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新：琼州海峡区域涉海人群及其海洋信仰——兼谈海峡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琼州海峡位于广东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属中国国内海峡，在亚洲海洋史上名气、影响均远不及贯通国际海域的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与区位特殊，是华南海域与北部湾国际海域的天然通道，它在东亚海上交通、航运上的地位与作用仍然占有一席地位。而琼州海峡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异彩纷呈的社会经济特色与历史人文内涵，丝毫不逊色于亚洲任何一条著名海峡。海峡区域是海国子民赖以生存的空间，海峡因人类活动变得具有人文属性和“海洋文明”的意义，我们应该郑重关注生活在琼州海峡周边地区的各色人群，包括以渔猎为主业的蛋民，煮海为盐的盐民，从占城迁来的从事渔猎的“番民”，还有纵横海上、行踪不定、从事抢掠的海盗。他们属于琼州海峡区域社会的下层人群，但他们是真正的主人；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声的府县行政官员、海防官兵、沿海乡绅，或者到处赚钱的商人，相对于生于斯、长于斯、倚海为生的涉海人群，他们只是海峡的过客。近年来，琼州海峡区域的历史文化备受中外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都关注雷州半岛-海南沿海与北部湾国际海域的海上交通、贸易联系、海盗活动、族群流动、民间信仰等等问题，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成为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以唐宋已降琼州海峡区域蛋民、灶户及番民为中心，考察这些倚海为生、与陆地民众大不一样的特殊人群的海上活动、海洋信仰，旨在展示海峡区域的另类“峡情”及传统海洋社会的一个侧面，同时尝试从“海峡本位”出发，思考海峡研究涉及的某些理论问题。需要说明，经常在琼州海峡出没的海盗，他们也是海峡地区涉海人群不可忽视的角色，笔者将另文探索，在此不展开讨论。司马迁《史记》谓：“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刘安《淮南子》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劗]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这些生活在江河濒海地带的的特殊人群，主要以渔猎、摆渡、运输等为生计，历史上谓之蜒，或作蜑、卢亭、疍户、蛋家。宋人周去非谓：“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纲垂纶；二为蠔蜑，善没海取蠔；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极贪，衣皆鹑结。”古代粤西北部湾一带蛋民既有水居，也有山居，有渔猎，也有伐木采集，在北部湾涠洲岛珠池海域还有珠民，情况相当复杂。下面就琼州海峡周边地区蛋民最有特色的一些生活情景略加阐述。琼州海峡区域地处南边极远海滨，汉以后设郡置县，一批批“中县人”不断迁入，形成“民夷杂处”的人口结构和布局。然而国家行政力量并不能达到偏远地区，实施实质性的统治，民族地区长期处在“羁縻”状态，田赋、户口管理相当松弛，濒海地区涉海人群更在官府行政管治之外。直到西晋太康初年，交州刺史陶璜尚言：“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所谓“广州南岸”，是指广州以西以南的辽阔地区，包括粤西、海南地区，为俚僚部落势力范围，基本处于“化外”状态。唐代在岭南等地区官员实施吏部铨选、南选及科举制度，废除俚僚豪强世袭为官制度，粤西、海南进入王朝实质性行政区划，地方控制不断加强。随着沿江濒海地带的开发，“浮生江海”的蛋民及其生活情景逐渐进入文人视野，出现在晋唐笔记小说之中。晋人顾微《广州记》记载：海中有文魮，鸟头鱼尾，鸣似罄而生玉。由曰海中多朱鳖，状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此类“海国奇谈”式的笔记，基本上属于时人对遥远的岭南的想象与好奇，但也反映了岭海风物一些境况。唐末广州司马刘恂在《岭表录异》对南海水产及粤西与琼州海峡周边地区蛋民渔猎采集实况记录最详，据称粤西罗州南面海中有鹿子鱼，“每春夏，此鱼跃出洲，化而为鹿。……南人云，鱼化为鹿，肉腥，不堪食。”所谓鱼化为鹿，自然荒诞不经，但反映海边的民众对某些海产特性有了更多了解。书中还记录海南儋、振等州夷黎，在海边采集紫贝为货；琼崖海边产红蟹、虎蟹，“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虽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唐人段公路《投荒杂录》、房千里《北户录》、刘恂《岭表录异》等笔记的记载，岭南沿海渔民捕捞有经济价值的海产品不下30种。北宋人郑熊《番禺杂记》说：“海边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即散，人从之，多得异物”。这种海边古老的集市，是古代岭南濒海少数民族地区墟市的一种。同书记载：“早潮下，晚潮上，而水相合曰沓潮；”又谓：“乘风而行，名鲎帆，其众如簰筏，名鲎簲。”说明古人对岭南潮汐、水上航行已经有了一定了解。越来越多的历史记录表明，江海湖泊地带的蛋民及其经济活动越来越成为沿海地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些特殊人群的水上或海洋活动，就不可能产生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水产、海鲜、海的故事。琼州海峡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是岭南重要渔产区。据明清地方志记载，雷州、琼州府海产在六、七十种以上（见表一）。鲸是古代华南海域体型最大的海洋哺乳类动物，各地有不同称呼，有称海鰌、海龙翁、海主。道光《广东通志》谓“海鰌大抵即长鲸也。……高廉呼为海主，雷琼呼为海龙翁。”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指出：海鳅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矣。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复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经调黎[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险而急，亦黄河之西门也]，深阔处，或见十余山，或出或没。篙工曰：非山岛，鳅鱼背也。果见双目闪烁，鬐鬛若簸朱箕。危沮之际，日中忽雨霂霡。舟子曰：此鳅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及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去[鱼畏鼓，物类相伏耳]。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乃静思曰：设使老鳅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眢井耳！为人宁得不皓首乎？ 这里的调黎海域，在雷州半岛之东。地方志记载：“海，自海口而东为东海，自海口而西为西海。”雷州半岛西口以西海域，称西海。西海中之涠洲岛，“特起西海中，周围七十里，古名大蓬莱，周围皆海，故名洲。人多田少，民以采海味为业”。半岛至琼州海峡东口以东海域，称东海。万历《雷州府志》记载：[雷郡]调黎东西潮亦互异，调黎东每日两潮两汐，西一潮一汐。调黎潮东减而西满，那黄潮西减而东满。凡春则水小，不潮不汐者二三日。