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朔人：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与海南社会发展

[摘要] 海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汉代以北部湾水域为主要通道的“西部航线”、唐代的 “通海夷道”、宋代及其以后以三沙水域为主要航线的海上贸易通道，在行政建置、区域开发等多种层面对海南社会影响至深，从而推动了海南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 ; 海南 ; 社会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前，中国学者对“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海交史”等展开研究，即是后来的“海 上丝绸之路”。1980 年代后，为了推动东西方全面对话，维护世界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 。1987— 1997 年间，启动“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 Roads of Dialogue” 即:  《“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1]  。此后，舶来品的“海上丝绸之 路”一 词，正式为中国学者所   使用。

南海水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海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代之后，西方殖 民者以鸦片为“商品”、坚船利炮为武器，武力打破中国国门，晚清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之 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衰退之时 。千百年来官方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退让给民间，为海南东南亚移 民提供了方便，也为琼籍华侨反哺故土提供条件。

总体来看，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迁，推动了海南地区的开发，推动了海南社会的发展。

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变迁

历史上，以南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在以海南岛为分界的西部、东部和南部三个水域上先后 交替进行: (1) 秦汉时期，以合浦、徐闻港为始发港及北部湾水域为主体的西线通道; (2) 唐代中后期，以广 州为始发港及海南东部水域为主体的东线通道; (3 ) 以永兴岛为核心的南部水域，至迟在唐代就已经显 现，到宋代逐渐成为重要通道，明代郑和下西洋时达到极盛 。海南成为南海丝绸之路东、西、南航线的重 要门户所在，该通道自西向东的转移，对海南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一) 海上丝绸之路西部航线

为了“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 ，设置南海、桂林、象郡 [2] 2967， 开始了中原王朝对北部湾一带区域的王化治理 。此时，海南则属于象郡的外徼① 。

西汉时期，海外诸国贡献频繁，“黄支国，… 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自汉武帝始，政府组织“译 长”“应募者”，以“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和“欲耀威德”[4]  为主要目的政府贸易团体，活跃在东南亚 一带，这一贸易活动一直延续至平帝元始中( 公元 1—5 年) 。 以“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为起点港口，经过海南岛西部海域、集政府贸易与王朝朝贡路径为一体的水上路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之西部航线。(二) 海上丝绸之路东部航线尽管“三国以后，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5]  ，航线东移倾向较为明显，然而，琼州海峡的自然 条件似乎并不尽人意。“'鰌(鳅) 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 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6]  ，鲨鱼在琼州海峡水域的出现，阻碍了这条航线的顺利形成。

隋唐之后，中原经济中心南移，使秦汉时期南北交通枢纽——— 沟通湘水和漓水的“灵渠”的通道逐渐 衰落 。唐朝开元十六年(730 年) ，广东曲江人( 今韶关市) 张九龄鉴于“以载则会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于 背 。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7] 119， 横亘在中原和广州之间大庾岭——— 梅关古道的开通，使得“广州港—海南东部海域— 南洋”的远洋航线， 逐渐成为王朝对外交通的主要路线 。这在唐代的文献中有所体现 :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行 三日，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8]

这则文字事实上是欧阳修转引了唐德宗(780—805 年) 在位时的宰相贾耽(730—805 年) ，“曾询问各 国来使，写成《皇华四达记》”中《广州通海夷道》的一段文字 。根据韩振华先生考证，所谓“九州石”即为 今文昌市东北部海域中的“七洲列岛”; 而“象石”并非今万宁市大洲岛( 旧称独州岭) ，实为今天“西沙群 岛”;  “占不劳山”即今越南中圻的占婆岛;  “环王国”即为占婆国，在今越南中部 [9]  。

从时间上来看，大庾岭的开通和“广州通海夷道”之间，前后相继 。水道从海南东部水域通行，从而使 得文昌清澜港、琼海博鳌港及陵水港等在物资补给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进而影响着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 同时也加速了东南部万宁、陵水等地区的开发。

(三) 海上丝绸之路南部航线

1．海南岛南部航线早期情况

唐天宝(742－756 年) 年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因台风而漂到海南 。另外，在《唐大和上东征 传》的记述中，万安州首领冯若芳，掳掠波斯商人为奴 :

每年常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 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10]

航行于南部海上航线的波斯商人，因遭遇台风而留居海南，载之于《太平广记》，该记转引唐代房千里 在《投荒杂录》中记述的唐代振州民陈武振之故事 :

