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苇：明代海南的'海盗'、兵备和海防

近年来，我国对明代'海盗”研究，已越来越引起史学界重视，这不仅关系到我国航海史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并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迄今为止,有关研究明代“海盗”的著作,大多限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而对当时海南“海盗”的研究却久已阙文。

事实上,明代海南是当时“海盗”活动中一个重要据点,又是明朝廷与“海盗'之间的争夺要地,它在整个明代“海盗”活动史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因此要了解明代'海盗”活动的全貌,却不可忽视对海南'海盗”的研究。此外,明朝政府在海南兵备的提高,  尤其是对海防的加强,都是和“海盗”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这也一向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因此,本文试就明代的“海盗”、兵备和海防问题加以探讨,藉此以求教于许学者、专家,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海南地势和明代海南'海盗'活动的特点

明代时,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具有亦商亦盗性质的海上走私,蜂起于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尤其明代中叶以后，为了打破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各地海盗掀起了反政府斗争高潮。其时“海盗”与倭寇相勾结,经常是结综连樯,蔽海而至,动辄是攻城略邑,深入内陆,终于引起了朝廷震惊,不得不集兵四方,转输天下,募乡勇,召豪侠,悬重赏,微奇谋,调狼兵、苗兵,选用少林寺僧等,经过20余年搏战,大规模的“海盗”之乱始告平息,  但终明之世，'海盗”之患犹未消除。明时的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许多“海盗'活动据 点,如浙江之双屿、烈港、舟山岑港、普陀、洋山、柘林;福建的月港、安平、梅岭;广东 的澳门、南澳以及台湾的淡水、鸡笼等港湾,均是'海盗”盘踞和贮藏掠夺物的据点①.当时的海南，也是全国“海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据点。

地处祖国南疆的海南岛，自古为朝廷流放之地，虽然沿海各地在明时已有重大发展，但仍然是土磨物薄,所出已不足食其民,加之官府掊克,胥吏骚扰,势家兼并,人民生计愈益艰困,因此滨海百姓,除了以捕捞鱼虾糊口,就只得干冒政府海禁,铤而走险,从事亦商亦盗的海上贩运。这就是说，明代海南的“海盗”自有它兴起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除此之外，海南的地势又特别利于“海盗”的活动，以下仅就几个主要方面谈谈:

——海南岛“孤悬海外,四周环海”,不仅远离大陆政治、军事中心,而且交通不便,信息 难通,加之朝廷官吏怠忽职守,巡检官员不负责任,从而使明朝政府长期对海南情况,似是 而非,若明若暗,经常处于被动难以控制的局面。据《明实录》中多处所载,如明宪宗时巡抚广东右副都御史陈濂所奏:   '海南海北二道,地理纡远,边方多事,按察司官吏更番出 巡者,多托故迁延,或到彼即回,以致所司事有申达者,往复旬日,动失机宜”①.另据巡抚广东都御史吴琛等奏;“琼州孤悬海外,所辖州县,凡十有三。原设海南一卫及在外俯州 等六千户所,去广城二千余里,分巡分守官,经年不一至,遇有警急猝难驰报”等等。虽然嘉靖以后，明廷对“海防”有所加强，京城与海南信息亦有改善，但与大陆沿海地区相比 较，海南仍属偏远地区。

——虽然海南远离大陆政治、军事中心，但和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和两广、福建通航极便。自古海南即和东南沿海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自唐、宋以来，海上交通大大发展。明代时,海南“东北远接广东、闽、浙,近至饮、廉、高、化;开洋四日到广 州，九日夜达福建，十五日至浙江”③。正因有如此便利的通航条件，才使海南'海盗'活 动与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联成一片,从而成为当时全国“海盗”活动中的一个据点。