冬不潮不汐者或三四日，无常期。大潮大汐谓之大水，渔者集焉。不潮不汐谓之小水，渔不取鱼。其渡琼者亦视潮汐为进退，潮吼而暴，舟舵戒止矣。该海域为粤西重要渔场，每日两潮两汐。刘恂关于海鳅叙说，大大增加了调黎海域的神奇色彩，舟子、篙工面对“海上最伟”、似有神力的庞然大物，颇有“谈鲸色变”的意味。可见在一般宋人的印象里，吃鲸是岭南人的一种口福，同时说明鲸在南海北岸海面是常见的海洋动物。捕鲸是琼州海峡乃至粤西沿海蛋民传统的海上渔猎活动。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谓：“鰌，状大如船”。万历《雷州府志》详列本郡“鱼之产”42类，第一就是鲸：“海龙翁，大如屋宇”。崇祯《廉州府志》记载： 鰌，俗呼海主，重数千斤，脊骨可为臼。母背常负子，蛋人系铁枪以镖其子，随候其毙，拽诸岸，母不敢取。清康熙十一年三月，一头鲸乘潮进入白沙内港，潮退而不能动：乡民将其拖至岸上，引起雷郡轰动，雷州知府吴盛藻闻讯前往观看，“见其状类鰌，巨口无鳞，自首至尾，不下数丈，噫其所谓海鲸者”；吴盛藻命人埋葬，“以避不祥”，并作《大鱼冢记》纪其事。同年冬，吴盛藻主修《雷州府志》将此等“怪异”之事收入《外志》：大鱼冢，在郡城南渡。康熙十一年三月日，白沙社内港，鲸鱼乘潮进港，潮退鱼不能动，塘兵以炮击之，若无物也。乡人争以绳拽之，有千人方拽至岸。其鱼长五丈、阔两丈许。刺史命瘗之，以避不祥。与世界各地靠海为生的水上族群一样，琼州海峡北岸的蛋民充分发挥集体力量，使用千百年来最简单又最有效的工具和办法捕鲸。清代嘉庆《海康县志》记载了海峡北岸的捕鲸场面： 海鰌鱼，俗名海龙翁，亦曰海公，小者亦千余丈，声如雷，气如风，喷沫如雨雾，背脊耸嶐，若海上之山，行海者遥见即避。每出多以子随，子之大亦若海中岛屿。蛋户聚船数十，用长绳系铁鎗掷击之，谓之下标；三下标，乃得之，次标最险，盖首标尚未知痛也，末标后犹负痛行数日。船徐尾之，俟其困毙，连船曵绳至水浅处始屠。无鳞，皮黑色，厚十许，肉可炼油。史书对蛋民捕鲸记载有夸张之处（例如鲸鱼“小者亦千余丈”，当以十余丈为是），但场面相当壮观，带有浓郁的海国传奇色彩。在海峡南岸的琼山县，也有捕鲸记录。康熙《琼山县志》记载：鰌鱼，俗呼海龙翁，最大远望之如连山，背常负子以游。蛋人驾小舟，系长索于铁枪，以标其子，候其毙，拽至岸取肉煮油，脊骨可为舂臼。康熙癸亥年，一极大者自毙，漂于盐灶港，兵民争割取之。清末续修《琼山县志》对“海鰌”也有记载，称其为“海鱼之最伟者”，“大者不可限量，有长数百十里，远望者如连山者，小者亦千余尺。”然而到了现代，鲸在粤西海域与琼州海峡不容易见到踪影。过度捕杀恐怕是重要因素。历史上广人食尚新奇，有嗜好“异馔”的习惯，所谓“飞潜动物皆可烹食”；鲸具有食用及其他多种价值，遭到滥捕滥杀，自然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此外，明清以后沿海地区人口增加，对海洋资源的索取没有节制，海洋生态发生重要变化，也是客观原因之一，蛋民捕鲸故事遂成绝响。渔猎是蛋民的最基本生计，但是另外还有一些蛋民靠水上客运、物资运输为生。海南与雷州半岛之间官方和民间往来，均由两岸船户承担。从半岛南下一般在徐闻，官府设置官渡。宋人赵汝适记载：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中流号“三合溜”，渉此无风涛，则舟人举手相贺。清代琼州海峡及其周边区域形势（陈炯伦：《海国闻见录》，《中国南海诸群岛文献汇编在》之三，台湾学生书局）正德《琼台志》谓：“自徐闻抵琼必渡海，有海安、踏磊、冠头、那黄、老鸦洲、车仑等渡”。而万历《琼州府志》则谓自徐闻渡海至琼有两处：一海安所，渡琼州；一东场巡司，渡临高。可见明代由雷州半岛渡海至海南有多处渡口，不过最便捷的是海安至列楼港。万历《琼州府志》谓：列楼港，县西二十里。自徐闻那黄渡开船，小午可到，乃汉军渡海之处。海边有大石一所，生出海北三墩，名曰列楼嘴，海南地接徐闻，此最近，舟一朝可达。从海南北上主要在琼山县海口、白沙、列楼三个港口与临高，自海口至徐闻，一日可到。清代地方志记载：凡渡船达徐闻者三处：海口官渡、白沙古渡、列楼渡。自列楼嘴达车轮浦较近。海口渡，本都县北十里，北达徐闻踏磊驿，顺风半日至，舟候潮而开。有海南道副使程有守《潮信碑》，竖海口天妃庙前。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字记》记载了从琼州穿过海峡到广州的航路，具体航程如下：[琼州]北十五里极大海，泛大船，使西风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门，从崖山门入小江一日至新会县，从新会县入，或便风十日到广州。路经[调]黎、碙州，皆海之险路。约风水为程，如无西南风，无由渡海，却回船本州岛石镬水口驻泊处，次年中夏西南风至方可行船。这条海路从琼州出发，东北出海峡，进入雷州半岛东面的调黎海域，循海岸东行至新会县南的崖门海口，这里是珠江八大入海口之一，然后入珠江，即可抵达广州。航行这条海路的船只，靠风靠水，无论公私船务，自然离不开蛋家船民。有些蛋民还需承担来自官府的其他力役。北宋至道年间，陈尧叟为广南西路转运使，发动琼州蛋兵，搬运海北的粮饷，为琼管防务做出重要贡献。史书记载：先是，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辇粮泛海给琼州，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海北岸有递角场，与琼对风便一日可达，又与雷、化、高、太平四州水路接近。尧叟因规度，移四州民米输输于场，令琼州蛋兵具舟自取，人以为便。宋代发蛋民为兵，一方面是因为蛋民舟居水面，以船为家，在海洋运输、沿海防务中作用无可取代，非其莫属。另一方面，蛋民居社会下层，经常受官吏、军队欺压，容易“聚而为盗”，流劫海面，蛋民往往被视为盗寇渊薮；征蛋为兵，可以达到釜底抽薪效果。宋人高承记载，在琼州官府曾发 “蛮蜑”为兵，组成厢兵，后改名“宁海”。在雷州，宋开宝辛未平南汉，即于雷州城东北隅立澄海、清化两翼指挥，统兵镇守；绍兴已卯，广西提刑王孝先奏请在南门外置经略水军寨，“以制沿海寇贼”。宋人秦侃云：雷之为郡，南望琼崖，控诸黎；东附高化，西薄钦廉，而接安南；郡往来皆一海之便，黎僚出没，盗贼猖獗，无岁无之。绍兴间，经□两司申请于朝，置水寨军一，屯三百士，将之副者一，准备者一，郡副训练者二，训练部队将员至三十，大钅今 小辖，各有等级，□皆军将而总于一人，曰统领，朝夕教阅，弹压本路沿海盗贼，驻扎于州之城南。自置立本军后，海盗倚之以宁，其间或有窃发，则军船一出，彼皆敛形退遁，至有授首统擒，前后调遣获捷者，不知其几；间有差出戌邕之边，溪蛮峝僚，帖然心服。水军之号为广右精兵，沿海之民，所以享安靖之福，皆本于弹压之功也。……秦侃没有说明雷州水军的来源，然其主体功能为防御海盗，必然多为濒海地带娴熟水性的蛋民。这支水军分为澄海、清化两指挥营（两翼），对宋朝控御广南西路沿海地区发挥很大作用。元朝将澄海、清化两翼军改编为顺化军，立万户府，置万户两员统之，属湖广行省。明洪武初罢之。海峡区域的蛋民四散水居，出于海上航行安全需要，对海洋航程、气候、潮流、海底状况等等，都要了如指掌，尽量减少航行风险。上文所引刘恂《岭表录异》关于广、交海运的舟子篙工，回程“多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所谓“避海鳅之难”，并非关键原因，舟师、篙工真正惧怕的不是鲸鱼，而是琼州海峡周边海域险恶的海况。调黎所在的雷州半岛东部海域，是东南海运进入粤西、穿越琼州海峡航向北部湾的必经海域，有所谓“调黎之水”，每天两潮两汐，与半岛西部的“那黄之水”每天一潮一汐、琼州海峡东西两流，均不相同，本地民众渡海都要占风候、乘潮汐。清初屈大均指出：琼海分东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东海鸣则风，西海鸣则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琼海半月潮长则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则东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后潮大，上下弦前后潮小。雷之州东有调黎之水，日两潮两汐。西有那黄之水，日一朝一汐。予有《雷阳曲》云：“郎心好似调黎水，不起风波春复秋。日日两潮还两汐，令侬消却别离愁。”又云：“花下欢闻白马嘶，郎来日日在南溪。