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既可悟、又可视的特点，体现着自然、社会的双重性，进而使得地名学成为边缘或交叉学科。作为语言景观的地名，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地名既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又能折射出地理环境的特征，反映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和人类对地理环境特征的认识。此外，它也反映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关系，体现着文化生态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地名 文化生态 地理环境 人类社会
一、 地名的文化生态意义
从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意义的地理志《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地名研究在我国己有两千余年历史，若从《禹贡》、《诗经》、《山海经》等著作算起则会更早。据考证，“地名”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地名是人们赋予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到目前为止，对地名学的学科属性，依然有讨论的空间，各个学科从不同的学科研究重点出发，对地名学的学科属性有着各自本学科的认识。如李如龙先生认为:地名本来就是语言里的一个词汇系统。对于地名的语词结构的分析，关于地名的音、形、义和词汇系统的研究，本来就是描写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的课题。对于地名的语源研究、历史地名、方言地名以及外族语地名的考证，都只能借助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关于地名的命名法以及地名如何反映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则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关于地名的标准化以及各项地名工作的研究，自然应该归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持同样说法的还有《苏联大百科全书》，也认为：“既然在某种程度上地名是语言中词汇的一部分，那么，研究地名称谓的学科——地名学，首先就是语言学的学科。”在这里，李如龙先生及《苏联大百科全书》更多地把地名学定位于语言学，有其科学的一面,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语言学者在这里的诠释，最大的漏洞是：一切科学都有自己的语言符号，这些符号无不是语言中词汇的一部分，这些科学无不研究这些符号的称谓，如果照此推论，语言学就成了参天大树，一切科学都得是语言学世界的成员。”因为从地名的主要研究对象看，是音、形、义，但这并不完整。刘盛佳先生提出“音、形、义、位、性”五要素，作者以为较为合理，因为地名起初产生也是基于人们对自然地理实体的认识。虽然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文地理实体逐渐增多，并赋予它地名含义，但这时的人文地理实体已变成了地名实体，不单单是原来的物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抛弃地名中的定位和地理实体的特性，就失去了地名的原来面貌。所以，许多地理学者，特别是历史地理学者从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名学，探讨其产生、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为科学地解释了地名学的真正含义。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里就不需要其他学科的介入。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单个地向前发展，或多或少地会和其他学科发生联系，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援。地名学亦是如此，它需要历史学、语言学、地图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介入，共同来推动地名学的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地名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地名，顾名思义，就是地理实体（曾昭璇先生认为应该是地名实体）的名字，如果我们再深一点理解，可以认为是人们对地理实体的命名。而人们对地理实体的命名，首先就应是在改造、认识地理实体和了解它的特征的基础之上，再对地理实体的命名。因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认为“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地理实体的一个认识和创造过程，是对地理环境的一种改造过程，就是一种“人地关系”。虽然有的是直接创造和认识的产物，也有的是间接创造和认识的产物，但这并没有脱离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的创造和认识这一实质特征。特别是在地名产生之初，地名更是人们对自然地理实体的一个认识过程，也可以说是对自然界本身的一个认识过程。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地名”就是人类认识、利用地理环境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文化生态的一个过程。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地名，它是用语言符号来表示的专有名词。任何语词都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称一定的事物。正如列宁所说：“名称是用来区别的符号，是某种十分显明的标志，我把它当作表明对象的特征的代表，以便从对象的整体性来设想对象”。接着又说：“感性知觉提供对象，理性则为对象提供名称”。因此，可以说，地名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因为人们认识地理实体总有一个过程，“地名不是随便命名的，虽然有时地名的意义已无人知道或命名所用的语言已绝灭，它是人们根据某一理由对特定的地方进行命名的。命名的理由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取决于命名的历史时期、命名的文化程度以及命名者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爱国的态度和动机。例如，在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地名的命名只表示所命名地物的特征或景观，在文化发展的更高阶段，许多地方是以其拥有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有采用种族的名字，也有采用个人的名字的。”可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地名的文化内涵越丰富，也可能越脱离原来的地理实体特征，但它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这一普遍特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地名属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命名和新生儿命名一样，是要经过一番斟酌的，这个过程必定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并受到当时政治的、经济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我国著名地名学家曾世英先生也说：“作为泛称，地名就是地方的名称。作为专指，每一个地名都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并不是所的地方都有地名，只有那些对人们有方位意义，本身又具有可被辨认的自然或人为的形态特征的地方，才有可能被赋予名称。”同样说明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的一个反映，是人们对环境的一种认识。同时地名的出现，带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这是因为地名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资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自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人类生产、生活的集团化、社会化是地名产生的必然条件。