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军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重政治工作，在一支部队中，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司令、参谋长都是同等重要的角色。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后，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就是主席，可见主席对这个职务的看重。
那么，第二任政治部主任是谁呢？就是今天要说的王稼祥。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青年时代就在学校中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远赴苏联莫斯科，进入著名的中山大学学习。3年后，又进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成为我党著名的理论专家，被称为“红色教授”。
回国后，王稼祥因深厚的理论基础，担任过《红旗》《实话》的主编。1931年，王稼祥进入江西苏区，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主席的接班人。
那段时间，正是王明路线严重干扰红军事业的历史时期，他们盲目照抄苏联的革命经验，夸大中国无产阶级的实力，主张力量薄弱的红军进攻大城市，结果给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起初，王稼祥是支持王明的，但是很快，王稼祥就觉察到了王明路线的荒谬，也看到了只有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法，因此，王稼祥选择站在了主席的一边，跟王明、博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不幸腹部中弹，弹片击穿肠子并留在了腹中，由于苏区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平时文质彬彬的“红色教授”王稼祥，竟然以堪比关羽“刮骨疗毒”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完成了手术。
但是，因条件所限，手术并不成功，弹片仍然残留在腹部，让王稼祥饱受痛苦。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王稼祥虽然伤势在恶化，不能行走，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组织上给他找了副担架，抬着他进行长征。
当时，主席也身染重病，同样躺在担架上行军，两位病友经常凑在一起，进行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担架上的会谈”。
在跟主席的交流中，王稼祥越来越感受到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也让他更加坚定，只有让主席重新掌权，才能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
因此，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发言，并投出了关键的一票，让主席重新获得了党和红军的指挥权，并形成了主席、周公、王稼祥的“军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红军，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新的一页。
主席对王稼祥的支持也非常感激，直到晚年时，还经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到了抗战时期，王稼祥继续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还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一直都是我军非常重要的人物。
以王稼祥的资历，如果参加授衔的话，是足以授大将军衔的，但是因王稼祥在外交方面的突出能力，建国后被调入了外交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等职，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重要人物。
1974年，王稼祥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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