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作者：杜子明
图文编辑：阿拉善未来文化艺术传媒
【纪实散文】
题记：本文采撷了作者走向工作岗位的一束浪花，从不同时期和侧面反映了在共和国怀抱里耕耘的足迹。
这是曾与共和国共度时艰、现已暌别工作岗位的那一代人的情怀与耕耘。以此回味历史，庆祝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目 录
1
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隐蔽的县城
2
3
这样也就想“通”了
“一”的记述
4
5
身教重于言教
为“知青”带队
6
7
二中，在悲痛中奋进
把关教师
8
9
全力筹办“专修科”
出走的贡献
10
1、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一九七0年二月九日。一年的军垦生活曲终人散。
我们留下了在乌梁素海军垦农场的战斗足迹，告别了营区的铁帐篷；我们带着“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烙印，扛着去年来军垦时带来的那卷行李和书籍，离别了乌梁素海军垦农场。
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乌拉特前旗火车站，就返走了。
学兵们将在这里买上分赴各地的火车票各奔东西……
我与李克勤在乌拉特前旗火车站乘当日下午开往包头的306次列车赴包头，又于翌日乘64次快车赴集宁；下榻集宁饭店。
下午，我俩便到“乌盟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简称“分办”）报到——这里将决定我们的工作地点，这里亦将决
定我们的人生命运。我们对这里充满了敬畏与期待。
这是六七和六八两届大专毕业生合在一起的一次国家分配，因而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毕业生分配和“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毕业生分配。
“分办”设在乌盟行政公署斜对面一楼的一间小屋子里，看来是专为接待分配报到的毕业生临时使用的一处窗口。
屋子里坐着穿便装的地方干部和穿军装的解放军各两人。
就在我们到乌盟“分办”报到后的第二天上午，“分办”主任张守理就宣布了分配结果，让我到清水河县，而我在“志愿表”上填得是武川县。
当时的分配原则是“面向旗县，面向基层”。我原本就没有要分到集宁市的奢望，唯一希望的是分到一个生活条件比较好一点儿的旗县去。
然而，这点儿最基本的希望也付之东流。
去不去清水河（县）？我没有马上决定，我须考虑考虑并回一趟凉城，征求一下家里人们的意见。
二月十二日，我和刘耀珍同车回到了凉城。
耀珍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我们同年考大学。他于一九六七年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后被分到乌梁素海军垦农场锻炼，是这里的“老学兵”。在军垦时我俩过从甚密。
这次他也回乌盟“分办”报到和分配。不过他报得是凉城县，分配结果与他的志愿一致。但他对回凉城县也有些犹豫，到底回不回呢？耀珍带着疑问，也需要回凉城征求一下家里人们的意见。
我们在凉城县城关见到了许多中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并在不好谢绝的情况下在几位老师和同学家里用餐。
他们也对我的分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老同学们说：“听说清水河（县）是个灰地方……”；王×老师听说清水河县因“办高中”而要我去，便语重心长地说：“你千万不要当老师……”
我知道，这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
这次回来，只在家呆了两天，便于十八日返县并于次日从凉城返集宁。
再到“分办”询问分配情况，还是那样，而且“不准调换”。
在这里，要求“调换”的毕业生很多。
“分办”的一位军人冲着我们说：“国家培养了你们多少年？现在要你们工作了，你们倒讨价还价起来了？！”
从“分办”回到旅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去不去清水河县？两拨人在脑海里激烈辩论：一拨说，清水河（县）是个“穷地方”、“灰地方”，那可不能去；一拨说，“国家培养了你们多少年？现在要你们工作了，你们倒讨价还价起来了……”
这次回凉城，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去清水河（县）。
我想：如果我去了清水河（县），不仅自找苦吃，而且我的老师、同学以及所有认识我的人，他们给我的舆论压力也是很大的。可是现在，“分办”偏偏把我分到了这个“灰地方”！
何去何从？我一筹莫展。两拨人的话都有道理，我该听哪一拨人的话呢？……
还是听听毛主席怎么说得吧。
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关于重庆谈判》）
毛主席的教导，给我指明了方向，也给了我决断的力量。我反求诸己，终于作出了到“分办”办理手续、赶快到清水河县报到的决定。
从凉城返集宁后，耀珍已决定去凉城了。
二月二十二日，我与耀珍到“分办”办好了一切手续。
次日，耀珍乘汽车回凉城，我乘早晨八点半的89次快车赴呼市，再从呼市乘汽车赴清水河县。
天还是阴沉沉的。昨天已经下了一整天大雪，今天还在继续下着。
在呼市，这场雪至少有五寸厚。这是入冬以来这里下的第一场大雪。没问题，今春土地的墒情一定会好，“瑞雪兆丰年”嘛。
但这场雪却给我去清水河（县）报到造成了困难：呼市发往清水河（县）的班车停发了。
我问长途汽车站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发车？回答说：“没准。多会儿路上能走车了就发车了。你经常打听着点儿吧。”
晚仍住锡林旅社49号房间。
在锡林旅社食堂吃饭，每天都会看到好几个穿着褴褛衣裳的讨饭的孩子；最大的说十四岁，最小的十岁。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也在讨饭……
