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普林格《脑中之轮》第五章谈的是“自由空间和废除学校”，作者在上一章对戈德曼、费勒、托尔斯泰、尼尔和赖西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主勾勒的“自由学校”基础上，介绍了保罗·古德曼针对人们20世纪以来越来与依赖技术而失去对对他们生活的控制的现实，提出的自由学校应当存在于小型的中心疏散的社区之间的主张，因为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政治管理的权利。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伊凡·艾里什，他认为这种依赖是学校组织形式的结果。要命的还在于依靠学历证书找工作的社会现实，不仅起到了加固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还把经济差异转变成了学历证书差异。
古德曼认为，技术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同时也给了人们更多的控制生活的能力。我们很少看到很多技术进步的目标就是公司利益，从另一个角度看技术又是为富人服务的。细想想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看一看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为谁所有，我们就会明白技术进步为富人服务的判断是不是有道理的，再看看我们当下为技术控制的生活，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问题是这技术为谁所控制。如果技术只是为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和富人们所控制，那么更多的人所处的地位就必然是依附和被控制。
伊凡·艾里什则认为尽管教育提供了机会平等的希望，但它并未最终是想这一目标，实际上只是提供了另一种把人们固定于原有的经济地位的途径而已。经济的差异已经转变为教育的差异。从这样的理论来看我们当下的学校评估，就会明白高校的“211”，“985”什么的，以及基础教育的所谓“一类达标”“国家示范”“星级学校”等等，就有意思了。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金属神话一样给人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分成三六九等成为合理，进而被人们“自觉”接受这样的现实。再往下一想，我们对那些博士、教授、专家动不动对非博士、教授、专家之类的训斥，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他们是“一类达标”“国家示范”“星级学校”“211”，“985”这样的学校出来的，或者他们现在就在“一类达标”“国家示范”“星级学校”“211”，“985”这样的学校，他们自然会在骨子里以为这世界是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世界，就我们几个是聪明人，我们就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但是他们唯独忘了自由主义的本意就是尊重他人，而不是视他人为草芥的。更为好玩的是，还有那么些早就被“一类达标”“国家示范”“星级学校”“211”，“985”关在门外的，就因为曾经把持过什么什么阵地，总是忘不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而口无遮拦的叫嚣的。这样的纷扰一旦让人看透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大惊小怪了。这似乎扯远了。
古德曼同时也看到了“自由学校”的自由选择可能带来的选择不学的危机：不学的自由可能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工具，也就是统治者通过否定人的受教育权而实现对人的控制。因此他们主张对当代的各种机构进行中心疏散，并以此作为平均权利的途径。如何改变经济差异和学历差异带来的不自由不公平？古德曼相信疏散庞大臃肿的学校体系和建立小型的学校会使学生有机会风向管理学校的权力，同时小型学校还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因为小型学校不仅可以实现兼顾到每一位学生的学，还可以脱离“正式课堂”而采用其他的教学方法。比如让学生在社区各相关团体从事实际的生活、生产，从各式人等身上学到他们所想学而在“正式课堂”学不到的。这样的学习还可以让这各式人等取代国家认证的老师以弥补“正式课堂”教学和“正规老师”教学的不足。
可是我们的思路往往总是与这些思想家的思路恰恰相反，我们一直以来总是团大求全，总是主张做大做强，我们总是在寻找一条有一条的放大优质资源的道路，谁也不会去想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必然是资源的提前枯竭。我们更多地思考的是这样那样的评估和认证，而这评估与认证又不是第三方的，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教育总是再折腾中折腾的缘故。
伊凡·艾里什认为，教育的差异反过来有必然导致经济的差异的加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下的教育现实也许会更为明白一些，乡村学校的日益衰落与被兼并的可能越来越大，更让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们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甘愿接受学校摧残式的“教育”，甚至自觉采取摧残式的教育，为孩子择校、替孩子找家教、逼孩子上特长班等加重孩子学习负担。这一切其实都可以在柏拉图的金属童话中找到源头。另一方面，“面相全体学生”、“为了一切的孩子”等口号式的宣传也是家长们甘愿接受现状的一个原因：一样的学校、一样的老师、一样的教学，别人的孩子能学好，我家的孩子没能学好，怨不了别人，怨不了学校，更怨不了其他，这就是命。对孩子而言，我们的地位没有改观，是因为我们的学习不好，我们的文凭不硬，我们别歧视，我们被边缘化怨不了别人，要怨只有怨自己，还是认命吧。