——海南为四周的港湾所环绕，有着大大小小的港口、海湾，成为“海盗”“出没无 常,处处可入,防不胜防”④的天然据点。

海南环岛港湾不少,有的港面辽阔,可舶船数十、数百;有的港湾狭窄,却可避风停泊,  有的水深处亦可寄碗。明时,海口已为琼郡之门户,环岛之东大港有:  白沙港、铺前港、清澜港、榆林港、三亚港、临川港;环岛之西的大港是: 东水港、博浦港、洋浦港、乌泥港、抱罗港及保平港等。'海盗”们正是藉助于这些港湾的有利地势，隐蔽停泊，或攻城略池，或劫掠过往商舶等，十分活跃。虽然朝廷不断巩固“海防”，添派水军，增置糟船，加强环海巡防等等，但仍然不能改变海南的“涛岸千尺，群盗宅焉”的局面。

总之,远离大陆政治、军事中心,与东南沿海各地的便利通航,以及濒海四周的港湾环绕等等,无疑和海南“'海盗”活跃有很大关系。但是,仅仅上述各点,还不足以表明海南地势的特殊，也不能说明海南地势对“海盗”活动所起的影响作用。

与其它各地“海盗”据点不同,海南地势上的显著特点,是在古代东西海上交通中据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早从汉唐时期起，海南就是东西方海上往来必经之处和中继站，同时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尤其中南半岛诸地交通中的锁钥地区;近则占城、安南、真腊、暹罗;远则马 六甲、哑齐、彭亨、柔佛、文莱、麻逸、苏禄、美洛居诸岛国,都与海南相通,甚至必须经由海南航行到两广、福建和江浙各地。正是由于海南具有使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和东南亚地区联结起来的特殊地势，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海南“海盗”活动与其它各地“海盗”活动 不同的特点。

为什么海南地势会影响到'海盗”活动,而海南'海盗”活动的特点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明代'海盗'在海南活动,与其它各地'海盗'活动相比较,不仅持续时间特别长,  伴随着明朝的始终,甚至延续到了清朝初年,并且出入当地“海盗”的流动性也很大。虽然盘踞海南的巨魁不多，但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地区的大“海盗”集团，几乎都和海南发生过关系。如著名大'海盗”张琏、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及其党羽等,都曾先后出没于海南。因此海南'海盗”持续时间特别长，是因其流动性大而引起，而流动性之所以 大，又决定于海南地势的特殊。

作为特殊的地理条件，恰恰是因海南在联结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和东南亚地区发挥着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而明代的东南亚地区又和中国“海盗'活动关系十分密切。其时,不仅华侨 已遍布东南亚各地，而且华人贸易也在该地区占有压倒的优势。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铜 器、铁器、明矾、硫磺、硝石、小珍珠、麝香、和樟脑等,已成为海上贸易的畅销品,深受 东西方各国人民喜爱。甚至在具有东西方贸易中心地区的马六甲和柔佛海峡地带,华人贸易 可以享受最优惠待遇或免缴商税①。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原来就是“海 盗'出没的东南亚,此时则更加混乱和“海盗”横行,最早到来的葡萄牙、荷兰以及西班牙  商人,经常在海上公开进行剽劫活动。因而明代时的东南亚地区。已经和当年的日本一样,  实际上成了中国东南沿海“海盗”的国外基地和大本营。

众所周知，作为明代时的“海盗”，不过是反对政府的海上封锁而武装起来的海上走私集团,具有亦商亦盗的性质,而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恰恰是东方'海盗”贸易的商品销售 中心和巨大的贸易市场。为了进行海上贸易,海南不仅是往返于东南亚地区的必经中转站,  并且是明朝政府所规定的东南亚各国通向广州的贡道，所谓'凡番贡多经琼州”。因此， 随着海上贸易的开展，海南经常要受到过往'海盗'的侵扰。另一方面，明代的东南亚地 区，又是'海盗”们的理想避难场所和安全基地。为了逃避政府军的追剿，许多“海盗”都 是经由海南逃窜到东南亚各地。因为'琼与安南、占城诸夷接境'，龙其是“占城近琼州， 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③，所以当时的海南，实际上巳成了“海盗”通向东南亚尤其距中南半岛最近的桥头堡,甚至成为了必须争夺的军事要地。总而言之,为了进行海上贸易,或 者逃避政府军的追剿，当时的海南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来自各个地方“海盗'的不断劫掠和骚扰。