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很不好受：这些孩子正是上学的年龄，他们不仅没有进学校读书，而且每天在讨吃要饭中度过。他们来自何地？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样呢？我不知道。
当时我采取的态度只是分给他们一些饭菜，把他们打发走完事。后来想起，感到有些后悔：我应当了解他们，并通过他们了解使然的原因。
这样，也许使我更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更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为我正要走上工作岗位……
二月二十六日，呼市到清水河（县）的班车开始发车了。
这几天，我每天都要到长途汽车站去询问到清水河县的班车何时发。我下榻锡林旅社就是为了去汽车站近，就是为了去汽车站咨询、购票、乘车都方便。
昨天在汽车站排队购票时，在我的前面排着一位面庞白皙、温良英俊的年轻人，听他说要买去清水河（县）的车票，我便与他搭讪起来。
他叫姚××，家住呼市，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系，在河北军垦接受“再教育”。这次分配，也把他分到了清水河县，
同我一样，也去清水河县报到。
好啊，我有伴了！
看来，分去清水河县的不止我一人。
以后听说，当姚××得知被分到了清水河县后，曾经历了远比我痛苦而艰难的抉择——他痛苦地哭了，哭得很伤心；然而在“军管”的背景下，他必须服从分配，服从“命令”，毫无选择的余地。
2、隐蔽的县城
我与姚××乘坐115次班车，早晨八点二十分从呼市汽车站始发。
从呼市到和林县的一段公路是平路，且是油路；和林往南，全是土路，且山路渐多，进入清水河县境则全是山路。
当客车沿着公路从高山开始下坡时，司机说清水河（县）“快到了”；但我看到的仍旧是山峦叠嶂与沟壑纵横，根本望不到县城的影子。
客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继续下行，一直行到沟底，才看到了人家，同车的人们说这是小庙子；再顺着沟边一条随山势而弯曲的狭窄沙路东行，汽车拐进了一个大院，司机说“到站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是下午两点十分。
我与姚××随着同车的人们下了车，并随着他们走出站外。
直到这时，我才基本看到了清水河县城的轮廓。
啊，清水河县城关，你原来隐蔽在一条大山沟里呀！
清水河县城关镇只有一条东西走向、长约二百多米的街道。县革委会和县中学分别位于街道的东西两头。这两个单位的中间是城关主街道，名曰“永安大街”；为数很少的几家商店及多个企事业单位都集中在这条“大街”的两边。
每当大雨，山洪把街道冲得象河槽一样，街上到处是泥沙和大大小小的石头，连自行车都不能骑。
这条街的北面是高山，山下有姜家沟、祁家沟等多条沟壑，清水河县城关镇的居民就住在这些沟里；从街上很难看到沟里的人家。
街道的南面是由东向西流去的清水河。“清水河县”由此得名。
清水河的水量不大，但常年流水；如多日无雨，河水确实很清，可说名副其实；若雨天，尤其是大雨天，就会变成浑水河，这时的“清水河”就名不副实了。
清水河的南面又是高山，实际上，城关一条街和并行的清水河就夹在南北两座大山之间。难怪那天司机说“快到了”，但还是望不到城关镇的影子，而只有进了街，才看到了街……
这里的居民住得全是石窑洞，连许多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和学校的教室也是这样，就像延安的窑洞一样。
啊，这就是我要工作的地方？
我与姚××到县革委会报到。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叫石旺厚。他把我们安排在县革委会招待所住下。
招待所建在街北的一处山坡上，全是一排排的石碹窑洞，依地势，有的一排几洞，有的一排十几洞不等。
招待所分上下两个院子，从下院到上院须经过一段石板铺的坡路。
一天，我从招待所后面的北山爬高，企图“登高望远”，看看这座陌生山城的全貌。但大失所望：这座山城的周围全是山，层峦叠嶂的大山无情地阻断了我的视线，在这里看到的山城与在山下看到的山城些许不同的是多了一些隐藏在山沟里而在街上看不到的窑洞和多处沟壑……
但在这里却受到了石窑的震撼。
这里的一处山坡上，叮叮当当的声响吸引了我的视线。
举目望去，在一条山沟对面的山坡上，齐刷刷地切出了一处石截面，这里有人正在石壁的“山洞”里敲击着什么。
这人有精神病？为什么要在石壁上凿洞呢？
我从沟的顶端绕到沟的对面，想看个究竟。原来这里有一人正在石洞里用钢钎和铁锤凿着洞后面的石壁。
与他攀谈，才知他正在为自己凿造石窑呢。
他是县国营食堂的一位工人。他与一位亲戚花了三年时间，
硬是用钢钎和铁锤在这处石壁上凿出了两个套间石窑。现在里间已经凿好，套间的门洞已凿通，外间也即将完工，只在后墙处凿深和凿平。
我不禁被他“愚公移山”的精神所枨触。
我不禁被他的石窑所震撼。
我想，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需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啊！
我开玩笑地说：“你的石窑真是个战备的好地方，即使原子弹扔到你的窑顶上也没关系！”
他粲然一笑。
啊，在这座隐蔽的县城里还有这样令人震撼的所在……
3、这样也就想“通”了
三月十二日下午，所有来清水河县报到待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在县革委会办“学习班”，准备分配。
其实，县革委会已经把各人分配定了。现在办“学习班”无非是走个形式，让个人表表态，“服从分配”之类——办“学习班” 现在已经成为“开会办事”的时髦代名词了。
“学习班”共办了两个半天。参加“学习班”的共23人。
为了不被分到学校当老师，我已提前向县军管组和县革委会打了招呼，要求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或到公社基层工作。因为我想，这是最低级的要求了，大概容易答应吧。
我不但口头提出要求，也写了书面申请。
但都未被批准。
