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殷商王朝的王朝统治管理组织结构是怎样的？为何在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中，殷商时期有的称之为商、有的称之为殷、有的称之为殷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统一的称谓？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何只能称之为殷墟？而不能称之为商墟？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重要问题。殷墟遗址虽然证实了殷商王朝的存在，但并没有能根本解决这一关键历史问题。
殷商王朝，是一个疆域比较广阔的王朝。因为甲骨文的成熟，基本实现了一个可以统一指挥的管理王朝管理模式。但是广大的疆域，对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交通条件、通讯条件来说，如何实施有效的统治对王朝统治者来说，却是一个巨大考验。为了解决殷商王朝的广大疆域与有效统治管理之间的矛盾，实现双都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举措。如三千年后的大明王朝也施行了北方的北京与南方的南京的双都制管理，政令统一在北方的北京。大明皇帝在北京，南京拥有着与北京同样的管理机构与官职系统。
因此，三千年前的殷商王朝，也是由北方的殷都与南方的商都所组成，商王居住在北方殷都把守着北方国门，避免中原人民受到北方戎狄的入侵。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北伐殷纣成功后，彻底毁灭了北方的殷都，才有了三千年后殷墟遗址的发现。周武王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殷商旧地，管理好殷商遗民，稳定殷商王朝的统治疆域，周武王将南方的商都经营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实现了稳定民心与继承殷商王朝疆域，宣誓继承殷商王朝正统统治的政治需要。地处“西土”的周氏族，为了实现对殷商疆域的有效统治，同样实施了东西双都制：东方的都城成周与西部的都城宗周。在整个西周时期，西周的王公贵族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往来奔波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才有了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关于宗周与成周的记载。
同样，在更早的殷商王朝时期，居住于北方殷都的商王，为了实现对南方疆域的管理，往来奔波于北方殷都与南方商都之间，就成为一种统治常态。因为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往来奔波于广阔疆域的两都之间是一件很辛苦劳累的事情。因此，从中国第一个夏王朝开始，就订立了“五年一巡守”的王朝制度。无论如何，作为大统一王朝的天子，五年巡守一次疆域，是显示统一王权的必不可少的制度。于是，在西周王朝时期，我们可以通过西周青铜器铭文看到周王及王公贵族往来奔波于宗周与成周之间；在殷商王朝时期，因为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有甲骨卜辞的记载，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商王奔波于殷都与商都的记载。
因为殷商王朝时期敬鬼神，所以商王事事求神问卦，才为我们留下了殷墟遗址的大量甲骨与甲骨文，保留下商王在重要事情上的问卜记录。因为在夏王朝时期，华夏民族已经产生了六十甲子循环的记日、记月、记年的夏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殷墟甲骨卜辞的研究，还原出商王的行程与时日。商王行程的起始日与到达日的凶吉，是决定商王出行的关键因素，也是甲骨卜辞所记录的重要内容。
殷纣王是殷商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而且在位三十年，因此，殷墟甲骨文卜辞留下殷纣王巡省疆域的记录最多，而且目的地统一而明确——东夷地区的夷方。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以及殷墟甲骨卜辞的记录，殷纣王有四征夷方的史事：第一次是在纣王四年（公元前1099年），《竹书纪年》《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记载；第二次是在纣王十年（公元前1093年），也就是著名的“帝辛十祀”甲骨卜辞；第三次是在纣王十五年（公元前1088年），有殷商青铜器铭文记录；第四次是在纣王二十一年（公元前1082年），郭沫若的《卜辞同篆》有相关甲骨卜辞。
传统史学研究，受《左传》中“纣伐东夷而陨其身”的影响，基本把“帝辛征夷方”作为纣王征伐夷方的军事讨伐、生死之战来对待。但是，“征”的本意为远行，并不含有战争的意思；只有与“伐”连用，才有军事征伐的含义。因此，“帝辛征夷方”的四次记录，必须具体对待，有纣王征伐夷方的军事行动，但更多的只是纣王的一个例行五年巡省制度，是纣王对统治管理地区的一次君王巡视游玩历程。如，“帝辛十祀”我们看不到战争的痕迹，长达数月的行程，历经众多的地方，更多显示为纣王的一次南方东夷地区的巡视游玩行程，是纣王巡视南方商都统治疆域的夷方氏族，是对夷方各地的一种恩惠。当然，对个别不听话的夷方氏族，不按时缴纳贡赋的夷方，纣王还是有借此机会显示武力威慑、耀武扬威一下的必要。
殷纣王“帝辛十祀征夷方”，分两部分行程。第一阶段行程为殷纣王从北方殷都到南方东夷地区的商都“大邑商”行程；第二阶段为以商都“大邑商”为中心，巡省“大邑商”东南夷方诸国的行程，中间会有返回“大邑商”休息或处理政务的安排。本文重点探讨殷纣王第一阶段的行程，以还原出商都“大邑商”的具体地理位置。
根据陈梦家编制的“正人方历程”（吴晋生增补朔日与公历）：帝辛十年（公元前1092年），子正，9月庚午朔（前1093.7.31）；25日，甲午日（8.24）；28日丁酉日（8.27）；闰9月己亥朔（9.27）；25日癸亥日（10.23）……等等。“帝辛十祀征夷方”甲骨卜辞：甲午，王卜，贞：作，余口朕禾酒。余步从侯喜征人方，自上下于虘示，余受有祐，不瞢捷祸。告于大邑商，亡它，自咎。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载，唯十祀【合集】。殷纣王在9月庚午日（前1093.7.31）从北方殷都出发，历经25天的征程，于闰9月的甲午日（前1093.7.31）到达商都大邑商，举行祭祀仪式，纣王进行占卜为吉日吉相。稍后，开始巡省东夷夷方各地。