由此可见,明代海南“海盗”活动所以具有持续时间长和流动性大的特点,完全是因海南地势特殊所引起。而特殊的海南地势，不仅影响到“海盗”活动特点的形成，并决定了海南“海盗”活动在全国“海盗”活动中据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明代海南“海 盗”活动也格外复杂，它不仅牵扯面广，而且资料片断、零碎，难以搜集，其中有不少问题 还需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解决。通过以下'海盗”活动的具体事实，完全可以证实笔者所 言不虚。

明代海南'海盗'活动的三个阶段

具有特殊地势的海南，自古就为“海盗”出没之地，早在唐代时，'海盗”活动即异常活跃。如唐开元年间，鉴真东渡日本遭飓及而漂流到海南，接待他的振州酋领冯若芳，就是 当地的大海盗。按鉴真所谈: 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人为己货,掳人为奴婢',  甚至家中宴享宾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 财物,亦称此焉”①.此外,又如“家中累万金,为海中大豪'之振州民陈振武,和拥有 “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②之琼山郡郡守韦公干等,皆因从事“海盗”活动,而成巨富。 此后,历经宋、元,可以说'海盗”活动在海南从未中断。宋咸淳年间,盘踞临川巨魁陈明 甫、陈公发，自驾双龙大舟，号称三巴大王，占据鹿回头要塞，拥有临川50余村税户，经常 “鲸吞鳅舞,出没海岸,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连年商贾能几归舟?!诸司舶务,殆为虚器, 远而漳、潮、恩、广,近而钦、廉、雷、化,海岸居民岁掠数百人入外番交易,自是沿海之 民，无以宁息'。元代时，虽有大军驻扎海南，但是白沙津一带仍为“海盗”出没之地，  故元朝政府特置白沙水军以“巡防海上'④.总之,“海盗”活动在海南古已有之,只不过 到了明代时“海盗”活动更出现了高潮。从洪武初年直到明末，岛上“海盗”活动绵延不 绝，从未中断。为了叙述方便，可将其全部活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洪武初 年直到嘉靖以前;从嘉靖开始到万历以前为第二阶段;从万历开始直至明末为第三阶段。现 就此三阶段“海盗'活动情况，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阶段: 虽无大规模'海盗”活动，但是倭寇、番寇和“海盗'在海南的频繁活动和骚扰，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明一代,正当日本的南北朝时期,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厉害,势甚猖獗,虽然后来和中国“海盗”勾结，一时真倭、假倭难以区别，但是，在嘉靖以前，纯属倭寇侵扰，却屡见不鲜,不可否认⑤.据史籍统计,洪武年间倭寇入侵海南纪录最高,以后在永乐、宣 德、成化、弘治等年间，倭寇沿海骚扰亦未中断。其时，儋州、崖州、万州等地反覆遭到倭 寇劫掠，尤其清澜、石硬、海口、昌化、南山等地，经常是倭寇投泊、登岸之处。其中不乏 一些重大的寇掠行为,如洪武十五年,'倭犯万州,指挥翟兴于独州洋获到寇首钟奴欧等,并船六十只”①。永乐九年二月，'广东都指挥使司奏: 比倭贼攻陷昌化千户所，千户王伟 等战败被杀，军士死亡甚众，城中人口、粮食、军器皆被劫掠”②。尤其宣德九年，倭寇登清澜岸，因来势凶猛，以至据守当地的千户刘某、陈某竟不敢迎敌而逃窜③。