莫如琼海潮相似，半月东流半月西。”现代科学勘测数据表明，这一海域受季风与热带气旋影响，有较大风浪与灾害天气，雷州湾海流属不规则半日潮流，以往复流为主，方向呈东西向。雷州半岛西与钦廉沿海相连，从粤西东海、经过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的海上航行也多有风险。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载了北部湾海域的海况：钦廉海中有沙碛，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尝闻之舶商曰：“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自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盖福建、两浙濒海多港，忽遇恶风，则急投近港。若广西海岸皆砂土，无多港澳，暴风卒起，无所逃匿。至于钦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为难行。现代科学勘察结果还显示，面向北部湾的琼州海峡西口的海流携带的大量泥沙，由于海面突然开阔而渐次沉积，形成一个宽约50公里的巨大放射状水下三角洲，扇面朝向北部湾。而海峡西口外的雷州半岛西海岸亦即北部湾的东岸，具高岸特征，多砂堤、溩湖分布，港湾口门发育了潮流三角洲及其潮流三角洲上的边缘坝、拦门浅滩、潮流沙脊和潮流冲刷糟等次级地貌形态特征。所以，在琼州海峡航行，需冒很大风险。琼州海峡区域的涉海人群在航海实践中，对琼州海峡潮汐水文变化规律相当了解，利用海洋的知识进行海上活动，渡海时“以潮汐为进退”，利用“大水”、“小水”时机进行捕鱼、渡海。万历《琼州府志》记载：琼州潮候，与江、浙、钦廉之潮不同，其地势异也。郡与徐闻对境，两岸相夹，故潮长则西流，消则东流，日则消长，常也。八月、九月其势独大，每日两有消长者，其变也。故旧潮渐减渐小，谓之老潮，新潮渐退渐大，谓之穉潮。十一月朔，或时不测而长，谓之偷潮。其大小之候，随长短星，不系月之盛衰。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对琼海潮汐颇有研究，留意到琼州海峡潮汐种种特异现象，解释潮汐“东流”、“西流”与月亮运行，海峡南北岸地形、地势的关系，“两岸异流”形成的原因以及乘“伏流”渡海的最佳时机，他说：琼州潮，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冬不潮不汐三四日，八九月潮势独大，夏至大于昼，冬至大于夜，二十五六潮长，至朔而盛，初三大盛，后渐杀；十一二后长，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后又渐杀，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以为随长短星者，妄也；以为半月东流，半月西流，亦非也。盖地形西北高、东南下，琼、雷两岸相夹，见水长而上，则为西流；见氺消而下，则以为东流耳。然陈让云：天下潮汐消涨皆同，惟琼海两岸，东西异流，每南岸水流东则长，则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东而长，则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两岸异流，彼逆此顺。然东流日仅廿四刻，西流则计时有九。又或数日不流，盖伏流也。《天妃庙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涛，乃东西合流处所，所谓中洋合巢也。过此可勿戒心，如风大则半日可渡。又岁三月二十三日，天妃渡海南，必有北风，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须臾可渡。琼海分东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东海鸣则风，西海鸣则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琼海半月潮长则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则东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后潮大，上下弦前后潮小。雷之州东有调黎之水，日两潮两汐。西有那黄之水，日一朝一汐。予有《雷阳曲》云：“郎心好似调黎水，不起风波春复秋。日日两潮还两汐，令侬消却别离愁。”又云：“花下欢闻白马嘶，郎来日日在南溪。莫如琼海潮相似，半月东流半月西。”明代以后，长年在海上生活的船民，编制一些简单而实用的海道针经，记录海上航程的方向、远近、风候、海流、潮汐、航海水道、沙线、沉礁、泥底、海底、深浅等等内容，例如《两种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和乙《指南正法》以及《鍼谱》（《日本一鉴》）、《罗经针簿》（《指南正法》）等。清人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记录厦门至澎湖水程，以更计算：更也者，一日一夜定为十更，以焚香几枝为度；……船在大洋，风潮有顺逆，行使有迟速，水程难辨；……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保所遗；余借录，名曰“洋更”。乾隆癸未年（1763）六月清代厦门人倪邦良，调任定阳，在海口港待渡徐闻海安时，偶然看到了一张舟师所用《流水簿》，加以整理绘图，记录如下：雷之海安，横渡至琼之海口，计程约八十里，非遇大顺风，则往返举帆，均以水流东为候，而逐月逐日各有差移，难以他郡潮信推测。……每月两次起新流，相距十四日[如十一月十三起流,二十七又起流是也]，惟四月、十月则新流三次。其逐月争差，各缩二日退一时，俱逆算[如十一月十三、二十七起子，十二月十一、二十五起亥是也]。 三、九月之初四、十八，十月之初一、十五则缩三日。而流在上半月者，则起时未，在下半月者则起时初，惟四月、十月之十五流起时中。其起新流之前三日俱伏流，每日一次流东四个时辰便退西，其逐日争差各半个时，历两日差一时，俱顺算[如十一月十三起子末，十四起丑初，十五起丑末是也]。若遇闰月，则以上半月照前月下半月，以下半月照后月上半月。清代琼州海峡《流水指掌图》（乾隆《琼州府志》卷一《地舆志》）这类《流水簿》，内容“繁不胜记”，却是舟师航海的指南，在涉海人群中多有流传。1974、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在琼州海峡区域的文昌、琼海等县，收集到多种清中后期民间流传的《更路簿》，即属同类文字，今藏广东省博物馆。据当年参与文物调查的何纪生先生留下的整理记录，《更路簿》由八篇文章组成，第一篇《立东海更路》、第二篇《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第三篇《驶船更路定例》、第六篇《自新州去西寺更度》、第七篇《自星洲去吧里更路》，第四、五、八篇无标题，内容大同小异，文字简明扼要，文辞不加修饰，主要着力于它的航海使用价值，与一般文人著述完全不同，应该是在积累了大量航海经验素材基础上收集整理而成，时代大约在清朝中晚期；经过不断的辗转传抄，当然也因此出现不少错误。《更路簿》，1974年10月18日海南琼海县征集（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更路簿》是海南渔民数百年航海经验的总结，文中记录各地方位、更数大体上是准确的；他们对海上岛域资源、各航程方向与距离、四季天气、风向、雨水、潮汐、海流、深浅都了如指掌，他们给各处岛域、沙洲、浅滩、水道取得名字。在木帆船航海时代，航程需要考虑风向、流水、中途沙洲、暗礁等因素，不能直线航船，往往要兜湾，这点与现代的航程或海图有所不同，惟其如此，更体现了传统社会渔民海上航行与作业的真实状况。《更路簿》不仅记录了从海南到中南半岛各港口的海上线路，对研究南海交通有很高价值，对了解琼州海峡区域水上人群的生活生产实况也是难得的实物资料。渔猎经济在传统农业社会发挥独特重要作用，为陆地上的人们提供不可或缺的水产资源。