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3.1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个特点｜《驼乡风云》第六章：人生路上的大转折

原创作者：方勤学｜内蒙古阿拉善盟

第六章 人生路上的大转折三、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个特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从一九五三年起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历经了几十年。在这个漫长的阶段有几个重要的时代特点。1.户籍与票证的功能通过几年的年终决算，我从广大牧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消费、收益的总分配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全大队的户数、人口数，总是那么的十分稳定，除了自然生死增减之外，几乎没有流动人口的变动。应该说这里的劳动日值这么高，周边地区的老百姓又饿死了不少，为什么不涌进一批到此处来求生存呢？或者进入各大城市中去打工呢？就本地区而言，长湖和巴彦淖尔两个大队的工分日值比乌尼格图大队要高出许多，为什么乌尼格图大队的人不跑到他们那里去当社员呢？所有的人就像是木偶似的被固定起来，放到哪儿就在哪儿，为什么就不能活动一下呢？当然农区中也有极少数的人逃到新疆、内蒙等地落户常住下来的，但那毕竟是少数或是与异地有沾亲带故关系的，从总体上来看，人口几乎是不流动的，为什么？思来想去，这大概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吧，细细地回顾推敲，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阶段，粮食户口关系和票证制度相结合，就把你控制得死死的，一点儿都动弹不得。粮食关系捆绑在户口本上，两者不能分离，没有所在地的注册户口，就没有粮食供应关系，这样你就是到农村去没户口也无处落脚，没有人敢要你，就连参加农业劳动的资格都没有，那你就得不到一粒食粮；你到牧区、城市、工厂去，没有户口粮食关系，就不给你分配定量供应的粮、油。一句话，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没有吃的，你就活不成，就得喝西北风去。由此看来，那时节的户口粮食关系就是人们的“生死簿”，或者说是“风筝线”，只要掌握着这个关系，哪儿也去不了。票证的作用也很大，也是跟着户口走。在那个年代，社会生产水平极度低下，各类消费品的生产量很小，社会需求量又很大，所以生产出来的商品供不应求，只好采用票证管理的办法调节社会供求关系。这就是对各种主要消费品施行以人定量配发票证的原因，凭票供应商品，粮有粮票，油有油票，糖有糖票，布有布票，肉有肉票，等等。商店的主要商品如布料、成衣、糖果、糕点、面包、花生和烟、酒等生活用品，在货架上稀稀拉拉摆得眼花缭乱，但都是凭票出售，一手交票交钱，一手付货，你光有钱没有票证也只能一饱眼富，望物兴叹。票证只管指定商品的供应量，本身不带金额。粮站的成品粮油，堆积的不少，但凡是吃供应粮的人，都是以人定量、分月供应的，不可能要多少就买多少，例如儿童从一岁以下至十岁以上，要分十一个年龄档次定量；成人按从事劳动工种定量，工人也按从事的工种定量，干部定量每月二十八斤，牧民按在册人头计算，国家平均每人每月也按二十八斤的标准集中供应到大队，到队上以后入库集中保管，再按旗上定的分级标准，具体到年龄、工种进行再分配，分细类分月供应，等等。要是超定量多要，对不起，就凭粮票和钱去买，而粮票也是用你的定量粮兑换来的，领一斤粮票，扣一斤定量粮，凭空是来不了的。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类，全国粮票是国家印发的，在全国范围通用，一般根据出差人员的工作需求“掌握”兑换；地方粮票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厅印发的，同样占供应定额，一斤粮票顶替一斤成品粮，只能在本省区内流通，异地不认。其他票证，只限于印制发放单位所在地的辖区内使用，到异地无效。穿衣服买布料要布票，用棉线要线票。这些规定都是带有地方性的，不像粮食的定量，不见得是全区统一。我记得我们家一开始每人每年发一丈五尺布票，是旗上印制的，不过标准逐年在增加，最后增加到两丈多，市场的紧张气氛好像也在逐渐地缓解。布票也叫布证，按人头发放，不分年龄档次。