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百万富翁”节目做担保？ 美联社电视专题记者〓大卫·鲍德尔 纽约(美联社)〓为美国广播公司的主打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提供保险的公司上诉说打算终止合同，理由是因电视台设置的问题过于简单而使该公司面临着支付过多奖金的 危险。 美国广播公司安慰观众不必为此次法律纠纷担忧，他们不会改变原有的节目安排。 位于伦敦的保险商苍鹰财团已于1月24日在英国的高等法院对节目制作者布鲁那·维斯塔娱乐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终止双方的合同。 苍鹰公司称，实质上就是需要此节目确保提出的问题更有难度，而且挑选的参赛者更普通一些。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是本年度轰动一时的电视节目。节目当晚有近3，000万的观众守在电视机旁，美国广播公司的收视率也一跃为本年度的最高。主持人里吉斯·菲尔宾的一句“这是你的最终答案吗？”已成为全国人的口头禅。 其他电视台很快地纷纷效仿“百万富翁”节目，收视效果不一。 根据双方的合同规定，苍鹰财团需向本节目获胜的参赛者支付50万美元或更多的奖金。在支付之前有150万是可扣除的部分，奖金最高限度为500万。也就是说，苍鹰财团可能只需向五名获胜者共支付奖金100万美元。 星期四到达伦敦的苍鹰财团一名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 表看法。 “毫无疑问，节目的诚实性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人在其他方面提出疑问”，美国广播公司发言人朱丽叶·胡佛女士说，“这只是一起纠纷，提供担保的公司试图改变其与代理人的交谈中所涉及的内容。” 两名参赛者——一名来自康涅狄格州美国国税局的代理人和一名来自迈阿密的律师因正确地回答了15个问题而赢得100万美元的奖金。相反地，原英文版的此节目中还尚未有人获得如此高额的奖金。 在全部的51期节目中还出现了三名50万美元的获得者。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提供的数字，本节目自开播以来发放奖金总额931.4万美元。 多项选择题在最初的几轮中常常比较简单。一名参赛者被问到哪一种调味品的名字与一种拉丁舞的名字相同，他在“芥末”、“蛋黄酱”、“作料”等选项中正确地挑选出了Salsa(即沙司，Salsa也是萨尔萨舞的意思)。随着奖金的升高问题的难度也会加大。第一位百万奖金的获得者在电视节目镜头中准确地指认出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位获奖者回答出了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9，300万英里)。争取电视台的参赛权实际上比赢得大奖还要困难。选拔时参赛选手需要成功地驾车通过一段有三层路障的地段，速度及准确性应达到标准。 在诉讼中，苍鹰财团表示“在水平的控制上需要做重大调整以降低无法接受的损失。”具体来讲，就是要求在参赛者 的挑选方法及问题的难易程度上做出改变。 因自从去年12月首次提出请求后电视台一直未做任何调整，苍鹰财团称“正在面临着巨大的保险损失”。 美国广播公司发言人胡佛表示说不清这件案子的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即使节目制作人失去这笔保险金，也不大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广播公司在这个系列节目上所做的承诺。现在每周三个晚上播放这个节目，随着巨大的广告收入源源而来，美国广播公司便有了夸口的资本。事实上，美国广播公司已于星期四宣布将在2月间另外推出三期特别版本的“谁想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大卫·鲍德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倡导者报》。他一直对一位女同事在电话中冲对方大声叫喊的样子记忆犹新。“别人不得不跟她打交道，因为她是镇上惟一做教育专题报道的记者，但是从来没有人想真心地和她交往。谁知道她因不能文明而友善地对待别人而失去了多少机会。待人务必要友好和有人情味。这倒并不是说我不会时时写一些使他们感到恼火的文章。这是我的工作。”鲍德尔是一个在残酷的行当中闯荡的亲切的小伙子，不过这一点使他受益匪浅。他过去曾做政治专题的报道，现在转到电视行业，承受着随之而来的各种的压力。努力开发信息源，掌握复杂的电信知识，打败同行内其他的对手并避免被他人打倒。不过好在他镇定，低调，而且亲切。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名敢作敢为的记者。事实上，“谁想成为一名百万富翁”这篇故事及其保险问题就是他从一名消息灵通人士那里连蒙带骗地搞来的，而且用这种方法他设法在一位朋友兼竞争对手之前搞到了这篇报道。 鲍德尔强调要了解自己的信息源，那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你要认识到会有段时间自己什么都不懂，失去许多报道的机会。” 