渔民通过市场出售捕捞所得海鲜水产，获得收入，同时换取生活所需的食品及各种用品，因而渔业生产具有十分明显的商品经济色彩，除了部分满足自身需要外，与社会需要、市场消费建立紧密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唐中期以后，蛋民与一般编户一样，需要承担一定的赋役，只是形式、轻重与农户有所不同，江海水域的蛋民逐渐被纳入官府管辖范围，计丁征税。南汉在城镇、圩市征收商税及身丁钱，蛋民亦不能免。明朝建立后，将江河沿海蛋民编为里甲，置河泊所征收鱼课，或实物，或折银。正德《琼台志》记载：蛋人，各州县皆有，居海滨沙洲，帽檐垂地，或从屋山头开门。男子罕事农桑，帷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岁办渔课。另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谓：蛋民“编户立里长，属河泊所，岁收渔课。”正德七年，琼州府共有户54798，其中蛋户1913，蛋户占全岛总户数的3.49%，濒临海峡各县均有蛋民，琼山183户，文昌230户，临高221户。万历四十一年，雷州府有民户24306户，其中蛋业户188户。由此可见，琼州蛋民比雷州多。广东各府岁办渔课、河泊所额办鱼胶等物，皆为蛋民所纳。以嘉靖年间言之，琼州海峡区域雷、廉、琼三府中，琼州府岁办、河泊所额办最多，其次为雷、廉二府（表二）。资料来源：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34《课料》，嘉靖十四年刊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第429页。明清时期琼州府蛋民所缴纳的渔课米资料比较翔实，下面再作进一步分析。洪武十六年，除定安、乐会二县外，琼州府共设河泊所11，统12州县蛋户，岁办渔课米连闰共米7632石有余，后革会同、昌化、陵水、感恩四所，隶县带征，岁办渔课米、海菜、鱼鳔等，各有增减。嘉靖年间琼府见征5980石有余（表三）。明清时期琼州府蛋民所缴纳的渔课米资料比较翔实，下面再作进一步分析。洪武十六年，除定安、乐会二县外，琼州府共设河泊所11，统12州县蛋户，岁办渔课米连闰共米7632石有余，后革会同、昌化、陵水、感恩四所，隶县带征，岁办渔课米、海菜、鱼鳔等，各有增减。嘉靖年间琼府见征5980石有余（表三）。说明：1、资料来源：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六《民物志》，嘉靖三十六年刊本，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第663页；牛天宿修、朱子虚纂：《琼州府志》卷三《赋役志》，康熙十五年刻本，第86页。2、带△符号的县设置河泊所。3、琼州各县课料除儋州、昌化、崖州存县外，其余解府充饷。盐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日常食用必需品。岭南濒临南海，海盐生产有悠久历史。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朝廷在苍梧高要、南海番禺、会稽海盐设置了三处盐官，主管东南沿海盐务，岭南占其二，可见地位重要。东吴在番禺设司盐都尉，主管产销。在传统的岭南社会，煮海为盐的盐民是濒海地区位于社会下层、靠海为生、生活艰苦而不太为人知晓的另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承担着全社会每一份子不可或缺的食盐生产。盐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明了海盐煎制技术。晋裴渊《广州记》谓：“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南史》记载，萧齐时张融为封溪令，浮海至交州，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后以示镇军将军顾恺之，恺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露。”大概岭南海盐生产已经成为颇具特色的产业，张融《海赋》虽然优美，但未及海盐，顾恺之引以为憾。唐代岭南制盐仍为煎制，一般要经过堆成沙、滤制卤水、以竹釜煎煮等环节。煮盐生产由官府经营，但管理并不严格，在偏远的盐场，允许商人纳税后自行组织人力，煎制原盐，即所谓“野盐”。唐末刘恂《岭表录异》记载： 广人煮海其无限，商人纳榷计价，极微数。内有恩州场、石桥场，俯迎沧溟，去府最远。商人于所司给一百榷课，支销杂货二、三千。及往本场，盐并官给；无官给者，遣商人，但将人力收聚咸池沙，掘地为坑，坑口希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汁，用竹盘煎之，顷刻而就。竹盘者，以篾细织，竹镬表里，以牡蛎灰泥之。自收海水煎盐之，谓之“野盐”。易得如此也。由此可见，煮盐的方法：先取盐度较高的海水淋沙制卤，卤流入池，待其蒸发到一定浓度，即以涂牡蛎灰的竹盘煎煮，蒸发水份，即成原盐。这种制盐工艺与淮、闽各区采用的刮咸、晒灰、淋灰取卤制盐工艺比较更加省功高效。粤西沿海和海南地处热带、亚热带，地表水资源也不如粤中、粤东平原地带丰沛，没有像珠江、韩江那样的巨大淡水江河入海，沿海海水盐度相对较高。另外，受季风气候影响，该区域气候炎热，日照时间长。现代科学勘测数据显示，湛江海域海水盐度为23.49-29.43，平均值为27.01；雷州湾海水盐度为28.204-29.241，平均值为28.691，较广东其他海域的海水盐度为高。所以，粤西、海南具有天然的“煮海为盐”的有利条件。唐代海南岛容琼、宁远、义伦诸县产盐，自产自销，并无则例。宋代于感恩（今海口市西）、英田置盐珊，均在海峡南岸，与粤西高、窦、春诸州一样，琼、崖等州“各煮以给本州，无定额”。宋代行民制、官收、官运体制，盐民有官府管理的盐户、亭户，也有自营盐民。《宋史》记载，“其辟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盐户、亭户，将所煎盐中卖人官后仍保留生产的自由；一些盐民也愿意被纳入官盐场从事生产。元以后晒制方法传入，但直到民国初年，海南盐业仍采用煮晒兼用的传统方法，有盐田晒盐、晒水煮盐、土漏水煮盐、砂土漏晒盐等四种方式。明清时期粤西、海南的盐场发展成广盐重要产区。明洪武间海南设大小英感恩、三村马袅、陈村乐会、博顿兰馨、新安、临川六盐场，各设大使一员，隶属海北盐课提举司，共管灶户正15024丁，办盐不等，科盐6253引12觔8两，岁运廉州新村盐仓上纳。明初，大小英、感恩场原额办盐正丁为644人。永乐年间，客人吴皮洪首出演那都二图，私煎争民，带走黄钦等174丁。天顺年间，感恩场禾丰社三厂灶丁受到海寇袭击，杀戮几尽，只剩下正丁230丁。正德七年，琼州各县灶户共1953，濒临海峡的琼山县有灶户291户，文昌县有284户，临高县有灶冶户20户。万历四十四年，大小英、感恩场原额办盐正丁818丁，共盐1071引50觔，折米1071石1斗2升5合，该银321两3钱3分7厘5毫。明清之际粤西、海南地区长期战乱，盐田灶户丧失，大小英感恩场、铺前厂及并征三村马袅场、永和厂原额办盐人丁969丁，共派征盐课银408两5分2厘5毫；临高三村马袅场原额办盐人丁650人，共派征盐课银299两8钱1分2厘5毫；儋州博顿、兰馨场原额办盐人丁1197人，共派征盐课银387两4分5厘5毫。顺治十六年以后，文昌县陈村、乐会场办盐人丁807丁，共派征盐课银211两4钱7分7厘9毫。明初将盐民编成里甲，规定灶户除了承担里甲正役外，曾经免除杂泛、差傜、科派等项负担，但是盐民居住海滨，靠天靠海维持生计，风吹日晒，生活异常艰辛，州县官吏“不体盐丁，日办三觔，夜办四两，无分昼夜寒暑之苦，科役增害”。中叶以后，盐民经常受海盗侵扰，从而导致灶户隐匿逃亡，躲避差役。正德初年，盐法佥事吴廷举制订减免则例，减轻灶户负担，“通行各府，但有盐场灶户去处，一体施行，如此庶几灶户不致亏损，奸弊亦可渐革”。 此例亦行于海南。明清时期感恩场、马袅场是海南最重要的海盐产区，所产原盐除本地行销之外，还运销海北。从海南运输盐斤到海北，一般先船运到廉州，而这段海程必须走海峡西口进入北部湾，有相当大的风险。琼州海峡区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通南海诸国、印度洋海域的海上交通要冲，历史上既是海外各国从海路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也是广东通往南海各国的必经之地。