我们家孩子多，每年得到的布证总量也多，家贫如洗，没钱买布，穿穿戴戴全靠缝缝补补过日子，发下来布证用不完，年年有余，常有朋友前来索要。可千万不能买卖，卖了钱就是捣贩票证，属于投机倒把之列，违法。总之，由于生产出来的可供商品太少，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只得以票证关系调控，所以消费者也就只能凭票购物了。话说回来，没有户口哪里来的票证？它们是一体的。票证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实起到了限量而有序地分配生活物资的功能，解决了物资供应不足不均的难题，这对当时稳定市场、控制物价、安定民心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供求关系逐步得到了缓解，产品丰富，市场放开，票证才逐步趋向淘汰。2.稳定的物价那时候的形势特殊，现在的人们过惯了富裕生活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在晚辈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当年没有集市贸易，没有私营商店，除了设立在各大中小城市的国营商店、国营食堂以外，就是分布在农村牧区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供销合作社了，它是集商品计划供应与农副产品收购功能于一体的交易场所，仅此一条合法的商贸交易线路，也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被官方控制的唯一市场。这种市场好管理，可以说是井然有序，几乎没有竞争机制，天天月月如此，除了商品的进出、更替、补缺，好像没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所有的市场都是一个模式，物资、商品从上到下按计划分配调拨，没有价格竞争，流通中间就像风平浪静的一滩死水，不见波澜。这种商业模式的优点是物价极度稳定、低廉，老百姓从不担心商品涨价，就连讨价还价的功能都遗忘了，所有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数十年如一日，几乎没有怎么变动过。这种格局谁能驾驭？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能够做到？只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创造了这个人间的奇迹。例如，一盒火柴二分钱，一斤点灯用的煤油三角二分，一尺白市布三角三分五，一斤胡麻油八角，一斤普通面粉一角八分，一斤白沙糖九角，一斤红糖七角，一个鸡蛋五分，一支骆驼牌自来水金笔十元零八分，是笔尖含金量够百分之九十五的那种，等等。还有粮食酿造的普通白酒没有超过二元钱一斤的。八十年代前后，阿左旗西关酒厂酿造的骆驼牌白酒，一斤一元二角，那是用纯青稞或纯高粱做原料酿造的六十度白酒，稍微带点煳味儿，口感相当好，标签有双骆驼、单骆驼、贺兰泉等几种，价廉物美，享誉区内外；民勤出产的沙枣子酒才八角钱一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这些情况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商品价格是何等的低廉，而且又稳定数年不变，但就是数量不足，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只得限量分配或者凭票供应。3.微薄的收入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是非常低的，即使商店里有货，腰包里也缺钱，社会购买力相当薄弱。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工薪阶层各行各业的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加上一个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十分萧条，近乎崩溃的地步，致使生产力下降，维持现状都筋疲力尽，更谈不上涨工资。月工资能拿到四五十元的人，大概就是老革命或者是县团级的干部了，刚参加工作一年以后转正了的国家干部，定为行政二十八级，月工资二十八元零八分，要拿十数年不变，这些都代表工薪阶层一般的收入水平，比乌尼格图大队普通放牧员的平均月收入还要少一些。