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皇陵，难以深究

2021年4月，山东济南东郊的一处建筑工地发现12座元代古墓。专家通过陪葬品的文字记录，确定为元代晚期的郭氏家族墓群，其中11座有着造型精美的砖雕壁画。

尽管郭氏家族墓群是山东已知砖雕壁画墓中最大的一个，但与内蒙古集宁路古城的发现一样，同属元代民间墓葬。民间墓葬的信息量有限，远不比皇亲贵族的陵墓。

一座皇陵对于考古专家研究其所属朝代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可惜并非所有朝代的皇陵都能被轻易发现，尤其是奉行密葬的元朝。

孛儿只斤氏统治的元朝国祚虽然不过百年，但自忽必烈定国号元之后，到底是历经了五世十一帝。哪怕算上追尊的成吉思汗等四位先祖，元朝这15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始终成谜。

皇亲贵族的陵墓内除了金银财宝以外，亦不乏对后人而言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比如明定陵出土的金丝翼善冠、海昏侯墓里出土的五千片竹简，及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金缕玉衣等等。

文物之所以价值连城，不只是因为它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更因为这是后人了解当时历史状况，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依据。元朝陵墓出土极少，后人想要了解历史真相也无从入手。

重武轻文，史籍欠奉

唐宋以提高百姓文化素养来稳定国家，元朝统治者则是生在马背上的民族，虽然足够骁勇善战，可对文书记录、史籍并不重视，朝廷中的史官缺乏动力更没有权利详实记载元史。

元朝大部分地区的管理者都是蒙古帝国的贵族，贵族们自认无需遵从和学习汉家文化，使得蒙古贵族与中原儒士之间难以凝聚，百姓在蒙古贵族的管理下苦不堪言。

元朝统治期间，社会各界地位发生剧变，排在第一的自然是官，二是吏，三是僧，排列下来第八是娼。曾被中原王朝重视的儒家则排第九，仅仅高于乞丐却连娼妓都不如。

中原百姓及儒士对蒙古贵族心存仇视，文人墨客在重武轻文的风气下被视为不务正业的下等人，愿意书写这个外来民族历史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但这并非元朝历史文献缺乏的唯一原因。

忽必烈立志一统天下，统一文字便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于是忽必烈将此重任交予当时的国师八思巴。八思巴在藏文的基础上，结合蒙、汉等文字，创立“蒙古新字”。

公元1269年，忽必烈下令向全国颁行“蒙古新字”，并确立为元朝的官方文字。这套新文字只是拼音，拼写难度大，后来更从最初的41个字母增至57个，如此一来又增加推广的难度。

蒙元统治中国仅仅98年，“蒙古新字”还没有得到普及，期间又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极其不稳定，内忧外患的元朝统治者就更加无暇顾及修撰史籍。

历史文献的缺乏令学者们无法深入研究元史，也令文娱创作者没有足够的素材去整合讲述关于元朝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很少看到元朝历史剧的原因之一。

一部成功的影视剧可以通过戏中的人物和情节，令观众或悲或喜，或嗔或怒。假如将元朝历史故事尽可能真实地搬上荧幕，剧情设计稍有不慎，势必要一石激起千层浪。

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后，一反之前广纳贤才的仁爱与理性，迅速制定了极其严苛的等级制度，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据《元史》记载，蒙古人位列第一等级并享受高级待遇，其次是色目人，汉族人及南宋汉人则被分为低等人。

汉族人与南人多沦为奴隶，在蒙古人眼中是“贱民”，任由元朝统治者打骂。《元典章》曾规定蒙古人杀死汉族人和南人，只需杖刑五十七下，可如果是汉族人或南人杀死蒙古人，则要被处以死刑，还要承担巨额赔偿款。

元朝律法不仅规定中央与地方官职须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主官，还规定元朝百姓每20户为一甲，由蒙古人担任甲长负责监视辖内居民。

汉人与南人不得打猎、习武、集会，甚至连夜行都不被允许，每十户汉家共用的一把菜刀和锄头均由甲长保管，只有要下田的时候才被允许使用。

创造蒙古新字的八思巴是当时的西藏宗教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喇嘛僧横行无忌，他们对汉人实行宗教压迫，强迫汉人改信黄教，喇嘛肆意抢掠百姓房舍与财务，侮辱汉家良妇。

忽必烈曾派遣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在江南传教。公元1278年，杨琏真伽盗挖南宋皇陵的时候，发现泡在水银里尚未完全腐烂的南宋理宗遗体。

杨琏真伽将宋理宗的遗体拖至太阳底下暴晒三日，随后杨琏真伽的手下将遗体的头颅拧下并刮去腐肉，将宋理宗的头骨制作成盛酒器皿。杨琏真伽的不仁令江南地区的百姓深感受辱，他后来更将这只颅骨酒碗献给忽必烈。

忽必烈为彰显元朝地位，不但将颅骨碗放置在宫中随时把玩，还下令要将这只颅骨碗在皇室中传承。

忽必烈不顾江南汉族百姓的情感，借宋理宗的头骨大行炫耀之举，可见生性好斗的元朝统治者，只是将占领区的人视作战利品，他们从根本上是不认可也不尊重传统的中原文化。

元朝统治者对传统中原文化不屑，才会采取一系列压迫中原百姓的措施，以至于天怒人怨。如果将元朝历史拍成影视剧，恐怕会伤害民族情感之余，还要引起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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