他总是努力去结识重要的人物。有时他参加电视台晚间的活动，不是为了去报道什么，而是因为有可能会结识一名重要人物。他会给电视台的熟人打电话说：“喂，你好。我正在附近闲逛。我并不想让你就这件事说些什么，只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给我指指道儿就行。” 然而，关于“百万富翁”一事的消息并非来源于鲍德尔的某位熟人。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的一名记者认识一位保险业的律师，据这位律师说为“百万富翁”节目做保险的公司正打算撤销合同。 鲍德尔对此很感兴趣。“百万富翁”节目是一种电视现象，它吸引了众多的观众，改变了电视业的前景。紧随其后，各家电视台争先恐后地将更多竞赛性及反映现实的节目搬上屏幕。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人抱怨说对参赛者提出的问题过于简单，保险公司对此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很显然，报纸会利用一下这个题材。 对于鲍德尔来讲，这也是一个反映其报道的多样性的实例。他回忆，说在做了10年政治专题的报道后，热情已经开始渐渐熄灭了，因为“一年又一年竞有如此多的报道内容是雷同的。”他不能想像这种事会发生在电视行业。 “电视反映的是生活本身，因而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可以做。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商业来介绍，也可以介绍像‘百万富翁’这样的娱乐现象。我对新闻部非常感兴趣，看他们如何报道政治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个行业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对大众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许多人受到它的影响。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没有对它产生厌倦。坦率地讲，我对许多事情都感觉很厌烦。” 这与政治有许多相似之处：“电视行业的许多人都非常有政治头脑，对于公众会如何看待他(她)们非常了解。我非常奇怪地发现，尤其是在采访新闻部时，要从他(她)们口中得到直接的答案和消息简直要比撬开政客的嘴还困难。因为他(她)们自己也是搞新闻的，对其他媒体存有很深的戒心，而且对所有避免泄露特别消息的手段都很清楚。” “百万富翁”的故事是与娱乐专题有关的，鲍德尔并不很了解。“我们可以说是瞎碰壁”，他说。当然，他知道可以去美国广播公司探些消息，但这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我不想马上就去和电视台联系，因为不想这么快向他们漏出风声。” 美国广播公司也许会以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比如说将其透露给一位他们比较信任的记者。 因隐约地感觉到这件案子可能在纽约或洛杉矶提起诉讼，鲍德尔便与美联社驻这两个城市的法庭记者联系，看能否找到有关的文字资料。这些记者都是大忙人，好几天过后才回答说什么也没有发现。 同时，鲍德尔设法找到了这家保险公司在伦敦的一位发言人。“什么忙也没有帮上。什么消息也不肯透露。”几乎在同一时刻，鲍德尔听说亨瑞也正在做相同内容的报道，顿感压力大起来。亨瑞是与他一起共过事的编辑，目前在长岛一家叫《新闻日》的报社做记者。这就意味着如果鲍德尔想抢先得到这篇报道，他就得立刻行动。 “我联系了一大堆人，简直都有点儿走投无路了，这时设法抓到了在保险信息研究所工作的一个家伙。在这篇报道中他可以说是我的救命草。他知道所有内情，但不允许他本人在报道中被提到。” 此人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谈这件事。就是说鲍德尔可以报道他所说的话，但不能指名道姓，甚至不能用“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保险业人士所说”这样的话。鲍德尔不大愿意接受这种做法，除非他能再找到另外一个人来证实这位保险业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是真实的。 不过，这仍是一位非常有用的人物。“他给我讲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介绍了关于保险业运作的背景情况。”这个人惟独不清楚诉讼是在哪里提起的，不过他也提到几个地方，其中包括位于伦敦的高等法院。事实上正是在此处。 可是等到鲍德尔了解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纽约时间下午4点(伦敦时间是下午9点)，在这个时候要从法院方面获得任何消息是绝不可能的。“我有些坐不住了，”鲍德尔回忆说。他已经得到了写这篇报道所需要的一切，现在只需要证实诉讼已经被提起就可以了。 