所谓“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更集番禺东。”即是指海外诸国前来中国“朝贡”，必先在海南暂停歇息，然后循海路前往广州。所以，海南是朝贡贸易时代海外使节、商人从海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宋人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诗云黎山千仞摩苍穹，颛颛独在大海中。自从汉武置两郡，黎人始与南州通。或从徐闻向南望，一粟不见波吞空。灵神至祷如响答，征帆饱挂轻飞鸿。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宋代官府在琼管属县设置市舶务，管理贸易。《诸蕃志》记载：[琼州]属邑有五：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为蜑船；至则津务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经册以格税钱，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赡。南来北往的中外使节、商人经常光顾海南，使琼州海峡区域的一些港口和濒海地区成为外商停留或常住的区域。占城与海南隔海相望，故两地联系尤为密切。万历《琼州府志》记载，自儋耳西行，二日可至交趾万宁县，三日可抵断山云屯县，崖州南行二日接占城外番。所以，古代常有占城人到海南贸易，居留长住。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三亚送路、番岭坡、梅山、陵水县英州镇干教坡、土福湾等地发现唐代至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徒墓碑，“番人墓”墓葬数量从数百座到十几座不等。这些墓葬的形制，皆为竖穴土坑墓，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从清理的墓葬看，都没有葬具和随葬品，死者头在北（或西北），脚在南（或东南），侧身，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是典型的伊斯兰葬俗。碑文全部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而且有的墓碑记有死者名字，如：阿特魏、萨曼·赫尼、艾斯马尔、伊本·赛义德·宛尔圣和“卒于斋月吉日”的伊斯兰记时习惯，这些都表明墓主人无疑是来自外国的穆斯林。墓碑有雕刻碑文和图案的一面朝外，墓碑均用珊瑚石雕刻而成，形状不一，碑文和花纹图案也略有异同；现已实测的有17块，分四式。墓碑刻有阿拉伯文：这是长者“阿特魏”[波斯文]……的坟墓，卒于斋月吉日。这是殉教者的坟墓。他名叫伊本·赛义德·宛尔圣，卒于12月，求真主怜悯这位孤独的人吧！关于陵水、三亚穆斯林墓葬年代，早期墓的上限是唐代，晚期墓的下限可至元代。从其墓葬的形制和使用珊瑚石作墓碑的习俗，直接来源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反映了唐至宋、元时代穆斯林在海南岛上活动的历史。宋元时期交趾、占城、真腊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占城受到交趾、真腊的南北夹击，国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有些占城人逃往马来西亚、印尼和中国海南岛。雍熙三年（986），有占城人蒲罗遏者，受交趾的压迫，率一族百人余来儋州请求内附。另外至元（1264—1294年）初年，元军征占城，进一步加剧其社会动荡，引发更多国民外迁。这类政治性难民，是海南“番民”中的特殊群体，为数不少，有些被安置在琼州海峡南岸的琼山县海口浦（今海口市），立营籍为“南蕃兵”，置“番民所”。正德《琼台志》谓：番俗，本占城人，在琼山者，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并其属，发海口浦安置，立营籍为男番兵，无老稚皆月给口粮三年以优之，立番民所，以番酋麻林为总管世袭，降给四品印信，元末兵乱，今在无几。其在外州者，乃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蕃坊、番浦，不与土人杂居。雍正《广东通志》谓元代“番人有居琼管者，立番民所。”被安置在琼州海峡的海口等地的占城人，多姓蒲、方，保持原有宗教信仰与习俗，不吃猪肉，每村建有“佛堂”（即礼拜堂），行斋戒，从事渔猎，采鱼办课。正德《琼台志》对其习俗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豕肉，他牲亦须自宰见血，喜吃槟榔。家不供祖先。其识番书称先生者，用一小凳，安置香炉，一村共设佛堂一所，早晚念经礼拜。每岁轮斋一月，当斋不吞，诞见星月方食；以初三日为起止，开斋日聚佛堂颂拜，散后各家往来，即是拜年。若常时，卑见尊者，则跪以手摩尊者脚；平交则各以手相摩，讫各收手回摩几面。有大会，席地列坐，用大青盘贮饭，以手捻食。男子不饮酒，年二十则请师为之剪发齐眉，白布缠头，腰围以幔。妇女脑髻，短衣长裙；嗜酒与茶，外人与之往来交合，谓之做契，或有因而娶之者，随贫富；用金银铜锡为环，穿其耳孔，下垂至肩。好熏诸花，£牙黑齿。殁后不用棺，布裹以身，西向而葬。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今皆附版图，采鱼办课。由于明清时期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这些移民与其他民众杂居，互相通婚同化，繁衍生息后代，渐而淹没其自身的种族属性，失去民族特色，与一般蛋民没有多少差别，地方志记载：蕃民所，在海口浦，即今海田，元籍南番兵，立其长麻林为世袭，降四品印行，总管其番兵。今子孙犹有存者，俱为蛋人。四、形形色色的海洋神灵：伏波将军、江将军、妈祖、兄弟公与番神从南海交通史看，琼州海峡是中国东南沿海与北部湾航线上一条东西走向的重要孔道。但是，对于雷州半岛与海南南北交往而言，海峡毫无疑问又是一天然的障碍。历史上海峡两岸南来北往的人群与物流，包括官员到任与转迁，士子参与科举考试，官兵粮饷与装备的运输，民间贸易与商货的转运，人口流亡与迁徙等等，都必须借助舟船，横渡二三十公里的海峡水域。每年5-11月，特别是7-9月，琼州海峡区域受到热带气旋（台风）的影响，狂风骤雨，给海峡周边地区造成重要损失。古人对海洋毕竟缺乏深刻了解，航海能力有限，受海洋水流、潮汐、气候、风力影响，一水隔天涯，横渡海峡或穿越海峡就成为充满危险变数的畏途。凶险无常、变幻莫测的海洋威力强大，令涉海人群无论官民，皆心存敬畏，在精神领域感觉到一个难以捉摸而又主宰人间一切的神灵世界的存在，人们一方面调整行为方式、生活步骤和思想观念，以适应、符合这个超自然的神明世界，另一方面则祈求神灵保佑，“海不扬波”，帮助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一帆风顺，或者获得丰收，有益于在海上或濒海之地生存。于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海洋神灵于是进入涉海人群的精神领域，构筑起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海洋信仰体系。官府首先垂范，从保境安民、消灾弥祸愿景出发，把与海洋活动相关、列入祀典的“正神”如伏波将军、妈祖等请进神殿，建设起堂皇的庙宇，而且每年按照惯例，进行制度性祭祀活动。在琼州府城，官府在东关外迎春馆后建飓风祠，“使神主有依，风灾可弭”；明万历四十五年重建，天启七年崩坏，清初重修；每年端午日，府县官员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神保佑。更为普遍的海神崇拜植根于濒海民间，草根文化的创造力、生命力和魅力发挥重要作用。濒海地区民间社会成为海洋信仰成长的天然沃土，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于是在海峡周边地区出现五花八门的海洋神明，影响较大的有伏波将军、冼太夫人、妈祖、水尾圣娘（又称南天夫人）、木头公、兄弟公（又称108兄弟公、昭应公）等等。