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 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飘失路，入振州境 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武振由是而富。[11]

由上述二则史料可知，本岛南部的航线活跃着波斯商人的身影 。据此，可以得出海南岛南部航线，至 少在唐代中期以前便已存在。

2．宋元时期的基本情况

( 1) 对南海的认识 。从马六甲海峡——— 海南岛南部水域——— 福建泉州等港口的航线，经过唐代中后 期及“南舶往来”的长期实践，两宋之际，人们对南海水域水流状况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交阯洋中有三合 流，波头喷涌而分流为三 : 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 ; 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浙江之海也 ; 其一东流， 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12] 399 。

元代的汪大渊，就整个南海的地势走向来论及“万里石塘”( 即指今包括东、西、中、南沙在内的南海) 与内陆的关联性，曰 :

一脉至爪哇; 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 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欤。观夫海洋，泛无涘涯，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 遇之，则凶。[13]

这表明，此时的人们对南海的地理形势有所了解，目的是告知航行于南海之中船舶因“石塘”的存在，应加以规避，如此才能逢凶化吉。

(2) “华光礁 1 号沉船”[14]  。宋代造船技术和远洋航海能力有着显著提高 。今天，海南省博物馆中陈 列的“华光礁 1 号”沉船实物展，为人们了解该时期造船、航海技术提供了参考。

2007 年 3 ~ 4 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工作研究室对“华光礁 1 号”沉船遗址进行较为完整的水 下考古发掘，出水遗物以瓷器为主，主要来自福建德化窑、仿建窑、南安窑、磁灶窑及江西景德镇窑等多家 产品以及少量铁器、铜钱等。

沉船遗迹和遗物是中国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史迹，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路径，考察两宋之交我 国商品出口、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3．明代的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

所谓朝贡，即是指在确立宗藩关系之后，藩属国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派遣使臣携带表文、贡品前往 宗主国进行朝觐活动，并接受宗主国的指令和回赠 。这既是一种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交流。

入明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与南海周边诸国的交往，并与其建立了一种松散的互利宗藩关系。 这一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南海诸国的朝贡贸易，海南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因之而凸显。

( 1) 经由本岛朝贡 。海南在明代外番朝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表 1 。

表 1 中所列文昌海事件，应属于外番贸易之列 。在上述 16 则朝贡例子中，占城国便有 10 次之多 。 明 代，外番朝贡十分踊跃，从而形成较为独特的朝贡贸易 。那么海南作为东南亚诸国朝贡的中转站，究竟止 于何时?  道光《万州志》曰 :

今海外诸国入贡道路，有昔由广东而今由福建、广西者，有径由广东省会者，近均不由琼州。[15]

《万州志》成书于道光八年(1828 年) ，文中的“今”所指的时间是道光时期 。其实，在对明代和清代早 期府志进行梳理过程中可知，明代经由本岛的朝贡皆重复唐氏志的记述内容 。这表明，至迟在明代正德 之后，南海诸国入贡道路，不再以琼州为中转 。其直接原因，与嘉靖之后倭寇、海盗竞相扰动，海南周边海域不靖有着直接关系。

(2) 对朝贡周期的修订 。洪武十七年( 1384 年) ，明太祖命有司“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免其税”[16] 2459－2460，该项规定是政治性质的朝贡转变为经济行为的主要推力 。对于番国朝贡周期，尽管明 太祖多有 3 年一贡 [6] 1564 －1565 的明确指令，但利益所在，各国竞相来朝。

根据规定，“凡番贡多经琼州，必遣官辅护”; “各遣指挥、千百户、镇抚护送至京”[3] 。“遣官辅护”保 护了贡献者的利益，同时也加大了海南地方的开支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正统二年(1437 年) ，琼州知府程 莹奏章曰 :

占城国每岁一贡，水陆道路甚远，使人往复，劳费甚多，乞依暹罗等国例: 三年一贡。 至是，占城国使臣逋沙怕麻叔等陛辞，上命賚敕谕其国王曰: “王能敬顺天道，恭事朝廷，一年一贡，诚 意可嘉。  比闻王国中，军民艰难，科征繁重，朕视覆载一家，深为悯念。况各番国俱三年一贡，自 今以后，宜亦如之”。[17]