在这一刻鲍德尔将电话打到美国广播公司的女发言人朱丽叶·胡佛那里。“我真的是有点连蒙带唬了。我对她说：‘听着，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我大致地说了说我知道的东西，没有告诉她我并没有真正了解内情。我说：‘你看，我正在写一篇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你们能帮点儿忙吗？’大约15到20分钟后他们给我回了电话，给我发来法庭的材料，并给了我一份他们对此事的评论。我因此能够把所有情况都搞定了。” “我认为美国广播公司并不想急着把这件事透露出来，因为这对于他们最叫响的节目来讲多少有点尴尬。不过坦率地说，这件事更多地是反映出保险公司运作的不周全，而非电视台。因此我想这就是电视台最终决定走出来的部分原因。也许他们也知道《新闻日》很快就会刊出有关的报道。”鲍德尔花了45分钟的时间写这篇稿子，中间不停地被电话打断。“这件事并不像飞机失事或其他类似的事件那样具有爆炸性，”他说，“不过当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正是编辑和报社人员将所有的材料汇总在一起进行最后筛选的时间。所以稿子不能出来得太慢，否则就会错过了登报的时间。” 在每一篇报道中鲍德尔都要加入足够多的背景资料。这一次，他需要向不了解情况的读者解释清楚“百万富翁”节目如何走向成功，其对电视业乃至这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你设想公众了解的内容也许会比你想像的多，最好别有这种想法，”他说。 鲍德尔写作的速度很快，也是一位多产作者。有一段日子他每天都要写四五篇稿子。除自己负责的项目外，他还写些音乐方面的东西，主要是出于喜爱。他将这些写作与特大新闻的报道工作穿插开来。他一向喜欢在截稿日期快到时突击完成任务。在报道艾美奖和格莱美奖颁奖时他真地要忙上一阵子，不过有时他发现也很难说清其中的原因。“一篇报道得改上七八遍；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需要有更长远的把握，而且能非常快地形成文字，知道自己现在写的东西必然会成为国内所有其他同类报道的先锋。”“百万富翁”的稿件下午6点30分被传送出去。《新闻日》在其第三版上刊登了自己的报道，当然已不能算是独家新闻。几天后鲍德尔和老朋友亨瑞聊了聊，“他当时感到很压抑。都有点儿丧失信心了。”鲍德尔也有被对手打败的时候。有时一个知情人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宁愿将消息传给另外一个新闻机构。这时鲍德尔会感到不开心，但却努力不使自己太过烦恼。“我对自己完全无力控制的东西会很放得开。”每当他通过看报或参加活动获得了一个报道的题材却未能挖掘出一个好的角度的时候，他就会真正地感到不安了。“同样一件事别人比你写得好，或人家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你没有看到，这简直会让我发疯的。这真的会使我非常不安。”还有另外一些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时刻，就是每当他所报道的人物或机构向他发出抱怨的时候。“他们打电话来，经常是冲你大喊大叫。我从来不会想法避开这些电话。如果接到，我就和他们应对，让他们把话说够。我会解释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写，写了什么等等。我从不避开这些交谈，从不想办法躲掉，因为我认为需要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让步了。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会承认并努力改正。但是如果我做的是对的，而他们只不过是反对而已，那我就会说：‘好吧，我们只好持不同意见了。’使我恼火的是电视台的有些人会把公事当作私事看，他们会认为你是想把他个人或电视台搞垮等等。我只得向他们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有时我不得不写一些使他们公司的形象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只是因为那是新闻。” 尽管如此，鲍德尔还是宁愿做独家专题报道而非综合新闻。“我真的喜欢搞独家新闻，”他说，“我喜欢将责任范围确定。我认为自己属于工作比较主动的——为自己喜欢报道的内容制定计划，并为写出精彩的东西而不断观察。显然，如果你是被派去做什么，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到达某处，接到别人递过来的东西，听别人告诉你那一天的重大新闻是什么。做专题报道时，你是在依据自己的知识产生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使你的老朋友亨瑞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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