帝辛十祀征夷方的材料非常丰富，据统计共计41版，124条，涉及事件104个。此次征伐始于十年八月，十一年五月回师，共计281日。有商一代,方国林立，战争频仍，其中罕有方国如“夷”这样，跨越殷墟甲骨的一至五期。“夷方”的“夷”为“尸”的借字，帝辛十祀所伐为淮夷。帝辛十祀伐夷，始于九月甲午，终于十一祀五月癸丑，历时250天。从大邑商出发，十一祀正月癸卯日到达攸地的边邑“永”，这里是与夷方作战的前线。在攸地停留、巡守30余日，基本按原路线返回，终点是田猎区(惠)，参与伐夷的将领有妇好、侯告、望乘和或(宾组卜辞中作(或)或沚(或))、侯喜等。第一至四期征夷规模较小，到第五期帝辛十祀发动大规模征夷行动，并取得最终胜利。
从帝辛十祀的甲骨卜辞与研究成果来看，学者把研究重点都放在9月甲午日后对淮夷的征伐或巡省内容上，对9月甲午日殷纣王从“大邑商”巡省或发动对淮夷的征伐之前，有一个25天或30天从殷都到大邑商的行程，没有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或深究。这25天或30天的行程，正是本文要深入研究的内容，将彻底打开殷商王朝历史研究的新篇章。
主流学界一直以来把殷墟甲骨文中出现的“大邑商”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大邑商”，等同于安阳殷墟遗址来对待，认为是殷商王朝殷都的美称。但从殷墟甲骨文的卜辞来看，大邑商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且与殷纣王征伐夷方、人方、淮夷部落有着密切关系。帝辛十祀，甲骨铭文记录是在纣王出发25天或为30天后“告于大邑商”。纣王只有在“告于大邑商”进行祭祀、占卜等活动之后，才正式开始对淮夷各部落的讨伐或巡省行程。由此可见，大邑商是一个距离安阳殷墟25天或30天行程，与夷方、人方、淮夷接壤的殷商重镇或南方都城，统治、管理或威慑着东方夷方、人方、淮夷各地部落。
因为北方都城殷墟距离东南夷各氏族部落比较遥远，让东南夷部落到殷墟纳贡或参加祭祀天地与殷商先祖以表示臣服于殷商王朝，是一件很困难或不可能实现的国家管理制度。因此，在国都殷墟的东南地区，设立一个方便东南夷氏族每年祭祀殷商先祖与天地，方便他们纳贡的南方都城，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行政举措。这就是甲骨文记载中的南方都城“大邑商”，而不是殷墟遗址的美称。大邑商就是记录于《诗经·殷武》诗篇中“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所描述的位于南淮夷“四方湖古城”。
在周武王伐纣克商后，《系年》记载：“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殷商末年殷纣王在大邑商的禋祀祭祀上帝天神的王朝礼仪，因为殷纣王对淮夷的四次征伐行动，已经基本形同虚设。这就是《左传》中“纣伐东夷而陨其身”的历史原因。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结束了殷商王朝的统治后，不仅恢复了大邑商的国家禋祀“四方”礼仪，而且把殷商管理东夷的都城大邑商经营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以稳定殷商旧都及东南夷、淮夷氏族的地区稳定，实现了敷政天下建立西周王朝的丰功伟绩。
位于南淮夷地区的殷商南都“大邑商”与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四方湖古城，对于殷商的殷纣王还是西周时期的周王来说，每五年要到大邑商与成周四方湖古城巡省一次，都是一次路途辛劳的艰难远征。殷纣王到大邑商四方湖古城巡省路途用时要25天或30天；而西周的周王从宗周周原到成周四方湖古城巡省，更是要经历60天的长途跋涉。对于殷商或西周王朝来说，在四方湖古城设立都城，都是一项必要行政举措，其行政功能远超殷墟与宗周的重要性，是殷商王朝与西周王朝沟通统治管理东南夷的“中心之国”——华夏大地各民族团结的“中国”。
“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凿山导淮为淮河中下游氏族部落解除了水患，团结了淮河中下游氏族部落，在四方湖古城建立夏都，产生了夏文化；商汤“伐桀灭夏”解民于水火建立殷商王朝，“纣伐东夷而陨其身”失去了东南夷淮夷氏族的支持而灭国；周武王伐纣克商，“克反商邑，敷政天下”团结了东南夷淮夷氏族，以四方湖古城为东都成周建立了西周王朝；周厉王、周宣王暴虐东南淮夷的“中国”而最终导致西周王朝的灭亡；失去了东南夷淮夷支持的东周王朝，“小雅尽废，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就是四方湖古城的历史与文化！
纵观殷商王朝与西周王朝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与淮夷、东南夷纠结不清的历史。殷墟甲骨文与西周青铜器铭文，已经毫无争议地证实了这一历史社会现状。其中，南淮夷的四方湖古城作为殷商王朝的商都大邑商和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统治着东南方的东南夷各氏族部落是其根本原因。只有从根本让确立四方湖古城在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历史文化地位，中国先秦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华夏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才能拨云见日。
因此，中国的历史文化之所以有许多的历史之谜难以破解，根本原因在于淮河中游的四方湖古城在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地位的缺失。“帝辛十祀征人方”启始的二十五日或三十日征程，为我们还原出殷纣王从殷墟到商都大邑商的历史真实。这就是殷墟至大邑商四方湖古城的徒步距离。四方湖古城为殷商王朝的商都“大邑商”，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商纣王从殷墟至大邑商需25日至30日行程，周王从宗周至成周四方湖古城需六十日行程。四方湖古城为夏商周三代都城而形成的最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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