分配结果是：我和姚××等四人到清水河县中学当“教员”。他们说，今年清水河县要办高中，缺教员；“这也是革命需要嘛！”
四人中，只我是非师范院校毕业。我不愿当老师，既有专业的原因，更有大环境的原因。
王×老师的剀切告诫言犹在耳。
社会对教师的鄙视历历在目。
他们不仅政治地位低下，而且经济地位也很羞涩——“双肩落满粉笔沫，囊中缺少孔方兄”。在清水河县，一个被分配当了教师的大本毕业生的定级工资是52.5元/月，而一个被安排做行政工作的大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却是54.5元/月……社会上这种名正言顺的“贱师轻傅”，似乎已成矩矱，令教师没有颜面，抬不起头来。
王×老师的肺腑之言是他几十年从教生涯的切身总结。
但是，县领导却让我到中学当“教员”，并说清水河县要办高中，缺教员；“这也是革命需要嘛！”
两拨人又在我的脑海里激辩起来：一拨说“千万不要当老师……”，一拨说“这也是革命需要嘛！”
我又一次遇到了两难选择。
怎么办？还是再听听毛主席怎么说得吧。
毛主席说：“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资格大小，职务高低，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诚诚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
他又说：“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马克思的话更直接冲撞着我的心：“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所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应当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做清水河县人民的勤务员，为清水河人民的大多数谋利益。
遵照马克思的教导，我应当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马克思、毛泽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是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我在十字路口、犹豫不决的时候，革命导师的微言大义是我的指路明灯，为我指出了“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
只要把自己的认识提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高度，就能登 高而望远。站在这样的高度去对待县里的分配，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分配干啥就干啥。
这样，也就想“通”了。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我和姚××告别了居住一个月的县革委会招待所，一起搬到了清水河中学。
这天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日子，也是我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的日子。
学校把我俩安排在校园东门处一间砖瓦结构的闲置平房里。这排砖房于去年秋天盖起不久，还没有使用，屋里还没有安装电灯。
仲春二月，室外已春意盎然，但进了这间屋子，就象进了冰窖一样，浑身直打颤。
我俩从学校炭房抬来炭，先把炉子生上；但炉子不吸，锈迹斑斑的炉筒衔接处到处冒烟。一会儿，屋里便憋满了浓烟……
就这样，我在清水河县开始了从教生涯。
教师职业，虽然是我违心的选择，但最终还是以服从组织分配而从事了这个职业。
以后通过学习，我又进一步认识到：这个职业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尤其在“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的当代世界，在我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今天，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福利；人类只有掌握了知识、科学与技术，才能为自己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掌握知识与科技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教育；教师是从事教育的职业，据说还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哩……
我和姚××搬到中学的第二天上午，便有几位同时分配的同志来看我俩。
我们都是在县招待所等待分配时认识的。他们常来看我们，我们也常去看他们。
大家在中学校园里转了一会儿，我便带他们上山参观了那处石窑——因为这处石窑太震撼人心了。
主人说，今年秋季就能入住了。
参观后，大家都感慨万端，都被他的愚公移山精神所枨触。
两次参观，我从这里看到的不啻是清水河（县）的原始与落后，更看到的是清水河（县）人民勤劳简朴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山大沟深石头多”的自然环境铸造了清水河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美德。
这种精神和美德在对我诉说，我似乎听到了大山的召唤；这种精神和美德在我的心灵升华，有力地抚平了我在选择教师职业上的心理波澜；这种精神和美德给我以力量，它将鼓舞我克服和战胜工作中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
4、“一”的记述
清水河县革委会决定在县中学办两个高中班。
这是清水河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办高中，比凉城县办高中整整晚了十年，也是乌盟地区最后一个办高中的县；由此亦可见清水河县的落后。