现将比较重要的几位“大神”介绍如下。伏波将军信仰是岭南最早出现的地方神灵之一，崇拜神灵有二：一为西汉路博德，一为东汉马援，二者皆因平岭南而官拜伏波将军，南汉、宋元皆封为王。粤人嘉其名，感其德，祀以为航海保护神，历史上流行于两广及越南，琼州海峡周边地区是伏波信仰的核心区，各州县多有伏波祠庙，南来北往的人们横渡海峡往往至伏波将军庙祈求保佑。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谓：琼州在黎母山之东北，郡治即古崖州。……海口有两伏波庙，路博得、马援祠也，过海者必祷于是，得杯珓之吉而后敢济。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介绍粤海“海神”中有二伏波将军“专主琼海”之说，：粤人事海神甚谨，以郡邑多濒于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余，琼居海中，号特壤。……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祀二伏波。……而二伏波将军者，专主琼海，其祠在徐闻，为渡海之指南。……祠有二，正祠为新息，别祠为邳离。伏波庙，在雷、琼二郡，往时渡海者必祷。宋苏轼作文纪其事，以为舣舟得济，相庆再生，非伏波之佑不及此。而李纲亦尝祷于将军，冀得生还，因书苏文刻祠中。宋代大文豪苏轼谪儋，居海南三年获内迁，往返皆顺风，以为是伏波将军保佑，乃作《伏波将军庙碑》以答贶，碑文云：汉有两伏波，皆有功德于岭南之民，前伏波邳离路侯也，后伏波新息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自秦虽稍通置吏，旋复为夷，邳离始伐灭其国，开九郡，至东汉二女子侧贰反，岭南震动六十余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劳厌兵，方闭玉关谢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师，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论之，两伏波庙食于岭南均矣。古今所传，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魄丧。海上有伏波祠，元丰中诏封忠显王，凡济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济乎？必吉而后敢济，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也。呜呼！非盛德其孰能！……四州之民，以徐闻为咽喉，南北之济者，以伏波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轼以罪谪儋耳三年，今乃获还海北，往返皆顺风，念无以答贶者，乃碑而铭之。 雷州伏波将军庙据传建于汉代，历代有重修，是琼州海峡周边地区最古老的伏波将军庙之一。另外琼州城北六里龙岐村有伏波将军庙，宋建。又有“威武行宫”，亦宋建，原在星駋驿后，建炎四年移至大英盐场山下，乡贡进士陈奎有记。明万历四十五年，副使戴熺于郡城教场演武亭西创建汉二伏波祠，“以祀路伏波、马伏波二将军”。清康熙初年分巡道马逄皋复创建于郡治北关外。清中叶张渠《粤东闻见录》对雷琼海神的记载多沿袭屈大均的说法，但也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祀二伏波，江起龙。……二伏波专治琼海，正祠为新息马侯，别祠为邳离路侯。江起龙亦专治琼海，祠建海安。江将军讳起龙，江南歙县人，康熙五年任海安营副将，督兵游奕，飓风徒发，殁于海。殁后载晴载阴，精灵恍惚，云骈风驷，穹龟长鱼，海舶呼吁护佑立应，危者安，险者济。雍正八年，布政司王公讳士俊折奏，英佑骁骑将军，春秋致祭。江起龙原为清朝水师将领，因剿“海盗”阵亡，被供奉为“专治琼海”的神灵。《南明史》记载，江起龙为南明将领杨彦迪（杨二）所杀，时间在康熙二十年七月。其时杨彦迪率部攻打琼州铺前港、文昌、琼山、海口所城、澄迈、定安，与清军大战，杨部损失惨重，撤退到广南，进驻下柬埔寨美湫地方。据地方志记载，在与杨彦迪作战中死亡的其他“义士”，附祀于江将军祠。乾隆《琼州府志》谓：江将军祠，在海口城外天后宫右。公名起龙，歙县人，正直□勇，勤劳王事，□海安所副将，屡剿海寇，琼境赖安。康熙五年七月，提兵出洋，遇飓风覆舟。英灵不泯，往来海上舟楫多赖护庇。二十六年，知府佟湘年请立祠祀之。雍正九年，布政使王士俊奏请封号“英佑骁骑将军”之□，行商陈国安辈募金，即旧祠重修大门，增建牌坊。十年，知县鲍启泌详准，即本县城壕租银内支办春秋祭品。学士翁方纲有壁记。祠久渐圯，乾隆三十八年，合郡官商士民共捐资建造，焕然改观，知府萧应植有记。又康熙二十年海寇杨二、谢昌踞海口城，虎头门副将张公名瑜统兵赴援，获船馘贼，救回被虏男妇□□，卒以劳瘁病亡。又□时商人谢谦，乘巨舶入港，与贼战不胜殒命，琼民赖其力，稍缓贼势，称为义士。又仓大使崔祥，随兵道范养民出郭御贼遇害。俱附祀于祠。江将军是清代雷琼海域兴起的新海神，其服饰穿清朝官服，与其他神灵不一样：“粤之神像冠服皆古制，惟神则本朝冠服”。江将军主祠在海安，这里是对海口交通的主要港口。清人翁方纲有碑在庙中，记其事甚详。粤西、海南不少民众来自福建莆田、漳泉地区，同属闽方言系统，对妈祖信仰情有独钟，对妈祖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宋代。明人黄衷《海语》谓： 南海最灵验，敕赐庙宇，春秋二祭，国有大事，天子为遣使进香。……民间舟中所事海神不一，广、琼有天妃祠，亦受敕封王祭。昌化有峻灵王祠，苏子瞻谪海南，为作碑记。余不尽录。雷州天后宫，位于雷州市雷城镇南亭街，又名龙应宫。初建于南宋，明清两代重修。明郡人御史李璿撰《天妃庙记》载曰：“雷州密迩大海，旧有行祠，创于南亭，岁月深远，风雨飘零，往来谒使，弗称瞻仰。邑侯胡公文亮见庙倾废，发心而鼎建之，更名曰'雷阳福地’。”可见妈祖庙创始于雷城南亭街时为“妈祖行祠”，是闽人初迁雷州时随行供奉妈祖的祠宇。后此庙又迁建夏江，庙额“天后宫”。现有建筑为清道光年间重修，为院落式布局，有门楼、前堂、拜亭、后殿和配殿，宫前有戏台。雷民多闽人，故楹联云：“闽海恩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据调研，阳江、湛江、雷州等地见诸历史记载的天后宫有88座，其中湛江市6座，徐闻县19座，雷州9座，遂溪6座，廉江5座，吴川8座，电白5座，阳江30座（今存13座），不少天后宫至今仍香火鼎盛。王元林教授等研究表明，海南岛上共有妈祖庙47座，除了4座是元朝所建外，其他43座均建于明清时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或江河交汇处，足见海南岛信奉妈祖之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出现妈祖“排挤”原有海神信仰的现象。以伏波将军信仰为例，妈祖入粤后，在粤西沿海及琼州广为传播，与粤地原有的海神伏波争夺信众，二者势力出现消长。清中叶张渠《粤东闻见录》说：“今雷琼渡海者率祀天妃、龙王，而不及伏波，岂神灵之血食亦与时递更耶？”由此可知，清代妈祖信仰与伏波神信仰在琼州海峡区域出现了明显的势力消长。兄弟公（昭应公）是明清时期海南本岛出现的海洋保护神，随着海南人向外播迁，兄弟公崇拜也流传到海外。法国汉学家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多年从事东南亚华人研究，对海南本岛及东南亚海南人的民间信仰包括兄弟公信仰作了较广泛的考察。近年郑庆杨先生采取田野调查方法，对兄弟公崇拜的内容及其仪式等进行相当细致的搜集整理，为兄弟公崇拜研究提供难得的民俗资料。琼州海峡南岸的沿海渔村，几乎村村都有“兄弟庙”。海南最有名的两座兄弟公庙均在文昌县，一为铺前港，另一座在清澜港。兄弟公祭祀的神庙多称“昭应庙”，或“孤魂庙”、“兄弟公庙”。“108兄弟”是“兄弟庙”的主神，从祀神为“山水二类五牲孤魂”。调查显示，过去常有遇难漂流的人畜动物尸体漂泊于海圮，当地渔民以慈悲之怀，将那些尸骨收葬，并在“兄弟庙”设“山水二类五牲孤魂之神位”收容孤魂。在海南渔民经常活动的南海诸岛和海域，也建有庙宇，供奉神灵。1933年 9月1日《广东琼东草塘港渔民申诉法占珊瑚岛九小岛书》说：吾琼东文昌县渔民因生活所迫，于清道光初年，已到其地从事渔业。