除此以外，番寇也经常侵入海南骚扰。其时崖州、万州、清澜、南山等处则为番寇经常登陆地点。据史籍载:  “弘治七年,番贼于东三所擒掳人船”①.此东三所,就是指明朝在 海南驻军的清澜千户所、万州千户所和南山千户所。尤其崖州之榆林港,每当“东南风发,  时有大泥(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中部之北大年一带)诸番沿海登岸抢夺滨民'⑤,又正德十四年,“勃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文莱国一带)番入寇,登榆林港。知州陈尧恩,指挥 谷正春等督军,斩获罗朝田等二十四人'⑥.此外,安南番寇也常劫掠海南,如成化七年六 月，宪宗曾敕安南王黎灏，“禁国人毋越境为寇。先是广东廉州卫奏，有交人驾使双桅大船 越过海南偷捞珠池,劫掠客货,及滨海琼、雷等府亦各奏,海贼不时登岸杀掠人畜”等等。

至于这段时期海南的“海盗'，由于与倭寇尚未合流，虽不能说声势很大，但在不断骚 扰中，也出现了个别地方的严重情况。如洪武三年八月，海南盗陈志仁、林公望等攻陷陵水 等县。洪武六年五月,儋州宜伦县陈昆六等攻陷州治。同年六月,明廷灭儋州'海盗',获 海船十八艘,杀贼二千二百七十余人,生擒五百二十四人'.次年三月,明朝又'以兵讨 儋州贼陈逢衍,斩之。生擒其党杨玄老等五百六十余人,剩其属一千四百余人'⑧.可见当 时“海盗”人数不少。又天顺五年正月: “劫巡抚两广右金都御史叶盛得奏: 海 南 贼 五 百 余,占据城池,烧劫军民房屋财产。且此贼皆官舍军余,必知虚实,若不速除,恐滋蔓为 患。敕至尔即督官军民壮驰往琼州,相机抚捕,毋因循怠慢,纵贼殃民''.成化元年时,  “海寇登澄迈县，县治民居烧毁一空'①。成化三年，十月，'海寇入临高县港掠民财，县 丞仓卒率众御之,为所杀。上命兵部令瑄(镇守广东太监陈瑄)等速追捕之,并巡按御史查 勘失机将士,奏闻究治”'巴。其时,岛内“海盗'活动较集中地区,主要是在儋州、崖州和 万州各处,其寇掠活动较多,不及备述。总而言之,嘉靖以前的海南,和大陆沿海地区一样,'海盗”本身尚处在发展阶段,似未构成对明朝政府的重大威胁。但是'海盗”、“倭 寇'、'番寇”的轮番侵扰,却是当时其它地区所少见,尤其是番寇的频繁入侵,更是属于海南的独特现象。

第二阶段：正是明代“海盗”兴起的高潮时期。自嘉靖中期以后，各地“海盗”展开了 反对政府的大海战，随之海南也成为当时海战中的重要据点。作为大陆沿海，尤其是闽、广 地区的巨魁、大盗，大多流窜过海南。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闽广巨魁吴平，嘉靖末年 “贼焰盖炽,势力大振”拥众万人,商船百艘,称雄海上,结果引起朝廷震惧,通令闽、广 以戚继光与俞大猷率兵会剿。吴平逃奔安南，于嘉靖四十五年元月袭击海南白沙，二月袭昌 化,均为参将汤克宽所破;五月,'海贼吴平寇崖州,总兵汤克宽追破之,擒其妻子及酋首 陈志二等”①。同年十二月，吴平同党“贼何乔、林容等复犯崖州，突入大蛋港，远近骚 动,杀伤甚众,掳数十人去'2.吴平之后,由曾一本收聚余众,继续“集奴戕人,夺舶海 上”③。隆庆元年，曾一本再次聚众数万，攻掠闽广，十二月即移同林容寇扰海南文昌。次 年，曾一本攻掠广州，使广州'城门闭者七日'。不久，一本'复引倭夷寇掠琼、崖、高、 雷、碣石、大埕诸卫所”。同时，林容、苏大、陈高番等更是频繁出没于海南各地，形势 十分严竣。