至此，占城每岁一贡的局面才得到扭转。

( 3) 郑和下西洋 。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 年) 到明宣宗宣德八年( 1433 年) 的 28 年间，郑和奉皇帝 之命，打造大批宝船、坚船、大船，七次率领大型船队，携带大量礼物和商品，巡航南海，访问东南亚、印度 洋沿岸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

郑和七下西洋，对南海诸岛及南海周边诸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一举措表明，南海丝绸之路的水 上路径成为明清王朝朝贡和海外贸易的官方通道，环绕在海南岛东部、南部水域也随之成为其重要组成 部分。

二、海上航线转移对海南的影响

(一) 推进海南整体开发

1．西部、北部开发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 ，“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其中岭南地区包括珠崖、儋耳在 内九郡 [2]  1440 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海南开郡，可以说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 ，海南的珠崖、儋耳 2 郡 16 县设立，使得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正式纳入 国家版图 。汉武帝在海南推行的“以其故俗治”“毋赋税”[18]  的政治、经济治理政策，是由中央委派官员来实施的 。如此，以军队为主体，大规模的政府官员及其随从开始迁入海南。

1964、1972 年分别在临高县城北郊和调楼区抱才乡发现 3 个汉代军用炊具的铜釜 [19]  ，1982 年在今东 方市沿海新龙区不磨乡也发现类似的铜釜 ; 1984 年在乐东汛培乡发现西汉“朱卢执刲”[20]  等文物，表明汉 代军队在本岛的活动情况。

政府组织的此次南迁，加速了这块处女地的开发 。显然，以沿海台地为重点的早期郡县布局，对原居 民的生存空间构成极大的威胁，再加上对“广幅布”等过度征收，从而引起黎人的强烈反抗 。鉴于在此处 经略行政成本过高，汉元帝在“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21] 29 之间权衡，至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 46 年) 采用贾捐之的建议，撤珠崖郡，海南的第一次历史开发也随之结束。

在海上航线经历从徐闻合浦向广州转变的过程中，中原战事频繁。“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 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曰来，聚庐此处”[21] 31，巨姓大族开始落籍海南，这为本岛开发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

南朝及隋时期，广东高凉(今广东高州市) 冼英及其家族势力的崛起，为岭南俚人大规模迁入海南提 供了条件 。研究表明，今天的临高语族，与此次俚人南迁有着诸多关联。

“五季之末，神州陆沉 。大夫君子，避乱相寻 。海门一带，比屋如林”。中原羊、杜、曹、陈、张、王、许、 谢、黄、吴、唐、赵等 12 姓氏，“或以仕隐，或以戍谪”，以种蔗为业 [22]  ，散居在儋州西北部的沿海台地上。

2．东北部开发

海上丝绸之路向本岛东部水域转移，尤其是南宋时期，对外经济交流重心随着政权的东南迁移，广州 港的地位开始让位于泉州港，泉州港“在南宋时，地位差不多可以和广州相抗”[7] 143 。这一变化将东南沿 海与本岛东部联系起来，进而对海南的人口迁徙路径和区域开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至此，福建人大量移民海南，与当时的国内环境有着密切关联。“靖康之难”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四 方之民云集两浙，两浙之民百倍常时”[23]  。大量中原人口迁入，推动福建人海外移民，其中就有不少人落籍海南。

( 1) 文人笔记记载。“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24] ;  “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赀，多入黎 地耕种”[25]  。海南的“沉香”、“槟榔”等地方特产，吸引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东部航线而来贸易的福建籍商人 。  由于天气的原因，闽籍破产商人被迫落籍海南。

( 2) 语言学证据 。语言是人们之间联系、交流的重要工具，明清时期岛内诸种方志表明，闽语在海南   分布极为广泛 。作为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 语言，能形成一定规模，恐非朝夕完成 。也就是说，“闽音”的形成是需要一定历史时间的 。  由是，闽籍人士密集落籍本岛的大约时间，可以断定在宋元时期。

( 3) 族谱证据 。对海南大学图书馆藏的 65 姓氏、168 种海南族谱 [26]  进行梳理发现，诸姓氏谱牒迁琼 始祖入琼时间多为宋元时期、最早落籍地点集中在文昌、海口等地区 。 除少数无迁入时间、迁出地记载 外，其中竟然有 104 种谱牒记载其迁出地为“福建”、“福建莆田”及闽南地区，占总数的 61．9% 。此外，诸 多家族留有对迁出地——— 福建莆田甘蔗园的集体记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今天的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也 有名为甘蔗园的村落 。其福建情结，由此可窥一斑。

