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比较分析及案例样本选择

论文《政府官员直播带货行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5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地说明，供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由美国学者拉金首次提出，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定性比较分析基于整体性视角，认为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并不是孤立的，单个或部分要素的改变会改变整体的情况，因此要素条件组态的复杂性导致了因果原因的复杂性，并以“集合论”分析原因条件构成的组合对于结果的影响。

(荣老师注：对定性比较分析进行了解释说明

)

定性比较分析依据变量的类型可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e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多值集定向比较分析(mvQCA)三个类型。

(荣老师注：对定性比较依据的3个类型进行了说明

)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来研究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性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定性比较分析适合小样本和中等样本案例的分析，虽然全国各地有许多政府官员参与直播带货，但由于材料收集的难度较大，难以形成大样本案例进行分析，因此采用QCA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二是，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是由官员个体、组织和环境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属于典型的一果多因现象，存在多重组态路径的可能性，故而本文采用QCA进行相关的分析。

(荣老师注：对本文采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原因进行了说明）

(二)案例样本选择

县级政府是官员直播带货最活跃的场域，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参与直播带货的县长和副县长为主要研究对象。(荣老师注：说明了研究对象）在案例的选择上，本研究从抖音APP和快手APP对“县长”“副县长”为主题进行搜索，选出了30个直播官员的自媒体账号，但由于在后续的资料收集过程中，一些官员的个人信息难以收集，我们将该案例进行了剔除，最终选择出25个官员作为本研究的案例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荣老师注：说明了研究对象的来源及样本数量）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官员同时开通抖音和快手账号，此时我们以其活跃度更高、粉丝更多的账号为准。(荣老师注：对特殊情况进行了说明）在这25名直播带货的官员账号中，于2018年开始直播带货的账号有2个，2019年开始直播带货的

账号有4个，2020年开始直播带货的官员有19个。(荣老师注：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更详细地说明）

(三)变量设定与赋值
就结果变量而言，本研究以政府官员直播带货行为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结果变量。(荣老师注：说明了结果变量）本研究按照狭义的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进行判断，若地方政府官员在2021年全年内每个月都存在固定次数、固定时间的直播带货行为，则可表明其直播带货具有可持续性，赋值为1；若地方政府官员在2021年全年内存在直播带货行为，但直播频率低，直播月份不连续，则说明该官员直播带货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但可持续性相较于前者略弱，因此赋值为0.8；若地方政府官员在2021年发生职务变动，但在职务变动后每个月仍能固定直播带货，则赋值为1，变动后虽然不再直播带货，但仍以短视频作品等形式推荐、宣传任职所在地的产品、景点，则赋值为0.8；若2021年全年内陆方政府官员既没有直播带货记录，也没有短视频宣传作品，或者将其自媒体账号注销，则赋值为0。(荣老师注：对结果变量的赋值进行了详细地说明）

就条件变量而言，本研究根据“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选出个体维度的年龄、学习能力和是否挂职，组织维度的领导重视和职务变动，环境维度的经济竞争压力和社会群众支持作为条件变量，由此构成三个维度的7个条件变量。(荣老师注：说明了条件变量）

(1).个体维度

官员年龄。对于官员而言年龄越大，意味着其晋升的概率就会降低，其政绩追求的动力就会减弱，追求政绩的创新行为也难以持续。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将官员年龄的上四分位数、下四分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的均值分别作为完全不隶属、完全隶属和交叉点进行校准。

学习能力。较高的学习能力能够提高官员直播带货的适应能力，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环境但由于学习能力是官员具有的个人能力，难以测量，本研究以学历来侧面反映官员的学习能力，官员的学历越高意味着其接受的理论知识也就越多，学习能力越强。若官员获得研究生学历，可以证明其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赋值为1；未获得研究生学历，赋值为0。

是否挂职。官员挂职是锻炼其工作能力的一种方式，挂职的官员在创新观念上不会受到太多的约束，同时亦具有创造政绩，展现能力的需求，因此是否是挂职干部也会影响到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性。参与直播带货的政府官员是挂职干部，则赋值为1；不是挂职干部，赋值为0。

(2).组织维度

领导重视。在注意力分配中有学者用地方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政策的时间间隔来间接测量组织的重视程度(。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是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为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项目。本研究以各案例官员所在县是否获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以及获批该称号的次数为依据，来间接衡量领导对官员直播带货的重视程度。若官员所在县获得2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称号，则赋值为1；获得1次该称号则，赋值为0.8；若官员所在县未获得该称号则赋值为0.

职务变动。若参与直播带货的官员在其参与的首次直播带货之日至2021年12月31期间职务发生变动，赋值为1；若其职务未发生变动，赋值为0。

(3).环境维度
贫困程度。若政府官员所在行政区域曾经是贫困县，赋值为1；若不是贫困县，赋值为0。社会群众支持。由于社会群众有多种支持方式，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对官员自媒体账号进行关注，因此本研究选取各官员自媒体账户的粉丝数来表示社会支持的程度，粉丝数越多证明社会群众的支持也就越大^3。同样以粉丝数的上四分位数、下四分位数和上下四分位数的均值作为校准的锚点。

文献来源于

[1]苏忠林,邓明磊.政府官员直播带货行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5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OL].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1[2023-05-05].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2209.0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