曾一本“海盗'集团，是在隆庆三年六月被闽广军在福建歼灭。同年九月，闽广另一盗 魁林凤又率船18艘登上海南的清澜骚扰,此后,林凤在海南活动仍很激烈。

总而言之,从嘉靖至万历前,是明代'海盗”在全国最活跃时期,海南亦不例外。但 是在海南骚扰严重的主要是外来'海盗'，至于本地“海盗'尚处于成长阶段，要到下一阶 段才越来越显示出威力。

第三阶段:  从万历初年起，中国沿海'海盗”元凶次第歼灭，而闽广'海盗”仍显活 跃，尤其海南“海盗”其势反而转盛。

隆庆末年，当林风被闽广大军会剿下流窜东西，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攻占桥头堡海 南。万历二年四月,林凤“以船百余艘,突入清澜港”,从而引起明廷惊慌,严令闽粤督抚 “克斯剿灭”⑤;五月,林凤又率120只巨舰,攻占清澜,当地千户率兵抵御,结果伤亡 兵民竟达2000多，嗣后援军赶到，他们才从容撤退。七月，明朝政府又获悉: 林风突入清澜 港,并登陆劫掠甚众.同年冬,林凤转入彭湖、台湾,进入吕宋,全力攻打马尼拉的西班 牙驻军。关于林凤反对西方殖民者的英勇事迹，至今在东南亚历史上还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林凤之后,另一海中巨魁林道乾,原为吴平一夥,后来与曾一平互相雄长,他主要是活动于 闽广及印度支那各地，并常到海南骚扰。如万历六年，林道乾于柬埔赛攻暹罗失败后，返潮 州,并在潮州“居月余,发曩所藏银穴,募潮一百余人与俱南行,至琼崖,迁闽中转公触 栌,乾乃掠其金银,及男妇二百人而去'.

除了上述各地过往“海盗”的频繁骚扰外，对于海南说来，更为重要的却是从隆庆初年起盘踞本土的“海盗'李茂集团的兴起，曾经引起了明朝政府的十分重视。

李茂为琼山小林人，幼年时曾被“海盗”劫掠而贩至外地，后返海南加入了潮州集团林容一伙。隆庆初,李茂已多次寇掠澄迈、文昌等地。据《崖州志》载“隆庆五年五月,海贼 李茂,率众南下,寇崖州',直到“六年闰二月,李茂率大腙离崖而去”①.后来他又侵犯 万州,入博敖港,攻击乐会、会同等地。其时正当漳州庄酋联合倭寇劫掠雷琼一带,又有 “海盗”许万载的入侵临高等。加之明朝参军晏秋元与庄酋私通，一时海南形势十分紧张， 朝廷震惊,特命福建巡抚金事许早远率兵剿灭。此时李茂假意向政府乞降,表面协助征讨正 在侵入临高的许万载等,实际却不断扩充实力,藉此威逼朝廷。李茂在海南势力发展很快, 仅仅几年时间,便已成了“广东群盗所视以为高下者也'的巨魁,甚而具有“操戈一呼, 群舰响应”的巨大威力含。由于李茂的迅速掘起，无疑成为明朝廷中的大事一件。从《明实录》中可见,隆庆初年,似乎围绕着是否招安李茂,而在朝臣中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当时在一些朝臣中，出现了同意招安和反对招安的两种截然不同意见: 前者是以参将晏秋元和福建巡抚金事许孚远为首,他们处于斗争前线,直接承受着李茂集团的强大压力,总 是以“粤中连年苦兵,不忍毒民于险,权以抚缓之用”为藉口,极力主张通过纳降使李茂 等就范;后者却以代表兵部的提督两广军务右侍郎殷正茂为一方,他们反对招安,其态度十分坚决,措辞亦很激烈,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其重要言词,摘录几段如下:

如《明实录》中载，隆庆六年五月戊戌:  “广东海贼李茂，破乐会县乞招降，守臣欲许之,科臣梁问孟等以为不可。兵部言:  李茂本以林容余党,攻陷县城,罪在不赦,且可听其 甘言单词,苟安目前,重贻后患。宜令提督侍郎殷正茂详议,或阴假招安,以为擒剿之图,  无堕贼计'。又如同年八月,巡抚广东御史杨一桂奏:  '广东之弊,莫不善于招安,莫善 于城守。琼崖之南,自有寇警,调兵不止一处,用费已盈数千,无冲锋格斗之功,有破船损 师之失。及计无所出,又仰面于剧贼李茂之手。茂破我县治,毒我生灵,非惟不正罪,且欲 深纳其交，岂计之得。……如此犹复招之，所谓养虎遗患。夫使百姓不知有为民之安，惟知 有为贼之利,盗贼安得不日多。招安之说,今所当禁止'.同年七月癸丑,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条奏:  '自有寇乱以来，官以喑贼。而贼即以此'官。往者潮贼林道乾、朱良宝等， 岂不号曰招来,然各盘踞山谷,聚众数千人,据膏腴之田以自固,至今无可奈何。近日琼州贼首李茂,欲援以为例,有司未之许,遂攻陷文昌、乐会等县,以为要挟之计。及倭寇内侵，掠财帛子女，而阻于无船以归，乃以败舟易彼数千金。因乘间追获之，藉口有功于我， 求赎前罪。此盖利其所有,而幸获以唱我也。此而按之,恐群盗生心效尤者众矣'.甚至在 条奏中,陈堂直接指名晏秋元,'即如李茂,众不过数百人。参将晏秋元,拥数千之兵不敢动,尚以持重自文。其逗留不进之罪,犹谓国有法乎”.

尽管反对招安势力不小,攻击亦很激烈,但许孚远等仍坚持己见,具文申报,后来竟获 朝廷批准,虽有如殷正茂等极力反对亦无用处。结果在万历元年,李茂被赦罪,准其请降,并任命为把总，其部下陈亚观、卓亚四、潘大志、杨文通、陈德乐等五人亦各投哨官之职。而李茂一夥依然“为盗如故”，其势力反比以前大大增强。

李茂的“海盗”活动，主要是从事亦商亦盗的珍珠贸易。其时海南出产小珍珠，质量甚 高,如16世纪初,有葡萄牙殖民者托梅·皮雷斯曾谈到海南“那儿有大量小珍珠',已成东南亚市场中的畅销物品.通过珍珠贸易,无疑为李茂集团提供了巨额财富,据《崖州志》 所载:  “三亚坡瘗银累累，常为行人所得，相传为茂瘗云'。这很可能是李茂在隆庆年间占据崖州后，因匆忙离去而埋藏下的大量白银。自从李茂被招安后，更是利用职权，大肆盗取珠池。仅据《明实录》所载:   '广东琼州贼李茂、陈德乐等，与林凤各据海岛，肆行劫 掠。林风不知所往，茂等阳就招抚，尚拥众据住海南铺前。其党屡盗珠池”③。万历十七年 正月,总督刘继文发兵征讨,虽然李茂、李春养被擒,但其余党蔡克诚、陈良德等却“扬帆   入海,袭破清澜城,又犯万州、陵水,毁民居及兵船、商舶”,一时群城震憾,甚至惊动了海南、海北。当年二月,刘继文命令总兵李栋全力讨伐,直到三月在珠池附近擒拿了陈良 德部,五月才在抱虎湾全歼李茂与党。最后李茂、陈良德被押解军门斩首,而陈德乐早已于 狱中自杀。仅据《明实录》中载:   “万历十七年四月丙午，琼州又以珠贼报矣。李茂、陈德 乐皆以据贼听招,今虽就擒而徒党甚众,联腙出海,未可句月荡平”.虽然,明廷以强大兵力歼灭了李茂一夥,但海南“海盗”活动并未平息。仅崖州一处,“万历三十一年二月,  有贼突入大蛋港，烧毁兵船二只，劫掠民财”…。直到崇祯十五年，闽人林八等作乱，不仅攻劫崖州港番人塘等村,甚至崖州州守瞿罕亦在途中遭林八伏劫,直到该年十月林八伏诛,  但海南'海盗”活动仍然此起彼伏,直至明朝末年也未终止。

