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郑氏集团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方志中记载 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有关郑氏政权的超自然的“灾祥”,往往象征着政权更迭等重要史事。早期记载 较为简略的“灾祥”,经过比附、因果关系的构拟以及串联等手法，会层累地造成情节更加复杂的“灾 祥”。清代方志中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反映了相信“灾祥”、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 保存了不少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材料和郑氏集团的史料。“灾祥”即“灾异”与“祥瑞”,包括罕见的生物与自然现象等，在中国古代往往被赋予 超自然的意义，被认为是天命的象征、上天对人君的肯定或谴告，以及政治、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奏。“祥瑞”'偏重指预兆国祚兴盛、天下太平的吉祥福瑞，“灾异”则指象征人君失、国家失政的自然灾害和自然现象。“灾祥”思想起源于先秦，在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论 之后，曾经盛极一时，对当时的国家政治产生过 重要影响。自《汉书 · 五行志》首开史书记载“灾祥” 的先河之后，直至明清，“灾祥”往往是古代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内容。清代台湾方志中，除较晚的蒋师鞭、薛少元纂光绪《台湾通志》外， 大都有专门篇章介绍“灾祥”、 “祥异”内容。 近代以来学者对“灾祥”问题的研究虽不乏其 人，但“以前学者多认为灾异论说仅作用于两汉，近年来的研究多以魏晋南北朝到唐宋为范围”①,断代研究清代“灾祥”问题者则寥寥无几②。本文将对清代方志中所见郑氏“灾祥”作分类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层累地造成” 的形成规律，以及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与史料价 值 。清代方志中所载与郑氏集团有关的“祥瑞”,首推鹿耳门水涨。清顺治十八年(1661), “郑成功自江南丧败，其势日蹙;孤军厦门，图退步地”,快要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适红彝甲螺何斌负彝债逃厦，诱其进取台湾。”③本来鹿耳门海湾， “港门甚浅，巨艘不得进”,而郑氏攻台时，“水涨丈余，战舰从此入，后遂为往来必经之道”④。再加上有利气象的相助， “时大雾，骈进而入，红毛不虞郑舟猝至”⑥。可谓天助郑军，为其最终击败荷兰人提供了顺利的开端 。而到了郑氏集团末年施琅攻台时，也出现了 鹿耳门水涨的“祥瑞”。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军“由铜山直抵澎湖八罩澳，取虎井、桶盘屿”,在“军士苦水咸”的情形下， “岛岸突涌甘泉，遂无渴患，一战而澎湖平”①。 接下来，“鹿耳门水涨”的“祥瑞”如郑氏集团入台时一般再次呈现，于是“大师乘流入台， 郑克琰降，台湾平”②。而在郑氏集团归降之后，出现了反常的气象，“冬，始雨雪，冰坚厚寸余”。本来，“台土气热，从无霜雪”。出现这种气像是因为， “是岁八月，甫入版图，地气自北而南，始其兆也”③。清代方志中与郑氏集团有关的“灾异”,数量较“祥瑞”为多。其性质约可分为二类：此类“灾异”均属客观产生之自然灾害或 反常天象，大都发生在郑氏集团统治末期。自然灾害：康熙二十年(1681)发生流行疫病。此前，出现过“有神曰'天行使者’来 居陈永华宅，永华与相酬接”之异象。在这次 大疫中，“郑之主臣、眷属，凋丧殆尽”④,为郑 氏集团最终覆亡埋下了伏笔。康熙二十二年 (1683),即郑氏集团归降的当年，接连发生严 重的旱灾与水灾。先是春季，“鲫鱼潭涸”。“此 潭为台巨泽，从来不竭;至是涸几尽”。接着五 月份，又发生严重的水灾。“夏五月，大雨水， 淫雨连月，郑氏之土田阡陌多被冲陷，有'高 岸为谷’之叹”⑤。到了七月，郑氏集团便灭亡 了。郑氏集团灭亡时，还发生过地震灾害。