嗣后各县渔民渔户移居其地，建立房屋和兄弟公庙多所。1974-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与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在西沙群岛进行两次文物调查，考古人员踏遍群岛的绝大部分岛礁沙滩，发现许多我国渔民居住遗址和遗物，在各处岛屿，都发现有古庙遗存。例如在赵述岛、北岛、南岛、永兴岛、和五岛、琛航岛、广金岛、珊瑚岛和甘泉岛，就发现有14座，在中岛、晋卿岛、金银岛等地，也有遗存。古庙的名称，海南渔民有多种叫法：石庙、公庙、神庙、土地庙、娘娘庙，最普遍的是孤魂庙、兄弟孤魂庙。前几种或与龙王公、兄弟公、土地公、天后有关，而后者则肯定是108兄弟公庙。海南人创造出来的海神“兄弟公”，在海南和东南亚，兄弟公（昭应公）崇拜已经成为带有一定国际色彩的琼籍华人群体共同拥有的民间信仰。然而，这位大神在一水之隔的海峡北岸地区却不见踪影，体现了由于海峡“阻隔”而产生海岛特殊的海洋信仰系统。宋代，琼州、昌化军、吉阳军、万安军等海滨出现了祭祀狮子神、都纲等海神的庙宇。赵汝适《诸蕃志》谓：[昌化军]城西五十里，一石峰在海洲巨浸之间，形狮子，俗呼狮子神，实贞利侯庙，商舶祈风于是。[万安军]城东有舶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万安军城东都纲庙祭祀舶主，应该是宋代有威望、担任纲首的海商。明初地方官以舶主神通广大，奏封为新泽“海港之神”，改名昭应庙。正德《琼台志》记载：[万州]昭应庙，在州东北三十五里会通都新泽港，其神原有庙祀，名舶主。国朝洪武三年取勘祀典神祗，州同知乌速达其能御灾捍患，请赐封新泽“海港之神”。原来“舶主”为外国客商，是“番神”，后来演变为海港保护神，并进入官方祀典。《古今图书集成》“昭应庙”条还记载：“祀忌猪肉，往来船只必祀之，名曰番神庙。”从祭祀仪式“忌猪肉”看，此“番神”原为回教徒无疑，盖回民忌食猪肉也。宋元时期万安军的都纲庙到明代改称昭应庙，亦名番神庙，祭祀的神灵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外国舶商（“舶主”），明初从民间神转变为官方神。这些特殊的涉海人群信奉的特殊神灵，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分布和地域特征，在海北地区则没有流传。近些年来，随着海洋史研究不断拓展，诸如港口、湾区、岛屿等等海洋地理单元相继进入海洋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一新的趋向。“海峡研究”是区域性海洋史专题研究，既可以是区域视野下宏观的整体综合研究，也可以是微观的个案研究。2010年，普塔克教授在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论坛上，提出从“海峡的视角”探究亚洲海峡区域独特的自然、人文、历史发展轨迹，寻求构建海峡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海洋通道”的功能与作用的历史解释和理论模式。毫无疑问，这种“海峡本位”视角为海洋史研究开启一通向幽深的门径。笔者在此结合琼州海峡的研究，对一些问题谈点初步想法。“海峡研究”应该关注海峡的功能和作用，而诸多决定海峡地位与功能的因素，人的因素无疑占据最重要位置。在那里活动的形形色色的人群，赋予海峡人文属性与“海洋文明”的意义。没有人的活动，海峡仅仅是海洋自然地理的一个单位，在人类海洋文明史上基本上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历史是海峡区域人群的历史。世界海洋中大大小小的海峡难以计数，但在人类海洋文明史上闻名并真正起作用的海峡并不多，就是因为大多数海峡偏离人类活动特别是航海路径之外，没有人类活动，或处在人类海洋活动的边角，或不大为人类所知晓。所以海峡研究离不开人的活动，这也是本文探讨琼州海峡及其周边地区人群及其活动的目的所在。在整体与“海峡本位”视野下，琼州海峡相关人群多如过江之鲫，多种多样，他们共同谱写了海峡区域历史的人文篇章，在这里既有匆匆过客——例如南来北往的各级行政官员、功名人士、海防官兵，往来于各个贸易港口、乡村墟市的大小商贩，为数更多的是临海而居的各色水上人家——包括以渔猎、采珠为业的蛋民，从事客货运输的船民，煮海为盐的盐民，纵横海上、从事抢劫的海盗——他们是海峡区域的主人；如果说海峡是个展示海洋文明的一个舞台，那么这些主人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历史经常偏离常情，由于海峡的主人公基本上属于远离主流社会的下层边缘群体，甚或是化外之民，在史册上默默无闻；除非他们敢于挑战主流社会，用暴力方式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例如反抗官府，从事海上抢劫行为——史书上关于海盗的记载倒是屡见不鲜，否则很难留下多少文字记载或印记，而那些匆匆过客，反而经常青史留名。所以开展海峡历史乃至海洋史其他方面研究，应该采取多元眼光，既向上也向下，进入海国子民赖于生存的濒海和海洋空间，充分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在海洋搜寻历史。有时贤倡言，要以“海洋本位”取向去建构有别于也是独立于“陆地史”的“海洋史研究”或“海洋史学”体系，这有充份的道理和必要。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解“海洋本位”？并将其贯彻到理论探索和具体问题研究之中？目前学界尚没有达成共识。笔者愚见，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虽然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在濒海地区和海域产生了异彩纷呈的海洋文明，但是海洋并不是人类常住之地，人类海洋活动并不能长期脱离陆地，完全独立于陆地。毋需解释，无论是“以海为田”的濒海民众，还是飘洋过海的海商大贾，乃至飘忽不定的江洋大盗，他们的海洋活动都需要陆地的配合，他们的食物、食水、商品、武器、弹药等等，都需要陆地提供、补给或“接济”。海商们从事的海洋贸易的高额利润，主要来自远隔重样的商品市场差价、通过远程搬运、销售来实现；渔民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陆地市场消费来兑现；海盗在海上获取的“战利品”，最终需要在陆地正常经济体系之外的地下交易系统进行销赃。所以涉海人群的“海洋事业”，无论走到多远，其起点和终点始终离不开陆地，“海洋本位”下的海洋史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绝不可能完全脱离陆地历史，那种企图完全抛开陆地历史去谈论海洋史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学术潮流使“海洋史学”不断强大，追求另立门庭，但不应把陆地史与海洋史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相同道理，与濒海之地、沿海港口、商贸中心、商站不同，海峡本身并不是人类的居住地，“海峡本位”下的海峡历史，在整体大视野中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研究单元，必须密切关注陆地-海峡-海洋之间三个层面的迭层关系：一是陆地层面的海峡与周边地区的历史关系，关注海峡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在人文、社会等方面的交往与联系，它构成传统的陆地区域史或曰濒海地区历史研究的内容；二是海洋层面的海峡区域与相通海域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海峡作为“海洋通道”、既是通道又是障碍、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节点等等关系，构成海峡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三是陆地-海洋层面各种自然、人文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互动状态，海峡既是陆地，又是海洋，构成区域史、海洋史合流的边缘交叉研究内容。