综观以上所述，海南“海盗”活动一直贯穿于明朝始终。除了明代后期李茂势力一度在 当地有所抬头外，主要是受到过往“海盗”们的频繁骚扰。因此通过以上事实，首先反映了 明代海南“'海盗”具有活动时间长和流动性大这一明显特点。其次，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论 述，证实了明代海南“海盗”活动，虽然与大陆沿海“海盗”活动一致，但从万历以后，也 就是从上述第三阶段开始，当其它地方'海盗”已渐次平息时，而海南“海盗”活动反而转 盛。并以当地李茂“海盗”集团的兴起为标志，从而反映出了海南'海盗”在全国“海盗'  活动中所据有的重要地位。

明 朝 在 海 南 的 兵 备 和 海 防 的 加 强海南虽然不是明朝与“海盗”之间斗争的主战场，但是它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却据有不 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从海南本身兵备的提高,特别是海防的加强,完全可以反映出其 斗争的激烈状况。这里有必要专门谈谈海南的兵备和海防的加强。

明朝在海南的兵备和海防的加强

海南虽然不是明朝 与“海盗” 之间斗争的主战场，但是它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却据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从海南本身兵备的提高，特别是海防的加强，完全可 以反映出其斗争的 激烈状况。这里有必要专门谈谈海南的兵备和海防的加强。

明朝在海南的兵备,早在太祖朱元璋时已经奠定了基础。自从洪武五年设立海南卫,隶属于广东都指挥司，它就成了广东都指挥司下辖的15个卫之一。海南卫下属11个内外千户所(分别设在琼山和海口的左、右、中、前、后5个内千户所和设在儋州、万州、崖州、清 澜、昌化、南山的6个外千户所）。每一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每一百户所拥有2个总 旗，每一总旗包括5个小旗，每一小旗由10名士兵组成。百户所有指挥官，指挥旗军约120 名。千户所置队长一人,指挥旗军1720名左右。卫的最高长官为指挥,统辖11个千户所全体 官兵和战船23只，协助地方执行巡捕守御任务。

此外，明朝又在海南设立巡检司。每一巡检司统率约450名服徭役的乡兵，其主要任务是“盘诘往来奸细,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原先在15个重要州县设立巡检司,后减为12个州县的巡检司。

作为海南兵备的上级监督机关，是在成化八年设立在琼州的海南兵备道，目的是“整伤兵备，监督琼州操练兵船”。一度兵备道被撤消，但到了弘道元年又得到了恢复。

以上是明朝廷设置在海南的中央常备军力量。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又在当地 招募民壮(又称民壮机兵、快手、机快等),组成了地方武装部队,担任着岛上的治安任 务。海南民壮的数额经常变动，人员最多时是弘治十七年的2195名。并为了对付经常发生的 黎族人民反抗，大约从永乐年起，专门设立了由黎族组成的土舍黎兵，战时“遇有调拨，随军征进,专为前锋,无事则派守各营,听营官调度”③.土舍黎兵亦无定额,通常保持在 2000名左右。所有上述的卫、所、巡检司、民壮、土舍黎兵等,组成了明朝政府维持封建统治、镇压黎汉人民的在岛上的陆上守备力量。虽然在抵抗'海盗”上，陆上守备十分必要，但更重要的却是海上防卫。

早在明初时，朱元璋就十分重视海南的海上防卫。如他曾在洪武初年的《劳海南卫指挥》中指出:  “朕恐尔恃沧海之险旷,城隍之高深,忘备肆逸,特遣人往谕: 且 沧 海 之 旷 也,人将以为险,朕谓非险也。其海滨迤西及南,诸番蛮貊,国无大小,环而王者不知其数 矣。海之旷,吾与共之,设有扬帆浮游,奚知善恶者耶!必加严备,乃无警于民,策之善 者，汝其慎之'。尤其在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倭寇的侵扰，特在海南卫设备倭指挥一员， “专掌巡海，听广东海道副使备倭都指挥节制”，并在11个内外千户所各派官一员，专门 “督所管军船,常于所部海面巡视,有警辄行申报”.

