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对“谦祥益”有句俗语，叫“谦祥益的房子——内外墙（强）”。由于此店是经营布匹的，最怕火灾，而汉正街在历史上经常遭遇火灾，所以当初在设计做“谦祥益”时，墙体厚实，不易传火。“谦祥益”的最老店铺是按山东老店的模式，店门是石库门，进门隔一道天井似的小廊才是柜台。
一走进“谦祥益”，迎面挂着一块9尺长、5尺宽的匾额，内中镶嵌“一言堂”三个鎏金大字，何为“一言堂”？清末，汉口“正大恒”布店首创“一言堂”，招徕顾客，卖货不还价，放尺1丈不超过5寸，后形成行规，故布店俗称“一言堂”。两旁用红纸书写“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店训，周围货柜的布匹整齐有序，3尺高的柜台擦拭的光亮鉴人，红木圈椅四下摆放，鼓形凳排列两厢，可供顾客休息、用茶、洽谈生意。整个店堂，朴绌古雅。每天开门营业时，操山东口音的店员们恭敬地迎接每一位顾客，先问好，再让坐，次递茶，并敬烟，一问数答，不厌其烦，所以顾客进来，如沐春风，谦冲平和之气荡漾其间。
俗话说：“生意买卖，先买后卖，只有买好才能卖好。”店铺商品花色品种备货齐全，质量较高，初期京青市布、月色市布全由北京总店供给，后自行设保记染坊，严格按照北京一套工艺加工。清末民初，我国纺织业不发达，民间穿的，特别是广大农村，一般依赖土布。由于土布粗厚难看，但耐穿耐磨而且色泽鲜亮好看还是宝蓝官布、宝蓝竹布、宝蓝洋布，为了扬长避短，衡记以品牌取胜，当家品牌是这三宝布或三蓝布。穿厌了土布的老百姓，把这些平整光鲜的三宝布，统统叫做“洋面”。这些“洋布”，其实是用中国的“祖传秘方”染色的，多过三道缸，色正而深，老百姓挺喜欢的。“谦祥益”衡记对质量要求严格，其工序一丝不苟。染白坯布之前，把白坯布摊平，均匀地糊上臭泥巴，两天后再下染缸，这样染出的布，鲜亮不褪色。染整碾平后，有专人检查其质量，凡色泽不均匀，略有斑点均为次布，分等级打折处理。优质优价，次质次价，决不以次充优。销售价格低于一般市价，明码实价，从不乱价，因此赢得顾客的信赖，誉满三镇及周边荆襄豫陕等地。
当时河南及汉水流域地区农民来汉口买布，绝大多数都买“谦祥益”的。到汉正街来打货时间很紧，没关系，只要把所要买的物品列出清单，递给店员，让店员一样一样配齐，等回头再来，货已办齐，无须问价，无须看成色，付款后再让店员在清单上打上“谦祥益”的印记，以示荣耀。放心拿起货就可走人。所带货款不足，均派人往取，老主顾可留餐。“谦祥益”以周到的服务和至诚的信誉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极大信任。到了买布必来“谦祥益”，以此为荣，以至于民谚有“没有'谦祥益’的布不出嫁”之说。同街小商店包装纸，也多印上谦祥益上首或下首以广招徕。可见，“谦祥益”在人们中的信誉之高。当时，每年春秋之季，湖南人运木材到鹦鹉洲销售（当时木材集散地），卖货得钱，必到谦祥益买点布匹绸缎回去，彰显荣耀。
衡记的生财之道，是在季节转换上做文章。俗话说：“夏宜麻葛，冬用毛棉。”以夏布为例，每到暑季，市民习惯穿夏布衫，用夏布蚊帐。每当冬季来临，夏布滞销，价格下跌，衡记就到湖南浏阳夏面产地，以低价大量收进滞销产品。待来年夏天，可收廉价多销之利。衡记开张不到三年时间，声名远播，遍及武汉周边各县，以至湖南、河南的一些地方。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积累白银20万两，于是又在衡记旁设“谦祥益”西号，西号生意最好。至此，汉口有晋记、衡记、西号三家“谦祥益”分店，三号总人数三百多人，职工以山东籍为主，学徒70%为山东人。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时，清军在汉口闹市区纵火，衡记损失惨重，暂时歇业。西号小有损失，迁往江汉路继续营业，两年后又搬进新建的店址营业。西号的业务稍次于衡记。辛亥革命以后，衡记从上海庄调来资金，借用西号旧址重新开业，生意比以前更好。收益稍胜于西号。1915年，王占元（原山东馆陶县人）任湖北督军，因资东孟养轩的岳父陈健侯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是换帖的弟兄，所以当时的汉口“谦祥益”经理孟树生经常乘王占元的马车出入督军府，借此名声对其经商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那时的“谦祥益”生意如日中天，日销售金额达到4000银元左右，最多时1.1万银元，年销售金额130万到160万银元。直到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前，衡记积累资金53万银元，约合白细布6.1万匹。还在联保里、联益里、楚宝街购置了大量房产。