所以，地理实体的命名也带有社会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按照司马云杰先生的观点，“人类的创造活动是一种与自然界的交换。不管这种创造活动是法之于天，法之于地，还是法之于人，归根结底是法之于自然，是按照自然界的根本法则进行的，人所创造的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的延伸和再创造。因此，从宇宙整体性的观点看，人类的社会文化创造活动仍然是一种自然力，是宇宙间的一种自然力。”地名的产生和存在是自然力的一种结果，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一种交换，那就可以说地名是人们认识地理环境的一种产物，是一种人地关系，是文化生态的结果。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的发表被普遍认为表示文化生态学的正式诞生。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证明不同文化发展的规律并概括文化发展中形成的各种混合文化的类型”。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中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文化;或者说,人类文化如何在其环境背景中取得发展,而人类的谋生方法又在如何影响着其文化的其他方面。地名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即地名文化也必然反映着地理环境对它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所表现出的地名文化景观是相异的；相同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因文化模式的不同，所塑造出的地名文化也是有差异的。同样，同一文化背境下，不同的地理环境，所表现出的地名文化也是不同的；同一地理环境条件下，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地名文化也是不同的。“当人们在给自然界打上印记的时候，开始是民族的、区域的语言文字、语音图像进行的。同样见到'河’这个物体，思维（概念）相同，而表现的形式不同。不同语音而刻下的痕迹——地名，恰是民族开拓、居住、繁衍的证明。”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地名文化就是文化生态的具体体现之一，是人类适应环境和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文化生态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是有时间和空间性的。随着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达，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也会随之提高（也有人认为人类本身的潜质却在下降，但作为人类整体对整个自然界的适应则是不断提高的）。同样地，地名文化也是有时间和空间性的，它表现在地名文化的层次性上面。也就是说，当一个地区的环境或社会发生变化或变迁时，地名文化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原先的地名会被后来的地名所取代，叠加在原来的地名之上，形成地名文化层，即地名的演化，而地名本身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但是由于地名本身属性的滞后性，当地理环境发生变化时，地名并没有同时发生改变，它还会存在一段时间。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地名随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特征。因此，对地名的研究，我们可以提示地理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
作为语言景观之一的地名景观，也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的文化景观一样，对地理环境具有指示作用，是自然环境的折射物。按照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的观点，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这就是说，自然环境是绝大多数文化景观形成的基础或背景条件，人类在改变自然景观、创造文化景观的同时，必然会或多或少地遗留下适应或改造自然环境的诸多痕迹。文化景观对自然环境的折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同类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另一方面表现在一地文化景观都镌刻着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后还表现为诸多文化景观所展示的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地名文化景观亦是如此，那些以“山”、“水”命名的地名，就是集中体现。虽然有些很明显，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些因专名部分被省略，不易分辨；有些需要查文献资料，才能决定类别。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多带“涌（埇）”、“塘”、“围”、“坑”“岗”、“浦（埔）”等，充分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带河网密布、纵横交错和众多低山、台地分布的状况。珠江三角洲有八江入海，每条河流都有若干分岔支流。而且珠江三角洲是由多个三角洲组合而成，是个复合三角洲。在整个珠江三角洲上分布有大大小小山丘160多处，完全区别于其他三角洲地区。因此，在地名中也给予了明显的反映。此外，对于地名的文化生态含义，我们还可以从那些带有美好祝愿和祈望的地名中窥见一斑。在全国,取名“太平”的地名有54处,取名“永安”的有29处,取名“永宁”的有26处,取名“昌盛”的有25处,取名“兴隆”的有24处。除此之外，以“和、福、安、泰”等为地名的也很多。这些地名从表面上看是反映人们对未来生产和生活的美好愿望和祈求，它与自然地理环境毫无关系。但从深层方面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是早期人们在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或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或无力征服自然的一个无奈选择。但这种文化观念或模式一旦形成，便长期被人们所继承，直到今天，这样的地名依然还在使用和产生。所以从根本上说，地名即是文化生态的具体体现之一。
地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及分布格局等与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地名是环境的产物。另外，从地名的概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地名的产生也离不开地理环境。因此，地理环境为地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基础，地名则反映了地理环境的面貌和特征。
1. 地理环境为地名产生、发展提供了基础
一般来讲，地球上任何事物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或者说是在地理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这里我们并没有肯定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在地理事物产生中的作用。地名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很显然也是在地理环境基础之上产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是这个道理。地名本来就是对地理实体的命名，这些地理实体都产生、存在于某个地理空间，有些地理实体是直接产生于地理环境，有些是间接产生于地理环境。像那些存在于地球表面上的自然地理实体本来就是环境的产物，如山、河、湖泊等类似的自然地理实体。正如司马云杰先生所说：“在人类文化创造的自然环境中，河流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天然'摇篮’。”同样地，在人类地名文化创造的自然环境中，“山”、“水”等自然地理实体也可以说是地名文化的天然“摇篮”。他又说：“某种文化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决不能说这种文化一定会或者必然会被人类创造出来。离开了人类创造活动的一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地形、土壤、水分、植被、动物群以及矿产、能源等自然条件，离开了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切文化创造活动都会失掉客观的基础。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文化生态学首先把自然环境看做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变量。”依此而推，以其他方式命名的地名同样也离不开地理环境，也都是在地理环境基础之上产生的。如以“因人”、“因事”、“因物”、“因方位”等等命名的地名，也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