伊凡·艾里什还认为学校以及学校早就的师生关系破坏了人们独立行动的能力。因为传统的师生关系导致了学生在未付诸行动时就依赖专业人员（教师）。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打破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模式，学生的创造力就不可能被揭发出来，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意识也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理想的师生关系应该朝着亦师亦友，亦生亦师的方向努力，理想的教学关系，解决的不仅是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更可以帮助人们在内心为自己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进而消除作为他者的权威的顶礼膜拜。所以伊凡·艾里什主张废除传统学校（也有译作“非学校社会化”），使CIDOC的组织机构成为学习机构的典范。他1961年在墨西哥的库尔那娃卡（Cuernavaca）成立了文化交流信息中心，后更名为文化交流文献中心（Center forInterculture Documentation，简称CIDOC），他主张的CIDOC的组织是一个将向教学的人与想学习的人聚在一起的机构，它不会为了雇主而对学生进行分级或认证，也不会起到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作用。其目的是使人们适应社会、依靠自我、而不是依赖专家。“非学校社会化”的主张渗透了人文情怀个个人主义的美妙理想，但现实是无情的，艾里什的这些活动，使他和天主教会的冲突持绩不断。1968年他被传回罗马，接受梵谛冈的秘密调查。
伊凡·艾里什废除学校的主张包含的是对自由学校运动的批评。他认为自由学校有使人们对专家和机构更加依赖的危险，人们只有摆脱了对专家和机构的依赖，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自治。但是以保罗·古德曼为代表的自由娱乐场的倡导者则认为自由学校对于教孩子们如何行使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如何防止出现孩子们选择不学习的问题如何解决他们似乎没有给人们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
斯普林格认为，教育既是自由和幸福的源泉，也是实施控制的源头。自由学校的麻烦也就在这里：给孩子不学习的自由会限制孩子未来的自由和幸福。他提醒我们“走出次困境的途径在于考察自由运动中自由一词的不同意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首先所关注的问题是，政治领导利用教育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并控制公民。‘自由’于此指的是摆脱国家对教育的控制的自由。第二个所关注的问题是要避免在头脑中安装轮子。此处的自由意味着自由地选择信仰和理想。第三个问题关注的对象是要保证知识被用来在人们中间平均分配权力并促进所有人的幸福。在这里‘自由’是获取知识的机会，这些知识将帮助人们认识他们缺乏自由这一事实，并使他们知道如何去获取自由。换言之，应当是教育具有政治意识。第四个问题是，为了政治和经济统治者的利益而压抑人们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于此，自由式一种能力，它使人们获取一个可以满足个人需要和愿望的世界，这与人们被教育去为国家或经济利益而牺牲自身的世界正好相反。”
我觉得斯普林格对“自由”的这四点阐释，对我们理解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倡导的“自由”是十分有意义的。首先强调的是我们要看清的是管办学校对人的自由的控制的实质所在。其次是提醒我们要有意识地防范别人在我们的大脑中安装轮子，然我们具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在别人的威胁和责骂中按别人的意志去思考，去行事。三是要让知识帮助人们获取幸福，争取自由。第四是一种能力能力，一种为自己谋利益的能力，当然为自己谋利益，不等于就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践踏他人的尊严。
从自由的这四个维度来看，自由学校首先要保护自由学校免受经济势力集团的影响；其次学校要不应强加道德观念、信念、理想；第三学校的政治一是体现在帮助学生学会保护和增进自己自由的政治权力；第四是教师的引导作用在于帮助学生明白他们该学什么；最重要的是老师有责任以非惩罚的方式保证孩子的学习。而这样的学校校原则上应该是小型的。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当下的超级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可怕的是这些超级学校看不到这样的管理会给孩子们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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