“荷 兰为郑成功所败，地大震。郑克塽灭，地亦震。 朱一贵于辛丑作乱，庚子十日亦地震”⑥。反常天象：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 施琅攻下澎湖之后。 “二十六夜，有大星陨于 海，声如雷”。二十七日，郑氏集团所礼遇的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在台湾闻大师取澎湖，遂具衣冠投缳;妻妾从死者五人”①。此类“灾异”均为郑氏集团人为的不当行为所招致的因果报应。例如，顺治十三年 (1656),郑成功发兵攻打江南时，本来准备充分，“久据金、厦门，蓄志内侵，造战舰三千余 艘”;军力亦十分强大，“过浙东之瓯，泊舟三 日，连樯八十里，见者增僳”。路过“羊山”一 地时，“山有神，独嗜畜羊，海舶过者，必置一 生羊而去，日久蕃息，至遍山不可数计”。“郑 氏战舰泊山下，将士竞取羊为食”。不奉献贡 品，反而加以掠夺，触怒了羊山的神灵。于是， “大风骤至，巨舰自相撞击立碎，损人船十七 八，失利而还”。后来，顺治十六年(1659), “复大举入寇，破京口、犯江宁，旋即败归”。⑧又如， “成功泊舟粤海中，见水底有光上 腾，数日不灭”。于是， “使善溷者入海试探， 见两铜炮浮游往来，以报，命多人持巨短牵之， 一化龙去，一就缚”。获得的铜炮，“斑驳陆离， 若古彝鼎，光艳炫目，不似沉埋泥沙中物，较红 衣炮不加大而受药弹独多，先投小铁丸斗许，乃 入大弹，及发，大弹先出，铁丸随之，所至一方 糜烂”。“成功出兵，必载以俱，名曰龙磺”。此炮不仅威力巨大，还能够预知胜败。“所往利， 即数人牵之不知重;否则，百人挽之不动，以卜 战胜，莫不验”。康熙十八年，刘国轩攻打泉 州，却不相信“龙磺”的预测， “龙硕不肯行， 强舁之往，及发，又不燃，国轩怒，杖之八十， 一发而炸裂如粉，伤者甚众”。而这次军事行 动，也不出“龙硕”所料，以失败告终。再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 “郑氏遣伪官陈廷辉往淡水鸡笼采金”。有一“老番”预 言：“唐人必有大故。……初日本居台来取金， 红毛夺之;红毛来取，郑氏夺之;今又来取，恐 有改姓之事。”果然不出其所料，第二年清军便攻入台湾。清代方志中关于郑氏政权的记载中，也存在 一些不能明确判别为正向的“祥瑞”,或者负向的“灾异”,但确属超自然“灾祥”的现象。主 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类：“谶纬”是预言历史大势吉凶的隐语，常常 被认为属于“灾祥”的一种。清代台湾方志所 记载的“谶纬”主要是郑氏集团未兴或初起时， 对其盛衰兴亡的预测。例如，明崇祯十三年 (1640)时，福建僧人贯一在巨鹭门(即今厦 门)夜坐，“见篱外陂陀有光，连三夕，怪之， 因掘地得古砖”。这一古砖，“背印两圆花突起， 面刻古隶四行，其文曰： '草鸡夜鸣，长耳大 尾，干头衔鼠，拍水而起，杀人如麻，血成海 水，起年灭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睥，太和干 纪。’凡四十字”。有人对这段文字的解读是： “鸡，酉字也，加草头，大尾，长耳，郑字也。 干头，甲字;鼠，子字也，谓郑芝龙以天启甲子 起海中为群盗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 矣。庚小熙睥，寓年号也。前年万正色克复金 门、厦门，今年施琅克澎湖，郑克壤上表乞降， 台湾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荡涤，此固国家灵 长之福，而天数已预定矣。”①郑氏集团由郑芝 龙兴起到郑克塽覆灭，六十年兴亡均已早有预兆。又如，郑成功初起时，有人预言郑氏：“乃 东海大鲸也……归东即灭。”后来郑成功攻打台 湾时，荷兰人曾望见“一人冠带骑鲸从鹿耳门 而入，随后成功舟由是港进”;而有郑氏臣子梦 见“前导称成功至，视之，乃鲸首冠带乘马由 鲲身东入于外海”, “未几，成功病卒，正符归 东即逝之语”。'其兴其灭，皆孕育于“东海大鲸”的预言之中。陈永华是郑成功父子的主要谋臣，也是一位 传奇性人物。他不仅多谋善断，“遇事果断有识 力，定计决疑了如指掌，不为群疑所动”;又为 官清廉， “居平燕处无堕容，布衣疏食，泊如 也”。郑经“知其贫，常以海舶遗之，谓商贾僦 此，岁可得数千金”。陈永华不肯接受，“强与， 辄遭风败，更与之，亦然”。永华笑叹：“吾故 知吾命穷，徒损他人资无益。”