所以，本文讨论的琼州海峡，类推其他亚洲海峡，许多海峡历史问题都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例如除了很容易受到学者关注的琼州海峡与国内沿海及东南亚海上交通与贸易关系问题外，还有琼州海峡对周边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建置的影响，琼州海峡对粤西沿海-北部湾海防的影响，海峡南北岸及周边地区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族群与文化内在联系等等问题。从理论上讲，比较研究方法对海峡历史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更深刻认识一些深层次的和共性的问题，彰显不同海峡的特点。例如“通道”与“障碍”是海峡在海上交通功能的两个基本问题，或者说是海峡功能的两个侧面，在不同海峡中，这两方面的功能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程度的相同或不同特点，决定着海峡在海洋体系中的位置。把琼州海峡与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等海峡相比较，可以发现，在“国际通道”上它们具有大体相同的功能，但是在重要性上有明显的此消彼长之差别——琼州海峡显然不如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重要，从而坐实了后两者在亚洲乃至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名声和影响力——在这点上，毫无疑问，琼州海峡、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的在海洋交通上的重要性明显呈递增趋势。尽管琼州海峡在海上交通上不如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显要，但绝不等于说它“一无是处”。琼州海峡以其独特的海洋地理与区位优势，确立起中国对北部湾国际贸易不可取代的海上交通要冲地位，历来是海外诸国朝贡之所途，在中国朝贡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正德《琼台志》记载：“凡番贡，多经琼州，必遣官辅送。”例如暹罗国于洪武三十年、正统十年、天顺三年“继贡象物”，占城国宣德四年“贡方物”，正统二年、十二年、十四年、天顺七年、成化七年、十六年、弘治十七年、正德十三年朝贡，满剌加弘治十八年贡五色鹦鹉，琼州官府各遣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护送至京。清中叶以后，海峡两岸分别建立起雷州海关、琼海关等一系列贸易管理体系，成为清帝国对外关系、海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通过周边内陆地区的河流、交通线路对港口、墟市、乃至行政中心、海防据点、乡村聚落等整合，海峡区域建构起连结南北岸区域内部的交通、商业网络，带动诸多港口的兴起，并且出现海口这样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同时，海峡区域通过跨区域、跨国界的海上航线构成的“海峡-港口体系”，发展出对东北亚、东南亚的更广阔的外部贸易网络，成为亚洲海洋贸易的重要环节。明中叶以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接踵来到在粤西与海南海域，从事商业或海盗活动。乾隆《琼山县志》谓：嘉靖四十三年，有佛郎机番舶两艘停泊铺前港，遭到海贼施和的攻击，“番舶桅折内避”，施和等遂深入琼地，略劫符离等都。明都指挥高卓招番众及土舍黎兵迎击，施和等退去，“番船克回”。上世纪90年代，粤西湛江的渔民在该海域捕渔时打捞到铸造精美的荷兰铜炮，炮身铸有两条美人鱼图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字母“VOC”和“1642”字样，相信是航行到粤西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遗物，现收藏在湛江市博物馆。1635年（崇祯八年），英国科尔亭会社（Courteen Association）派出以威得尔（John Weddell）为私商首席代表，组建一支由3艘帆船、1艘军舰组成的船队前往亚洲，开拓中国市场，但收获不大。威德尔后来狂妄地提议：占领海南，“作为不列颠属地”。 当然，英国人的野心最终没有实现。笔者在此不厌其烦地罗列史实，主要想说明：欧洲人对琼州海峡区域的关注乃至孜孜以求，一方面是受利润丰厚的中国贸易的吸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琼州海峡作为南海北部海上通道，特别是中国对越南贸易，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交通障碍”上，众多的海峡的表现则各有千秋，各具特点，比较复杂，体现出各自自然环境、资源条件、文化传统的制约。仍以琼州海峡为例，由于海峡的存在，海峡南北隔海相望，交流多于阻隔，因而两岸具有许多相同的人文传统。本地起源的伏波将军崇拜固然在海峡两岸到北部湾大行其道，来自福建的闽南方言、妈祖崇拜在海峡两岸特别流行，在岭南文化中形成独特的闽南方言区和具有闽南文化特质的琼州文化、雷州文化。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雷琼会馆”往往成为海峡两岸的不少旅外商民共享的乡谊组织。琼州海峡两岸有不少类似或相同的文化习俗，然而，并不能掩盖另外一道“隔岸异俗”的文化景观。因为海峡的分隔，海南成为黎族及其文化的最稳固的生存空间；完全可以想象，没有琼州海峡的存在，黎族将与古代岭南各地越人一样，被同化而融入汉族群体。同样由于海峡的分隔，海南人拥有自成体系的大神“兄弟公”；从占城等外国迁来的番民则世代保守着伊斯兰风俗，信仰“番神”；另外在崖州有“石三娘庙”，明成化丁酉年重修，在州南大蛋村海边，“蛋番”每年夏季致祭。这都是海峡北岸的雷州半岛所不见的，体现了海峡分隔造成南岸海岛特殊的民间习俗和海洋信仰。琼州海峡的分隔造成南北两岸政治、文化等等层面上的“交通障碍”，客观上成为雷州半岛、海南岛区域文化的分水岭。同时，海峡因素也成为历代行政区划与州郡县建制的天然分界线。雷琼同风，但长久以来都是隔岸而治，分属两府。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终于从广东分离出来，独立建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行政区。同样道理，台湾海峡也是闽台之间政治、文化的天然界标，同中有异，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现代两岸政权长期分立，海峡阻隔不能不是关键性重要因素之一。普塔克教授以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政权为例，提出因海峡而兴起的国家为“海峡国家”的命题。古代室利佛逝、满者伯夷、马六甲、爪哇等海岛国家、近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国家的兴起，海峡无疑是一个长久起作用的显而易见的地缘因素。总而言之，讨论海峡的“通道”与“障碍”功能，不可一概而论。“通道”不一定带来积极的结果，“障碍”更不一定造成麻烦。隔海相望的琼州海峡两岸，潮来潮去，不仅仅有流淌不息的海水，椰林掩映的港湾，季风吹送的帆影，还有纷至沓来的各色人群、各种文化、多种信仰，展示出季风吹拂下热带海峡仪态万千的海国风情，都值得我们关注。本文首发于Journal of Asian History,46,Harrassowttz Verlag, Germany,2,2012, pp.137-165;另刊于《传统中国社会与明清社会——冯尔康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