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作人的文章,你会发现他的文章中,总会有大量的“引用”,一些篇章,简直是“连篇累牍”。“抄书”成文,似乎成为周氏文章的一大特色。所以,有一段时间,周作人就被戏为“文抄公”。
对此,周作人曾经在《苦竹杂记·后记》中解释道:“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其难事也。”说到底,抄书引用,终是为了自己表达的需要,所以,就必须有一个披沙拣金、甄别选择的过程,亦是大费周折。周氏的此番话,也见其阅读之广博。周作人又说:“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这是在谈“抄什么”的问题。抄什么样的文字呢?具有丰厚的思想感情,文字华美的文字。更为具体一点,多半是指那些方志、笔记类的文字。周氏是不喜欢那些高头讲章的文字的,他认为“高头讲章”的文字,多伪饰,少真情;而方志、笔记类的文字,则朴素而又具真性情,于是对其情有独钟。
周作人“抄书”成文,也与其性情大有关系。周氏,基本上是一个书斋型作家,他终日读书,性情平和冲淡,所以,其文字表达,亦大多以“幽微”出之。“幽微”之一,就是“借他人话,诉自己情”。在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的信中,他曾谈道:“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意见”即是周氏文章想要表达的观点,“意见”是有的,只是“不愿意直说”,于是就借助于“抄书”,借他人话,诉自己情,不至于引发“波澜”。当然,或许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周作人自己的身世、环境。他虽追求平静,却一生经历坎坷,颇多争议,“争议”之人,写文章就难。
如此“抄书”成文,好吗?止庵先生关于抄书有一段极好的评论,他说:“关键在于抄了别人的话之后,自己究竟说些什么。如果仅仅是表示赞同,旨在作一介绍,那我们真可以称之为抄书了;如果加以引申,发挥,修正,乃至于消解,那么这就是自己的意见,所引用的话也就不能纯粹被看作引文,该说是不可或缺,融为一体了。”(《沽酌集·谈抄书》)而周作人的“抄书”,恰恰就属于后者。周氏之文,立意在己,引文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抄”。每引一段文字,他都会对文字作出自己的引申、分析,以之服务于自己文章的主题需要。几段文字引用下来,你细心阅读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那样契合,那样恰如其分,圆融而通达,深刻而幽峭,文章浑然一体,极具情味。
如今,周氏之“抄书”成文,已然得到认可,甚至有人认为此种情况,是周作人文章独特的一种风格。而且,后继者不乏其人。如止庵、杨小洲等人,文章中亦多有“抄书”引用的文字,仍大受读者欢迎。
我是极喜欢这样的文字的,关键是如何“抄”法:为“我”所需,“抄”出自己的风格,“抄”得有意义,有情味。
(作者单位: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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