2. 地名折射出对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表现
文化具有地域性，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根据谭其骧先生的观点，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又说，两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因此，地名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也具有地域性的特点。造成这种文化地域上的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其次才是人本身的差异。这种地域差异首先表现在同一类型的地名的地域差异。如在我国北方地区，河流多称为“河”（东北地区除外），而在岭南则多称为江。这主要是我国北方地区年降雨量较小，而南方年降雨量丰富的缘故。在我国北方地区，山脉多称为“山”，而在岭南山区则多称为“嶂”。究其原因是北方地区山脉多高大，多土山和石山，很少有人类活动，而南方地区山脉较小，山上树木葱郁，常有人类活动于此，不便通行，便称为“嶂”，即有“障碍”之意。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当地自然环境的直接反映。再如，广东省聚落地名中多“坑”、“塘”、“围”、“涌”等，反映出广东省降水丰富，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池塘众多等特点，而北方地区此类地名则较少。此外，岭南古越人还根据岭南背山面海、水网稠密的地理特点，还“通常以洞（峒、垌）、罗、六（禄、菉）、黎、陇、弄表示山谷、山野、山冲等意义；以南（湳）、濑、塘、潭表示水义”。这些地名分布皆有一定的地域性，都是对特定地理环境的反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是地理环境的一面镜子，时刻反映出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
3.地名反映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必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的历史。而不同的地名叠加一起，就构成了地名文化的层次性。因此，从地名的层次性，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正如朱竑先生所言，由于地名的形成发展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民族、文化、风俗、语言文字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它具有内涵丰富的文化性。今日的地名，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往往可体现古代民族迁移或征战的痕迹。又说，地名能够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也可以作为文化层的指标，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地名中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就以岭南的古越语地名为例，根据司徒尚纪先生的研究，广东西部和西南部目前使用的带有“那”、“罗”、“边”、“古”、“都”、“思”、“云”等的地名，都是古越人遗留下来的壮语词汇在地名中的沉淀，充分反映了古越人生活的区域和足迹，同时也说明当时壮族人的生活区域远比现在要广。若根据这些地名分布的规律和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的壮族是沿着西江向西迁移，再南下，最后再北上到广西的路线迁移的。因此，地名作为文化的化石，还可以反映历史时期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如根据覃晓航的研究，岭南许多以“铜鼓”为名的地名，则反映了古越人视铜鼓为神物，壮族人称之为tu2jen2，其中tu2是壮语中表示动物类或神物类的词头；jen2表示“铜鼓”，其前面加上tu2则表明（铜鼓）是动物神。壮族传说中曾有tu2jen2（铜鼓神）入水打败蛟龙的故事。可见，铜鼓是古越人崇拜的动物神之一。铜鼓地名则揭示了古越人多神的宗教信仰。
4.地名反映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关系
地名是人类社会出现后才产生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名也由少到多，由简到繁，其传播范围也由近而远，由小到大。特别是在地名产生之初，人们为了生存和利用自然，对自然地理实体打上文化的烙印，这便产生了地名。所以，地名的产生，一开始就是人类与环境相处或相互作用的结果。地名的产生，必然体现着地理环境的特征；而这种地名文化，特别是地名的命名规律，一旦长期存在下去，在人们头脑中沉淀下来，便形成文化模式。地名文化模式的存在，又会影响着人们对新的地理实体的命名，如以“山”、“水”命名的规律。而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实体作为命名的对象。但地名所反映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如在先秦就已产生的以“嘉名”或“美名”命名的地名，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规模越来越大和数量越来越多，反映了人类越来越离不开自然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便在中国越积越久，愈久愈香。再如，珠江三角洲有许多以“塘”命名的聚落。这些地名一开始大都因靠近水塘，后来演变为聚落名称。但是当地的人把地势低洼的田地也称作“塘”，后来在塘里种稻、养鱼，最终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特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基塘农业，是典型的文化生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根据王恩涌先生的研究，“文化生态学中的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创造文化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地理学及有关学科其实早就注意人地关系的各方面的表现，并探索其因果。”孔翔先生也认为，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还认为文化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在整个生命网中，生物层与文化层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彼此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所以，文化生态学的本质是人地关系论。
地名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的一部分，反映着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体现着文化生态学的深刻内涵。作为文化景观的地名，实在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特别是文化地理学具有不可推卸的重任。正如朱竑先生所说，这种既可悟又可视的特殊属性，使它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因此，关于地名的研究仍然将会成为一个文化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作者还呼吁“除了传统的研究手段、研究内容之外，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重视地名的区域差异分析和分布中内在规律的探寻。地名的演变，地名作为主要指标在文化区划分、地名研究的新手段、现代地名的变化趋向等方面也均值得注意”。此外，地名在反映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方面也是深入探讨的一个方面。
文章作者：李颂华、苏文、王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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