子弟、军事新贵等加以清洗。共牵涉2万余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如果是胡惟庸案之后,淮西勋贵除带兵打仗外,不再担任职务,那么蓝玉案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淮西勋贵势力已被朱元璋完全铲除,来着开国功臣对皇权的威胁已消除,军权也完全落在同姓藩王的手中。
当然,来着这些勋贵的威胁被清除了,同姓藩王对皇权的威胁的新问题也跟着诞生,只不过这是朱元璋去世之后的事情。
参考文献:《明史》、《明太祖实录》、《春明梦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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