3．中西部地区开发

黎族人生活空间逐步由沿海台地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拓展，始于汉代开郡置县之后 。这一过程，有着 明显的阶段性 。梁朝大同年间 ( 534—545 年) ，儋耳千余峒俚人归附冼夫人 [27]  ，放弃岛西北临高一带，此 迁移缘自于魏晋南朝时期岭南俚人的大规模迁入 ; 隋唐时期，冯冼家族成为海南的实际主宰，即便在唐代 天宝年间，仍可窥见 。別驾冯崇债和首领冯若芳，分别经营着振州 ( 今三亚市) 、万宁和陵水等地，大量的 俚人聚集在他们的周围，迫使这些地方的黎人内迁 ; 两宋时期，福建人以本岛东北部主要迁入地，使得黎人在此处的优势丧失殆尽 。汉人在沿海台地、黎人在中西部山区——— 汉外黎内的环形民族空间分布格局 正式形成。

经历了铁农具与“刀耕火种”间多次冲突后，黎人被迫选择退却 。这一长期过程中，有很多的汉化为 黎的事例，历史上一直纠结的李德裕子孙“化黎”事件，便是其代表 。但是更多的是黎人转化为熟黎———“汉人”，他们很快加入了向山区扩展的行列 。人口周期性、波浪式的向中西部推进，促进了中西部的发展。

(二) 对海南岛经济的影响

1．宋代经济的急速发展

借助航线东移，海南岛以沉香、槟榔为主体的贸易得到了急速发展，并成为国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之一。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 年) ，琼管体量安抚使朱初平奏章中指出 : 泉福、两浙、湖广来船，载着金银布 匹，价值万余贯 ; 高化(高州、化州) 来船，载着米包、瓦器、牛畜等，不过一二百贯 [28]  。从侧面印证了西部 航线的式微和东部航线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效益 。宋代仅槟榔一项，“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12]  454 。 航线东移使得本岛外贸经济急速发展，从而为本岛财政提供了重要保证。

2．对外港口的初步形成

入明之后，随着海南岛在国际交流中地位的提升，岛内的港口职能也有明确的分工，并随之向专门化 方向转变，见表 2 。

定安县深居内陆，无通海之港，其他三州九县皆有港口 。总体来看，海南岛西部的儋州、昌化、感恩等 州县的港口，需要在涨潮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出，从而降低了其实际使用效率 。而北部、东北部、东部及南部的港口利用率较高，且产生了一定的职能分工 。为加强岛内与广东的联系，官渡成为海口港的职责 所在 ; 当时，府城是全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神应港及小英港多有商船停泊，“帆樯之聚，森如立竹”[29]  。

东北部的文昌地区，在嘉靖、万历之初，多为海寇所据，从而成为祸害本岛的澳党所在地 。万历之后， 随着李茂等党羽被消灭，官府在铺前港设置巡检司，加强了管理，商船活动随之正常化。

此间值得关注的是，崖州各港口的功能分布 : 在州西的大蛋港，是客商云集之地 ; 而距离州西 80 里之 地的望楼港，番国贡船主要在此获得补给 ; 在州东百里三亚村南滨海的毕潭港(今三亚河入海处) ，则专门 为占城国朝贡泊舟之地。

三、余论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迁，对海南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部航线的开通，为僻居一隅的海南岛纳入朝 廷的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吸纳中原文化提供了机缘 。航线东移使得东南部得到了开发，为海南整体开 发奠定了基础，环岛经济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在周边水域三条航线交替、互动过程中，具有区域特色的海南文化逐步形成 。至迟在明代后期，海南 岛已经成为汉、回、黎、苗、疍诸族群聚集生活之地，各族群借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变迁之际，在不同时期纷至沓来，改变了岛内先前单一的民族结构 。各种文化彼此碰撞、相互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族属文化鲜明，从而形成了“多元”的地方文化，而绽放在中华文化的大花园中 [30]  。此外，携带中原先进 生产力一道落籍于此的中原人口数量剧增，使得地处遐荒的海南社会不断地受到中原先进理念的涤荡， 逐步摆脱南蛮社会的印记，开始逐步走上与中原文化对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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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海学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