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篇旧文，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在当下这个情况下，类似的文章，看来还有重温的必要。
对于现代经济增长而言，没有任何一种人象“企业家”那样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没有企业家的经济世界乃是一个静态循环的世界，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现代经济增长。因为构成经济增长必须要素的那些部件若没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予以组合便形不成任何有益于经济增长的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企业家是它的先锋队。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无论其资源多么丰富、资本如何雄厚、劳力怎样强壮，都不会有现实的持续经济增长。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奥秘的关键在于说明企业家形成的条件及企业家精神。
熊彼特（1883-1950）
什么是企业家？何谓创新精神？在熊彼特看来，所谓企业家就是实现“创新”的人，而“创新”乃是对既定生产要素作用的组合。具体来说，“创新”表现为：
（1）采用一种新产品；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2）开辟一个新市场；
（4）发现和控制资源的新来源；
（5）创立一种新的产业组织。
现代企业便是企业家上述创新的产物。由于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企业家便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资本家、商人或经理人员。如果这些人不能履行创新的职能，他们便不是企业家，由此可见，企业家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不是一种稳定的身份，不形成一个专门的阶级。总之，它的地位不可能是制度化了的或通过某种固定程序转让于他人。它必须通过不断的创新活动去实现和维持。
正因为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或卡森所说的从事“判断性决策”，他便不仅要有特殊的智能，而且要求有特殊的精神气质或心理素质。同时具有这种智能和精神的人必定只是社会的极少数。熊彼特说：“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1]
从智能方面来看，企业家必须具有在决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及时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的计算和反复比较，而更象是一种直觉，正如熊彼特所分析的，“就象军事行动，即使可以等到的全部数据并不在手边，也必须从一定的战略位置去采取行动一样，在经济生活中，即使在没有得出要作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时，也必须采取行动。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觉，也就是以一种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2]在从事这种判断性决策方面，彻底的准备工作，以及专门的知识、理解的广度和逻辑分析的才智，在某种情况下却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除了借助直觉判断进行决策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创造性思维和联想的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即他还须有发明家的素质，虽然发明家不一定能成为企业家。
但是，较之这些才智方面的因素，精神素质对于企业家而言是更为本质性的。也就是说，企业家创新活动对于其才智的要求不如对其精神或心理素质析要求来得高。
熊彼特曾对企业家精神作过具体的描述，他认为以下三点对于一个人成为企业家来说是必要的：
（1）打破习惯、常规和惰性的束缚，实现未来蓝图的意志和决心；
（2）超越和克服各种社会压力、阻力的勇气与百折不挠的毅力；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和意志去克服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阻碍和干扰，排除各种对立面，争取各种支持力量；
（3）善于把握机会、及时进行利害权衡的精明气质。
关于企业家精神，桑巴特曾毫不掩饰地写下了他的赞美词，他把这种精神定义为一种丰富的“生活力”、“生命力”、“行动的力量”。
对于那些能成为企业家的人而言，
“在本质上必有一点要求，必有一点东西使人们离开火炉边坐席上的舒适安逸去遭遇磨难，必要强健的筋骨，强健的脑筋。”
在桑巴特看来，企业家的特征就是“决断、有恒心、忍耐、孜孜不息、贯彻目的，不屈不挠、冒险精神和勇敢气概。”[3]。
因此，企业家精神实质乃是一种经济领袖的精神，作为企业家，其才智或许并不突出，而其精神则非常人可比。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本质上来源于这种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说，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每一种经济形式都产生了自己的代表人物，从国有经济中的滕增寿、傅国通、冯根生，到集体经济的鲁冠球、宗庆后，再到私有经济的马云、李书福、南存辉、徐文荣等，多年来为世人所瞩目。正如前面所引证的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具有卓越的判断力，不屈不挠的毅力，勇往直前的闯劲，他们不安于现状，不陶醉已经取得的成就。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正是浙江经济腾飞最为重要的因素。
企业家在浙江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就是制度创新。
其次是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就是打破低效率的制度均衡，发明或采用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例如专业市场和股份合作制诞生在浙江就是生动的例子。
技术创新就是开发新技术的经济价值和实现这种经济价值。
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本质上都是实现新的组合。实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不需要创新者是个思想家或发明家，但必须是一个坚定的实践家。不仅想得到，更重要的是要作得到。温州的王均瑶包民航航线，不仅敢想，而且立即付诸实施。
鲁冠球
今天看来，浙江的企业家在实施创新时主要不是原创性的发明了什么制度或技术，而是大胆地借用了他人的发明或者把一些发明组合到了一起形成了新的经济组合。无非是浙江人清楚地看到了一种发明的经济价值，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行为实现了这种经济价值。应该说判断一种发明的经济价值或实现一种发明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情况分别来看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一个人要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则要难得多。