此外，朝廷还组织海船50艘，武装官军5000人，由广东都指挥司总兵官率领，经常于广 东沿海“成腙往来巡视,遇寇则剿扑”.这样,从广东到海南设立了比较完备的海上防御体系，无疑在明代早期时，对遏制“倭寇'的猖狂活动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但是,随着后来“海盗'的兴起,尤其在嘉靖中期以后,爆发了明朝廷与“海盗”之间 的激烈斗争。这样,仅仅依赖于上述海防力量,显然已经不再切合实际。海南“海防”的加强,是和加强雷州、廉州等处的海上防御力量同时展开。作为与“海盗”之间的大海战的战略布局,明朝政府是把广东以及广东西路作为整体看待的,因此在嘉靖以后,差不多同时雷、廉、 琼地方的海防力量都有所增强。仅就海南而言,海防力量的加强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嘉靖以后,除了原先各千户所有备倭战船加强巡捕外(内5所各备战船1只, 外6所各备战船3只),并于各重要港口,如清澜、白沙、石硬、文昌等港口都各增置乌糟船6 艘,又雇用兵夫500,置指挥一员统领士卒,与备倭官军更番戍守防备“海盗”.

第二,洪武初年起,广东沿海原设海船50,官员5000出海巡捕。到宣德七年二月,巡按广东监察御史陈涡，请如福建，在潮州、碣石、南海、神电、广海、雷州、廉州、琼州八卫 设立水寨，其时宣宗以'官军巡海已非一日，欲立水寨未知果利便与否，宜令广东三司及巡 按御史定议,以闻”个,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到了嘉靖以后,随着“海盗”兴起,海 南地方确已设立水寨。首先是在隆庆元年,于原先白沙营基础上建立了白沙寨,以守备白 沙、东营、芒节等3个港湾。最初白沙寨兵力配备较强,大约拥有官兵1632名,兵船63只。 后来兵船与人员均有减少,仅仅配备“白沙寨曹船二十二只,浆船十五只,正兵二哨,游兵 二哨。游兵驻泊三亚港，一自东上巡陵水、万州，至乐会博敖港，与白沙正兵船会，取乐会 县结报。一自西上巡感恩鱼鳞洲、昌化英潮港,与白沙正兵船会,取昌化县结报'.

到了万历末期,又在崖州设立水寨前司,专守崖州,三亚、保平、感恩诸港。并置正 兵、游兵二哨。其中游兵有“兵船十一只,分总一员,哨官二员,官兵三百,捕舵兵二百九 十七名'③。

第三,与抵抗“海盗”有关,是从嘉靖开始更加强了边界上的武装力量,从而提高了海 南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早在嘉靖十九年,根据提督两广都御史蔡经所奏,“请添设参将一员,驻扎崖、陵,分 守琼州地方,及兼管琼、雷、廉州海洋备倭”.当即被朝廷批准,以“署都指挥金事程鉴 充参将,守琼州地方'.嘉靖二十九年六月时,又经提督两广右侍郎欧阳必进所建议,增设参将于崖州,'“寻命钦州守备、署都指挥俞大猷充右参将,住守琼崖”.到了隆庆六年七月,朝廷同意提督殷正茂和给事中秦舜翰所议,'琼崖专设参将,以原任参将吴继方代补”个。此后,“琼崖设参将,首尾兼顾,岁防各半',这在加强海上防卫,抗击'海盗'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总之，从明代嘉靖以后，朝廷在海南的陆海防御大大增强，从而表明了朝廷与“'海盗' 之间的斗争已越来越尖锐。与此相反,在嘉靖以后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海盗”巨魁已次第消灭，形势已渐趋缓和与平稳。这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海南“海盗'活动的特点， 以及在全国“海盗”活动中所据有的重要地位。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一九九O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