“谦祥益”对内管理严格，孟家老板坐镇北京总店，遥控各地分店，各分店利润七成上交总店。在汉口设有总管。总管人选，由北京谦祥益总店选拔提名报请资本主孟家批准派任。该店用人，按照北京总店的标准，从职工中挑选忠于孟氏、肯为孟家服务、有能力、有工作经验者分任“掌柜”、“照场”。店员分学徒、中班、店员三等。学徒为店员的启蒙阶段，进店先要立保单、找铺保，保单规定：学徒严守店规，听从管理使唤，违反店规随时会被开除。店内制定有店规十八条，其中有不准赌博、不准娼妓，不准私自听戏、不准出外吃茶闲游、切戒鸦片，平日不饮酒等，要求店员居礼守分，循规蹈矩。彼此虚心敬事，和气致祥。如有打架吵嘴，刁唆是非，乃生意之忌，有者以犯规论。
“谦祥益”对外是一团和气，在汉正街上有周广顺老号、周广顺智记、同庆和、正太恒、庆和祥、瑞记等布号，可谓布业“虎口”，1916年在“谦祥益”衡记与西号之间开设了一家“怡和”布店，对方开业那天“谦祥益”派人送上贺礼，希望携手共进。但如果有人执意跳出来对着干，那“谦祥益”也毫不示弱。民国时期，从湖南来了一位富商李乃原，在汉正街上投资白银30万两开了一家“正大”布店，开张那一天就打出了“减价销售”的牌子，大有遥遥无期的味道，生意火红一时。这一招完全冲着“谦祥益”而来，“谦祥益”也来个减价，互相比着干。到底李乃原低估了对方的实力，不知道30万两银子在拼杀中是经不住一耗。因此，这一战以“正大”赔光血本而告一段落。过了一段时间又是这个李乃原开的头，以40万两白银卷土重来。还是放尺寸比赛，还是减价拼杀，两家互不松作眼（气）。不过，这次李乃原换了招牌，改成“华丰”。这一来，在旁边看热闹的市民们在它赔光血本之后，编歌唱到：“正大改华丰，赔光也不中。”俗话说：“财由道生，利缘义取。”在汉正街，一般像“谦祥益”这号大商家，为着自己在同行中和社会上的声誉，是不会主动去招惹人家。
1928年，由经理孟树生带人飘洋过海赴日本大阪设庄，与日本厂商阿部市、东棉、日信、伊藤、吉田等洋行直接订购花洋布、花哔叽、花直贡、花绒布、羽绸等，定购的新颖花色品种都印“谦祥益”有文字图案的商标，日厂不得外销，年采购约5万匹左右，后因日商排挤，利用关税，外汇操纵盘剥，无利可图，1931年撤庄回汉。尽管没有成功，但敢在日本本土于日商较量，勇气可嘉。
武汉沦陷期间，衡记遭受劫难，只得疏散大部分职工，只留40人，将库存整匹货物全部送英商平和打包厂和祥太栈房保存。而柜上的零星货物因来不及搬走，竟被一批流氓破门而入，抢劫一空。日伪强占了衡记店铺，开设“群益”公司，以做旅馆、鸦片馆和赌博场之用，衡记被迫停业。一年后在法租界德兴里开设临时门市部，招牌名为“衡记布店”，但生意清淡，连年亏本。日伪又强行商品统制配给，将衡记布店大部分商品强制登记，低价征购，使其受到更为惨重的损失。
直到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5月，衡记才回到汉正街原址。复业时，衡记仅存的9千匹货物，不敷门市需要，就向西号借用一部分资金，并开始向银行、钱庄大批贷款，赊购了一批商品。开业后每日销售额折合银元5千元左右，不满一年就还清了借贷，本身资金已敷周转。到1949年初，店内营业资金银元21万余元。
1954年3月，衡记绸布店老板孟乃泉、纪星五，以人民币47万元的资本，加入武汉市百货公司的公私合营行列，。1956年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时，仅房产一项就折了一大笔钱。因为汉口“谦祥益”的房子在同业中是最多最好的。有一条街叫保记里，全是“谦祥益”的房产，有五百多间，可见其门面之大，资产之厚重。公私合营后，西号改成了“载春林”百货商店”，衡记在1958年又改为“国营谦祥益商场”。汉口“谦祥益”也走完了它辉煌的百年历程。
这正是：
百年老店信誉高，
谦和致祥诚受益。
财源不竭长流水，
生意欣逢到处春。
编辑：田联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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