③陈永华季女嫁郑经庶长子郑克臧为妻。郑经 出征时常以克臧为监国， 克臧“裁决国事，赏罚功罪，一出于公，即诸父昆弟有过不少假，用 是宗族多怨之”。郑经死后未留下遗言，其母董氏勾结郑经诸弟，逼迫克臧自尽，改立克坝为 主。董氏安抚永华女言： “汝参军女也，参军于 国有大功，汝居宅中，当善视汝。”永华女不肯 接受，“柩既举，烈妇扶柩出，人莫能阻，至丧 所昼夜哀啼不辍”,又“泣绝七日不死，复雉经”。死后与克臧合葬，“台人常见监国乘马呵 殿往来，或时与烈妇并出，容服如生，导从甚 盛，人以为神云”④。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一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 他认为：“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 还轻，而看传说的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 应该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 怎样的。”⑤而对于郑氏集团的“灾祥”,由于 “台湾孤悬海外，始属倭奴，一变而为红彝，再 变而为郑成功，今归一统”,台湾方志编纂者记 载的多为“前此灾异传闻”⑥。这些“传闻”虽 非上古史，但也存在“层累地造成”,愈往后内容愈丰富的现象。我们很难确认这些看似荒诞不 经“灾祥”的真实性，但却可以对其逐步演 变的线索进行梳理。相关“灾祥”层累地造成 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对较早“灾祥”的比附，即较早的史书曾 记载一种“灾祥”,而较晚的史书又仿照其记 载，写下不同时间发生、情节极为相似的“灾祥”。台湾方志中有关郑氏的“灾祥”的前后比 附，一种情形表现为方志对前代史书中相关传说 的比附。例如，地震象征政权更替就是一种由来 已久的传说。《史记 ·周本纪》有地震象征西周 灭亡的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 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 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 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 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①前述陈寿祺道光《福建台湾府志》所 载荷兰为郑成功所败、郑克壤归降及朱一贵作乱 前均发生过地震，认为地震与台湾一系列政权更 迭存在因果关系，很可能受到了《史记》等记 载的影响，是对这一类古代传说的比附。又如，大星陨落象征重要人物去世，也是一 种由来已久的传说。此类传说最著名的当属 《三国志 ·诸葛亮传》裴注引《晋阳秋》中关于 诸葛亮去世的记载：“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 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 卒。”②这一记载后来又经过罗贯中《三国演 义》的普及，明代以后几乎尽人皆知。前述刘 良璧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所载明宁靖王 自杀前，出现过“有大星陨于海，声如雷”的 现象，认为大星陨落与宁靖王的死有直接联系， 很可能受到了此类传说的影响，是其比附。台湾方志中有关郑氏的“灾祥”的前后比 附，还有一种情形表现为较晚的方志对较早的方 志的比附。例如，清代台湾方志中最早记载 “鹿耳门水涨”的高拱乾康熙《台湾府志》,仅 记载郑成功取台湾时发生过鹿耳门涨水的“祥 瑞”。稍晚的刘良璧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便认为施琅攻台时也存在鹿耳门涨水的“祥 瑞”。更晚的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则认为： “抑闻之，康熙癸亥年克郑逆，舟进港时，海水 乍涨;康熙辛丑年平朱一贵，舟进港时，海水亦 乍涨，前后若合符节。”③又添加了平朱一贵叛 乱时鹿耳门涨水的“祥瑞”,且将其与施琅所遇 涨水同时列举。