各行业的工资水平是略有差别的，当年民勤农村的姑娘都想跳出农村的圈子，向外找对象，流行着这么一个顺口溜，叫做“要想舒坦，跟个军官；要想富，铁道部；不穷不富跟干部”。但这几种行业的容量太小了，好多姑娘挤不上顺口溜炫耀的列车。怎么办？为了离开农村还得现实一点，能找个一般工人也就满意了，总算是个挣工资的，比拿锹把的要强，最次也要跟个“新疆客”。这就是对当年工薪阶层收入级差的一种写照。普通老百姓中，唯独苦了农民。牧民的收入可观，生活得最好，前面已经说过了。穷苦的农民。广大农民的日子就甭提了，自己没有任何生财之道，完全依靠农业社分的那点东西生活，一年到头又分不了几个钱，有时候买一盒火柴还得向朋友借二分钱的账。这不是我夸大其词，确实是我亲眼见过的真实事情。农民之间一分钱也是账，等到有限饲养的那三两只母鸡下了蛋，卖掉才能还上一分钱的债，好可怜噢！有一次我出差到民勤，在六坝供销社遇见两位胡须斑白的老大爷，他俩一见面就亲切地紧握着双手互致问候，显然是一对多时不见的老朋友了，我在一旁对其二人的谈话听得真真切切。“哎呀，李爷，多少日子不见，您老人家身体可好啊？”“好，好！姜爷，您全家大小人也都好吧？”“好，好，好！”李爷心怀感谢之情，乐呵呵地连声回答。李姜二姓老者，彼此之间就像兄弟一般的亲热，如此这般亲切地寒暄着。之后，姜爷把右手插到衣服兜里摸了又摸，好不容易摸出一分钱来，面带难色地递给李爷说：“我记得还借下您的二分钱哩，多不好意思，我身上总共有三分钱，刚刚买了一盒火柴花掉了二分，现在只有一分了，先还上，还有一分请担待几天，等鸡儿下蛋以后一定还上！”“行，行，行！”李爷毫未谦让，高兴地接住了那一分钱，连声说道。我的心听碎了，辛酸的泪水禁不住潸然夺眶而出。农民如此苦不堪言，太穷了，老弱无为的人群，就生活得最苦！这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事了。同年，我趁出差之便到民勤大滩乡北西村，去看望年幼丧母的一对亲戚家的孩子，她俩是我妻子的侄女儿。我刚坐到她们家的炕头上 ，就来了邻居家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讨账。我那位大侄女才十五岁就当家了，她叫张金花，正在拉着风箱为我烧茴香茶哩。面对来要账的女孩子十分尴尬，她急忙使了个眼色，示意有客人，待后再说，但那女孩神色自如地瞟了我一眼，一动不动。金花停住风箱对着那女孩的耳朵又悄悄嘀咕了几句，女孩硬是固着不走，金花面带难色，悄悄的望了我一眼，显得十分难堪。“你欠她多少钱？”我问金花。“小姑爹，不多，上次我给妹妹做衣服，借了她家的两轱辘缝纫机上用的轴儿线，说好了的，鸡蛋卖了就还。”“一轱辘轴儿线能值多少线？”我问金花。“两角三分。”金花对轴儿线的价格记得十分清楚，回答得很干脆。我顺手掏出一元钱交给那个小女孩，她高兴地紧忙接过去，冲着我腼腆地笑了一下，转身就走。金花追出门外加了一句：“你还欠我的五角四分呢！”这又产生了一笔新的债务。总之，那个时期的农民，生活得非常苦。不过到七十年代以后，自留地的份额略有增加，还允许饲养少量的家畜家禽，老百姓的手头开始活便了，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新型的借贷关系，数量小得可怜，一分二分、三角两角地互相借用，以解燃眉之急，三元五元的就是借贷大账了。消灭了大锅饭以后，农业社的生产也在逐年好转，老百姓从自留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几乎能够自给自足，再在农业社里分一些权当库存，竟然有了点滴盈余。因此对自家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和发言权，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善。肚子吃饱了，这是大事情，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大的民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虽然腰包里缺钱，但“仓里有粮，肚子不慌”，日子还是过得放心舒坦。农村市场也由原来私底下的黑市交易，经人民政府逐步引导转化，浮出了水面，基本上恢复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农村集市贸易的那种格调，农民每五天或十天可以去定时定点地参加集市贸易活动，大摇大摆地去“赶集”。或以物易物交换，或现金买卖，进行农产品交流，互通有无。农村市场的大门封闭了十多年，又重新逐步地打开来。