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抄书”
■路来森

  读周作人的文章，你会发现他的文章中，总会有大量的“引用”，一些篇章，简直是“连篇累牍”。“抄书”成文，似乎成为周氏文章的一大特色。所以，有一段时间，周作人就被戏为“文抄公”。

  对此，周作人曾经在《苦竹杂记·后记》中解释道：“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其难事也。”说到底，抄书引用，终是为了自己表达的需要，所以，就必须有一个披沙拣金、甄别选择的过程，亦是大费周折。周氏的此番话，也见其阅读之广博。周作人又说：“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这是在谈“抄什么”的问题。抄什么样的文字呢？具有丰厚的思想感情，文字华美的文字。更为具体一点，多半是指那些方志、笔记类的文字。周氏是不喜欢那些高头讲章的文字的，他认为“高头讲章”的文字，多伪饰，少真情；而方志、笔记类的文字，则朴素而又具真性情，于是对其情有独钟。

  周作人“抄书”成文，也与其性情大有关系。周氏，基本上是一个书斋型作家，他终日读书，性情平和冲淡，所以，其文字表达，亦大多以“幽微”出之。“幽微”之一，就是“借他人话，诉自己情”。在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的信中，他曾谈道：“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意见”即是周氏文章想要表达的观点，“意见”是有的，只是“不愿意直说”，于是就借助于“抄书”，借他人话，诉自己情，不至于引发“波澜”。当然，或许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周作人自己的身世、环境。他虽追求平静，却一生经历坎坷，颇多争议，“争议”之人，写文章就难。

  如此“抄书”成文，好吗？止庵先生关于抄书有一段极好的评论，他说：“关键在于抄了别人的话之后，自己究竟说些什么。如果仅仅是表示赞同，旨在作一介绍，那我们真可以称之为抄书了；如果加以引申，发挥，修正，乃至于消解，那么这就是自己的意见，所引用的话也就不能纯粹被看作引文，该说是不可或缺，融为一体了。”（《沽酌集·谈抄书》）而周作人的“抄书”，恰恰就属于后者。周氏之文，立意在己，引文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抄”。每引一段文字，他都会对文字作出自己的引申、分析，以之服务于自己文章的主题需要。几段文字引用下来，你细心阅读就会发现，一切都是那样契合，那样恰如其分，圆融而通达，深刻而幽峭，文章浑然一体，极具情味。

  如今，周氏之“抄书”成文，已然得到认可，甚至有人认为此种情况，是周作人文章独特的一种风格。而且，后继者不乏其人。如止庵、杨小洲等人，文章中亦多有“抄书”引用的文字，仍大受读者欢迎。

  我是极喜欢这样的文字的，关键是如何“抄”法：为“我”所需，“抄”出自己的风格，“抄”得有意义，有情味。

  （作者单位：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