我们发现，在其他地区，能够发明一种新的制度或技术的，或者能够认识其经济价值的，大有人在，但是能够实现其经济价值的人则要少得多。因此，我们经常要为一些现象感到困惑，比如说，浙江省人均受教育程度，成年人的识字率等指标在国内都排在倒数，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大学生、工程师等高级人才的数量在国内各个省市也只能说是位居中游，与其经济地位相比反差很大。如果简单地套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浙江，结论和事实将会相距甚远。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浙江的企业家借用了全中国的发明，因此，其他地区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虽然不能统计在浙江，但是通过企业家给浙江的经济发展以实际影响。
李书福
那么，为什么浙江具有如此丰厚的企业家资源，而且这些企业家在浙江的经济舞台上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的创新功能呢？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的人在社会上必定只是少数派；而且，各个国家和民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数所占比重及其气质上的特征也有差异。桑巴特在仔细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后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社会阶层、一切职业、一切宗教都可能产生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但比重、类型又不尽相同。从欧洲来看，有三类人产生企业家的比重最高：一是异教徒，即不信国教的市民；二是移民或侨民，其中以16世纪以来受宗教迫害的基督教徒徒为主；三是犹太人。在这三类人中，犹太人同时具有异教徒和移民的特点，是欧洲企业家密集度最高的民族。[4]桑巴特的观点不能直接用来解释浙江企业家群体的兴起，但是其中不乏有益的启示。
宗庆后
我认为，浙江企业家群体的兴起与浙江自身的文化传统、经济结构、制度环境、地理环境有关。
从文化方面看，浙江特别是浙东地区，义利兼容、义利互补的商业伦理观由来已久。人们不讳言利，不尚空谈，不关心政治或其他被认为是虚妄的东西。无论经商或务农均兢兢业业，对物质利益追逐不易餍足。近代以来，浙东商人在全国的经济舞台上可谓叱咤风云，独占鳌头。民国时期的江浙财团以其实力雄厚、势力强大，给予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以巨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形成了有利于今天的浙江企业家成长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在很长的时间里，浙江人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明习得了许多谋生的好手艺，其中不乏对今天的企业仍有意义的技术，今天宁波之所以诞生了雅格尔、杉杉、罗蒙等众多的知名服装品牌得以于奉帮裁缝多年的苦心经营，永康的机械制造业、义乌的流通业等亦是如此，……，其他这类例子还有好多。
冯根生
从经济结构来看，浙江轻小集加的产业结构一方面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初消费品市场的需求结构，另一方面使得民间企业家进入经济领域的门槛较低。几年前还是小本经营的小作坊、小商铺，今天已是赫赫有名的大型企业。当年土里土气的农民也摇身一变成为世人瞩目的知名的企业家。这种情况在浙江可谓比比皆是，没有合适于民间资本进入的产业部门，也就难以产生大量的企业家。
从制度环境来看，由于思想解放较早，浙江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制度创新行为的态度较很多地区宽容，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不大，这对民间制度创新是十分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看，广义的制度条件，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对于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是最重要的。
沈爱琴
从地理因素看，浙江作为沿海省份远离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其经济政治地位在国内属于较不受重视的地区，建国以来，国家在这里的投资很少，国有经济比重向来不高，制度创新的历史包袱轻。加之七山二水一分田是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得大多数地区要实现经济发展无法单纯依靠农业，而必须大力拓展非农产业部门。在国家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发展非农产业就不得不依靠民间资本和民间创新。也就是说，相对于东北的老国有工业基地而言，浙江地区制度创新的压力较大，“不创新即灭亡”。
所以，从浙江省内的制度创新地图看，企业家集中在具有商业文化传统而人地矛盾十分紧张的地区，其中沿海地区尤为明显。如温州、台州、金华、绍兴、宁波等地。相反，生存压力较小，物产富庶的杭嘉湖地区与土地贫瘠又缺乏商业传统的山区，企业家集中度较低。可见除了文化上的原因，生存压力也是产生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
徐文荣
那么，浙江精神作为企业家精神如何在新世纪继续得到弘扬，今天看来当初产生企业家群体的四个因素中许多都已发生变化，比如，对今天的浙江人来说，生存压力已经大大缓解，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由于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有利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环境，商业文化也已经迅速普及到每个人。浙江产生企业家群体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这不能不说是浙江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浙江要继续充当产生企业家的沃土必须要探索新的路子。我认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弘扬老一辈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是新的人才战略的核心和关键。
[1] [美]Ｊ．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90-91页。
[2]同上书，第95页。
[3] [德]Ｗ．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１卷第596页。
[4]同上书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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