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有《正蒙》、《横渠易说》等著述留世
其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宏，历代传颂不衰。
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
形而后而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
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
若心但能弘大，不谨敬则不立；若但能谨敬而心不弘大，则入于隘，须宽而敬。
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
学者所志至大，犹恐所得浅，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节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
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心?所以欲其尽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
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径捷，此则从吾所好。
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较易见，当为不当为之事自知。
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同天地之性存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
人虽有功，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
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
论学则必期于圣人，语治则必期于三代，至于进为之方，设施之术，具有节级，凿凿可行，非徒托诸空言者。
不知疑者只定不便实作，则实作则须有疑，必有不行达理疑也，在可疑而不可疑不曾学，学则须疑，守旧无功。
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
人多是耻于问人。假使今日问于人，明日胜于人，有何不可？
“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
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
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
古者天子既不养兵，财无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荣之道。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太柔太弱。
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
此非可以聪明思虑，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尽亦可，有终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当识其要，总其大体，一言而乃尽尔。
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
立本既正，然后修持。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
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
学者欲其进，须钦其事，钦其事则有立！有立则有成；未有不钦而能立；不立则安可望有成！
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礼，则气质全好。
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闻，即命名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更须和朋友之助。
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情伪也。
居仁由义，自然心和体正。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也。
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
学之行之而复疑之，此习矣而不察者也。故学礼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学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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