据《清史稿》记载，施琅攻下 澎湖后郑克塽已献上降表，清军入台系和平受 降。施琅初至鹿耳门时“水浅不得入，泊十有 二日”,方才遇到涨水④,也与郑成功攻台时 “成功师至，水骤长丈余”的情形有所不同。而 平朱一贵时，清军是经过死战方才在鹿耳门取 胜，并不存在涨水情节。刘志、余志记载的施琅 攻台、平朱一贵时“鹿耳门水涨”的情节，很 大程度上是对高志记载郑成功攻台时“祥瑞” 的比附。即较早的清代方志中对某一“灾祥”仅有 简略记载，而较晚方志中的记载却加上了更丰富 的情节，构拟出“灾祥”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前述高拱乾康熙《台湾府志》所载 康熙二十二年(1683) “郑氏土田阡陌多被冲 陷”一事，本来仅是对反常自然灾害的记载。 到了稍晚的刘良璧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则为这一事件增添上了鳄鱼状怪物的情节：“二 十二年五月，澎湖港有物，状如鳄鱼，长四五 尺，沿沙而上，鸣声鸣鸣。居民竞烧楮钱，送之 下海。是夕，复登岸死焉。”接下来才发生“是 月大水，土田冲陷”的灾害。⑤认为鳄鱼状怪物 出现是导致大水的原因。又如，对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发 生的“大星陨于海”这一反常天象，较早的高 拱乾康熙《台湾府志》仅客观记载：“六月二十 六日，有大星陨于海，其声如雷。”⑥而较晚的 刘良璧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对此事的记 载，则如前文所述在大星陨落前加上施琅攻下澎 湖，陨落后加上宁靖王自杀二件历史事件，在大 星陨落与二件历史事件之间，构拟出了因果关 系。即较晚的方志将较早的方志记载的多件独立 的“灾祥”,串联为长时段前后联系的同一件 “灾祥”。例如，前述较早的高拱乾康熙《台湾府志》所载郑成功攻台时“鹿耳门水涨”,以及 刘良璧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所载鳄鱼状 怪物登岸，本是独立的两件“灾祥”。到了较晚 的陈寿祺道光《福建台湾府志》中，则用郑成 功“乃东海大鲸也”、“则其子孙皆鲸种也”这 一“谶纬”传说，将“成功所犯之处，如南京、 温、台并及台湾，舟至海水为之暴涨”,“鳄鱼 登岸而死，识者知其兆不佳”,以及郑成功攻台 时荷兰人梦见“红毛先望见一人冠带骑鲸从鹿 耳门而入”,郑成功病卒前下属梦见“乃鲸首冠带乘马由鲲身东入于外海”等多件“灾祥”①, 串联为一件前后关联的长时段“灾祥”。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记载的郑氏集团的灾异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表现出了许多独特的思想特色与史料价值：“灾祥”思想自两汉之后，其地位总体上呈 下降趋势。特别是清初修撰《明史》之时，虽 然保留了《五行志》“著其祥异”,但却“削事 应之附会”。民国初清遗臣所修《清史稿 ·灾异 志》亦肯定《明史》“其言诚韪矣”,“准明史 之例”②。清代以后的正史将“灾祥”仅看作客观发生的自然现象，否定“天人感应”的存在， 实际上对“灾祥”持否定态度。而清代台湾方志，如刘良璧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所言， 虽有人对“灾祥” “或以为怪，或以为诬矣”, 持否定态度，但是编者认为“夫天何不可干， 莫谓其无征也，迩言有至理，勿谓其不经也”, 仍相信这些内容并非虚造，想要“录从前之祥 异，集今昔之丛谈，用资采择，亦藉观惩”,③ 希望达到增广见闻，并且供统治者借鉴的目的。 相关方志中多有“天人感应”的内容，甚至不惜对因果关系进行构拟。方志修撰者对“灾异” 的态度基本是汉代以来的“灾祥”观的延续， 其思想相对比较传统。清代台湾方志的修撰者何以会有较正史修撰者更为传统的“灾祥”思想?其一是因为台湾人口多为闽粤移民，这些地区的民间信仰较中原地区兴盛，人民普遍相信因果报应的存在，容易 流传“灾祥”传说。其二是因为方志的编撰者 一般来说是下级官僚和文人，文化水平不及正史修撰者，容易相信“灾祥”的真实性而加以记载。作为官修史籍的清代方志，在记载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时，首先会体现官方意识形态。 记载施琅攻台时清军遇到“鹿耳门水涨”,是为 了表现清军得到神灵庇佑： “盖由圣人在上，海 若效顺，王师所指，神灵呵护，理固然耳。”