要知道迈出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之前除了商业系统、供销系统买卖商品之外，私底下不能出现任何形式的商品交易，一旦违规，皆被列入“投机倒把”活动之列，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因此人们必须的消费品也只能是有计划的凭证买卖了。4.“投机倒把”的黑市不过也有例外，因为当人们死到临头的时候，对自身需求的欲望是无法遏制的，所以那种所谓“投机倒把”的黑市交易现象从来就没有灭绝过，它存在于社会底层的阴暗角落，名声不大，数量极少，但各地都有。大概是从一九六0年之前开始，一直到文革初期，在大中小城市的偏僻角落里，甚至在车站码头旁边，人流频繁出没的地段，居然明目张胆地出现了“黑市”。在民勤县城东门外的东关树林就有一处。我那时候在民勤一中读高三，悄悄转悠过一两次，发现这个暗市没有人吆喝组织过，它是随着食物的极度匮乏和社会供求关系的极度紧张应运而生的，它搞暗的，谁也不容易干涉它。逛黑市的人们三三两两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那里转悠，没有叫卖声，乍一看起来，那块地方只有游人，不见市场。互相之间不说话，显不出任何迹象，大家都在盯人们的眼神，用眼神说话，或衣襟下，或腋窝下，隐藏着极小量要出手的食物，诸如馒头、饼子什么的。看到疑似干部、公安人员远远地走过来，便若无其事地分散开来，溜到僻静处躲起来，一旦这些人走了，就又显出原形，像是在捉迷藏。紧要食物的买家，就如同久旱渴雨的禾苗，从眼光里能分辨出来。一两面的饼子五元钱一个，二两面的馒头十元，等等，这虽然是天价，但粮食太缺，碰不上机会还买不到哩。也有卖铺盖或几尺布料的，那是比较明显的卖家，将出售的东西直接抱在怀里或搭在臂上兜售，政府有关人员一般不怎么过问这一类的交换。我的一位恩师处于家庭妻儿生活的逼迫，就悄悄的拿了学生的一条栽毛褥子卖到了东关黑市上，据说才只卖了十元，充其量也只能换到一个二两面的饼子。总之在这块地方，成天做着暗市交易，像一股人们期待的暗流，有时候还挺火的。前文提及过，我一九六一年上大学时，在兰州火车站上王开兴、王得景二位同学的行李卷儿被小偷背走了。他二人找到车站派出所报案，警察的目光呆若木鸡，这类案子太多，他们听得习以为常了；他俩个又分别找到各自的校方诉苦，能得到的帮助只是微薄的资助和同情心。无奈他俩到黑市上去寻找，王开兴的东西找到了。他的行李卷儿还没有转移，也没有销售出去，刚被黑市贩子打开包装，衣服、被褥及其他用品一概俱全，贩子正在一样一样地抖开来兜售。“贱卖了，贱卖了，十块钱一件了，十块钱一件了！”贩子从中拿出一件崭新的白衬衣抖了又抖，大声疾呼地叫价。王开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无可奈何。这件衣服还有那鞋、袜、棉衣、被褥等，都是他心爱的巧手媳妇一针一线亲自缝制的，针针线线凝结着夫人的深情厚意，浸透着甜蜜的爱情，寄托着丈夫学成归来的期望。现在却落入贩子手中，可望而不可得。老同学的泪花在眼中打转，急忙跑到车站派出所求救。派出所来了两位警员查办，老王好像有了希望。“你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一个年龄较大的警察声色俱厉地盘问起摊贩子来。“买的。”摊贩子神色自若地答道。“向谁买的？”“陌生人，我不认识。”“卖东西的人呢？”“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些东西你花多少钱买的？”“一百五十块。”警察明知就是他偷的，可惜当场没逮住，咋呼了半天，没有证据，也是枉然，只得无奈地撤走了，法律在这里凸显得十分苍白。老王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但不甘心，想把那件白衬衣赎回来做个留念，但囊中羞涩，不足赎金。等他筹足资金回头再来，那个贩子早已逃之夭夭了，给他留下的只是教训、悔恨和遗憾。（长篇连载，未完待续）

作

者

简

介

方勤学，笔名潇生，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蒙族，生于1938年。1961年肄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无线电子学专业，曾长期在牧区从事基层工作，后任职于阿拉善盟统计局综合科，统计师，期间编辑、审订过数年的《阿拉善统计年鉴》。一生致力于统计、会计专业知识的研究，服务于社会经济工作。1995年退休，2014年动笔回忆，历时八载，于2022年春完成长篇回忆录《驼乡风云》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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