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八年（975）冬天，38岁的南唐后主李煜，坐进了由金陵前往汴京的囚车。怀中紧紧抱着的是他匆忙收拾的行囊。行囊八寸有余，被层层包裹，寸步不离身。随行军士都很好奇，这亡国之君最后带了何等稀世珍宝。抵达汴京，面见宋太祖时，李煜羞赧地摊开包袱，里面只有一方龙尾水心绿歙砚，和一块趁手的徽墨。
时人嗤笑李煜之痴，殊不知正是这一点点寄托在“文房”之上的眷恋，指引日后千百年间，无数文人雅士以物抵心，一次次地重返精神家园。
汉代 三熊足砚
砚石，以其寿千年，金石不腐的特性，在永恒中默默洞见着一切。
李煜爱砚，尤爱歙砚，他不仅创造了“文房”一词，同时也发掘出了文房之中的佼佼者——“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冠。”
其中龙尾石砚，便是歙砚中的极品。《古矿录》记载，徽州府婺源县龙尾山在县北东百里，周三十里产砚。传说唐开元年间，歙州猎户叶氏逐兽长城里（地名），见山溪叠石如城，莹洁可爱，携归成砚。
隋-唐 多足辟雍砚
歙砚一诞生就带着几分物华天宝的传奇色彩。事实上，在唐人发现以前，它已经在此地默默等候了10亿年。
从岩石的类别上来说，歙砚的形成得益于水。不同于岩浆活动形成的火成岩，歙砚是由海水中的沉积物累积成为水成岩，之后又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发生变质反应，最终凝结成为一种极特殊的，含粉砂质地的黏板岩。
五代 辟雍砚
这种砚石结构紧凑，纹理缜密，手指轻按上去会留有汗印，呵一口气则会现出许多小水珠，说明其质地紧密不吸水。同时，又在水的作用下坚润细腻，平均硬度高达肖氏40度，与大理石不相上下，比墨的硬度高出一倍，叩之金声，抚之如玉，谓之“金声玉德”。
天时地利，共同塑造了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的特性。一块天然的歙砚，方法得当，研磨三圈即可发墨，同时墨色亦有五色层次之分，焦、浓、重、淡、清，分毫毕现。
以至于到了宋代，人们爱惜原石的程度超过了器物本身。
苏轼曾在十二岁那年，和伙伴戏耍时拾到一枚“异石”，“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可以发墨，但没有贮水处，父亲苏洵称之为“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勉励他“是文字之祥也”。此后多年间，无论是“家属流离，书籍散乱”，苏轼都将其珍藏身边。“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
五代 箕形抄手歙砚正面及底部
唐 牡丹歙砚
以用为上，曾是砚台作为文房用品的使命。
每天使用的器具，是不允许华丽、繁琐和病态的，相反则必须结实耐用。由此，忍耐、健全、实诚的德性才构成了砚台的“器物之心”，而正是在这种器物之心的滋养下，才能于研墨中归于沉静，培植出温润的“文人之心”。
出于这样的理念，宋代的砚台造型皆小巧，“七寸为真，八寸为宝”，这样的尺寸一则出于惜物，二则方便搬运清洗，宋人认为“砚不自涤，书皆不成”，宁可三日不沐面，不可三日不洗砚。而砚本身，也因“多洗而不燥，且得神气。”
宋 荷茎足蝉形歙砚
一些出土的砚台，更是有明显的凹槽痕迹，那是因为使用者相当勤奋，使用时间久了，要用砾石重新打磨开锋。
许多砚台则代代相传，嘉靖四十四年（1565），查抄江西分宜等地严嵩旧宅时，就抄出一方“昆璧砚”，根据背面的刻款“金殿传胪，胡煜所用”可知，此砚是胡家的传家宝，弘治十五年（1503）胡煜曾携此砚进京参加殿试，并考取了进士。这方砚另有神奇之处在于“砚石中含雄黄与辉锑矿，嗅之有微蒜味，研黑能驱蚊蝇，避五毒，作书画能历久无虫蛀，是为宝砚。”
从宋代开始，审美兴趣便逐渐从以外物激发的主体情志，逐渐转向为主体内在心性的内省上，审美视角不再以追求客观外物的模拟，和激荡的情感喷涌，而更加注重审美主体内在心性的反省与体悟，审美思想偏于内敛。
一言以辟之，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为了制作一方趁手又得体的好砚，宋人从形制、款式、规矩等方方面面达到了极致。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人制砚，态度非常严谨，从不同砚器的长、宽、高比例中，可以窥视到相通的规律，在不同社会阶层所使用的烟台制式、规格中，可以解读出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等信息。
这得益于理学在宋代的发展，《朱子语类》言：“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是器之理者，则道也。”这里的“理”则对应着附着于器物之上的本质与规律。找到这种规律，便可实实在在地穿越千年，与宋人“久别重逢”。
左-王耀
右-列宿砚
砚雕艺术家王耀就是这样一个“得道者”。
王耀出生长大在歙县，一生与砚为伴。在他看来，“艺术从来都不是时间关系，而是空间关系。好的器物是自带信息的，它的高度就在那个空间里，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意境、审美和它所能占有的感受，本身会散发出把人包括进去的气场，你如果和它在一个维度，你就能够感受得到。”
几十年来，王耀经由收藏古砚，不断提取其中的信息，与物沟通交流，将形而下的制作，上升为形而上的理解，格物而致知，“万事万物，方能万事万悟”。他认为，今人的制造能力远超古人，但唯独缺少的是时间，所谓“有静气”。“如果你的心静，可以保持充裕的时间去关注它，那么超越古代一定没问题。急中只能生智，静方可能生慧，慧诞生了，便一通百通，进入‘游于艺’的大境界。”
· 左-卷书砚
右-蕉田砚
作为一名造物者，王耀时常能够在收藏时有所得。
倘若把各种思维、审美和能量注入到器物中，就会在不同的光线、角度甚至心情下发现不同的理趣，感到舒适和喜悦。这是因为器物中蕴藏了许多精神内涵，又称为气息，气息则由造型、美学关系、软硬、大小、曲直、长短等融会贯通、共同构建，而绝非简单的拼凑。“好砚自己会说话，不用去做过多的解读。”
清代诗人施闰章曾对明以后日渐冗繁的雕刻技法感到厌倦，甚至发出了“愈工愈俗，是为石灾”的悲叹。对于器物，特别是砚台而言，信息的增量往往体现在造物者对物品的理解之上。最厉害的，是加到里面却看不出来，不取决于外形，取决于内心。
荷花罗纹歙砚
荷叶砚
流云金晕歙砚
因此，以宋代为代表的素砚，其美就在于突破了实像的限制，获得了更为深远广袤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和言外之意。艺术家王耀所追求的，也正是让自己的人生如同所造之物一样，都有美的存在。“做到最后，我就是一方大砚台。”他说。
纪晓岚曾在一方琴砚背后，镌隶属铭：无弦琴，不在音。仿琢砚，置墨林。浸太清，练余心。砚台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代代文人的精神需求、文化修养和生活方式。所谓，情之所至，用意必深，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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