④ 记载僧贯一掘得古甑上的铭文，是为了论证郑氏 降清是天命： “前年万正色克复金门、厦门，今 年施琅克澎湖，郑克姨上表乞降，台湾悉平，六 十年海氛，一朝荡涤，此固国家灵长之福，而天 数已预定矣。”⑤记载台湾大水、土田冲陷，也 是为了间接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在郑为灾，在本朝则为祥矣。”⑥而清代方志修纂时，对于前代的传闻及史料 中同情乃至欣赏郑氏的内容，只要与官方意识形 态没有矛盾，就会被有选择地加以采择。例如， 郑成功攻台时遇到鹿耳门涨水这类传闻的出现， 首先是因为郑氏驱逐荷兰殖民者，建立台湾第一 个汉人政权，得到了民众的景仰。而郑成功攻占台湾、郑克塽归降清廷，为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奠定了基础;郑成功攻台是针对荷兰殖民者，并不与清军直接对阵。清代方志对郑氏集团的军事行动大都给予贬评，唯独认为“鹿耳门涨水”乃 是“祥瑞”,则是为了论证“岂天假手于郑，以式廓我朝无外之疆城也”⑦。民间对郑氏的肯定与清朝的官方意识在此处达到了某种契合。清代台湾方志所载的大量“灾祥”内容， 除去超自然的因素，本身也保存了台湾地区丰富 的气象、灾害史料。正史如《清史稿》不仅对 郑氏统治时期的此类内容多不加记载，对郑氏归 降后一段时期内的台湾“灾祥”依然视而不见。 《清史稿》仅简要记载了郑成功、施琅分别遇鹿 耳门涨水，以及郑氏舰队在羊山遇风三事;其余 列传及《五行志》,完全没有涉及康熙以前台湾 地区“灾祥”。台湾方志中保存的郑氏统治时期 的“灾祥”资料，可以填补正史中对于清前期台湾地区气象、灾害资料记载的空白。郑成功在清初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郑氏政权统治时期，是台湾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清代方志在主体部分常常回避郑氏集团的历史，仅在 “沿革”部分略有介绍;而在“灾祥”部分，方 志编纂者并不局限于记载“灾祥”本身，还保 存了不少与郑氏集团相关的史料。如余文仪乾隆 《续修台湾府志凡例》称：“《灾祥》、《附考》 中，颇载伪郑逸事，以其始则驱逐荷兰、继则纳 土归降，盖为我朝先驱者，故附录其兴亡之迹， 以为台地之缘起。”①前述“灾祥”中对陈永华 及其女的记载就属于此类情况。《清史稿 ·郑成功传》中所载郑克壁被杀一事，仅有“及锦卒， 遂共缢杀克，奉锦次子克坝嗣为延平王”寥寥 数语②。而余文仪乾隆《续修台湾府志》中，则 记载了郑成功妻董氏先后命太监及克壤母和娘索 取监国印，又将克臧“命置旁室中，不令出”, 致使其“知不能生，遂自缢死”。表现了郑经死 后郑氏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嫁与克臧为妻的 陈永华女在丈夫死后“扶柩出，人莫能阻”,“至丧所昼夜哀啼不辍，路人闻之，莫不殒涕”。 为夫守节而死之后，出现与克壁“乘马呵殿往 来”、“容服如生”的传说③,则表明民众同情 克坚，克琰夺位而立，失去民心。这类方志中 “灾异”部分所包含的史料，较正史详尽许多， 是研究郑氏政权史事重要的参考资料。清代台湾方志中对郑氏集团“灾祥”的记 载数量繁多、内容丰富，虽看似荒诞不经，但却 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研究其“层累地造成” 的过程，有利于考查“灾祥”传说的生成演变 规律。而其中所反映的相信“灾祥”,相对保守的观念，以及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杂的意识形 态，都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的反映。其中保存的 郑氏统治时期的气象、灾害资料和史料，都对进 一步认识郑氏时期的历史有所帮助。对郑氏统治 时期，乃至整个清代的“灾祥”问题，目前的研究都还很不充分，如能透过“灾祥”的超自然性，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历史观念和史实，必能取得更大收获。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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