有趣的是，十年前，我在凉城县第一届高中一班上学；十年后，我在清水河县第一届高中一班任班主任。我在同是乌盟的两个县，分别经历了两个“第一届”和两个“高一班”，但这却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一”：一个做学生，一个当教师。
清水河县首届高中班的学生全部由学生所在公社和县直单位从往届初中毕业生中“推荐选拔”上学。
“推荐选拔”已成为“文革”这几年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上学的主要方式。
经各级革委会审查和批准，全县共选拔了87名上高中的学生，其中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就有84名，其余3名也是“革干”子女。
这是一届印着“文革”烙印、披着特殊年代色彩的高中生。
学校定于五月二日开学报到。
学校决定由我和姚××担任这两个高中班的班主任并代课：我任高一班班主任，代两个班的语文课；姚××任高二班班主任，代两个班的数学课。
四月三十日上午，学校安排我俩分别听了包扎根老师的语文课和王勇老师的数学课。
据说这两位老师是清水河中学讲语文和数学最好的教师。学校安排我们两位“新手”分别听这两位“老手”的课，让“老手”示范、让“新手”学习的用意十分明白。
这是我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去听教师的课。
我想，我是需要虚心和认真地向老教师们学习的，因为我非师范院校毕业，没有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更没有经过师范院校毕业生那样的教育教学实习；而老教师们都是教学多年、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他们无论在教学业务上还是教学经验上，都是我的先生。我现在听他们讲课，就是虚心做他们的小学生。
五月一日晚上就有高一班的两位学生来校报到了，五月二日来校报到的已很多。
许多住校生背着一卷小行李，爬山涉水几十里、近百里来这里求学；很多年迈的家长赶着毛驴或骡子驮着学生的口粮和行李送子女入学……
看着眼前这动人的场景，我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想到了自己是怎样从营盘梁的大山里走出来的……现在，清水河县的广大贫下中农把他们的子女交给我们，显然对我们寄托着厚望——希望我们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好、教育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时，我又一次听到了大山的召唤……
我在同许多家长和学生的交谈中，他们都谈到“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哪能上高中！连想也不敢想……”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大山中，从来就没有上高中的奢望。
解放军“八进七出”解放了清水河（县）这块战略要地，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文化上仍然很贫穷。
现在党和政府决定在本县办高中了，他们的子女有了上高中的机会，也就打开了上大学和走出大山的大门。这怎么能不使他们高兴呢？他们把这种高兴集中地表达为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集中地抒情为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
五月七日，星期四。我第一次作为高中教师给清水河县第一届高中班的第一班上了第一节语文课。
一切都是新的，一切从“一”做起。
开课以来，工作特别忙。几天来，连写日记也顾不上了。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备课上——当教师的责任心使然，我不能得过且过，更不能马虎从事。
我的工作虽然是平凡的，但我担负的责任是重大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的责任在于“树人”；这“树人”的意义在短时间内也许看不出来，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显现出来。
5、 身教重于言教
班主任是与学生过从甚密的教师。一个班的精神面貌怎么样，与这个班的班主任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班主任既要“言教”学生，又要“身教”学生；而且“身教重于言教”。
作为班主任，我深感自己责任之重大，所做工作之重要。我决不辜负广大贫下中农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一定要把他们的子女教好、带好；一定要遵照党的教育方针，把这些高中生培养成为“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教育革命”的旗号下，学生“学工、学农”的次数多、时间长。清水河中学安排学生参加各种校内外体力劳动的时间至少占学期教学时间的五分之二！
十月三十一日，中学修梯田结束，历时25天。
此后，全校复课，转入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高一班在这次修梯田和在铁业社“学工”中，继续发扬了在厂汉沟打草的顽强战斗精神，同学们认识明，干劲大，成绩好；涌现出了许多好人好事，表现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一个团结战斗的好集体。
我很喜欢和爱护这个班集体，这个班集体也很喜欢和尊重我。半年来，我们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个班的同学们来自全县的四面八方，从今年五月开学走到一起，至今仅半年时间。
那么，这样一个集体是怎样带出来的呢？回想和总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作为教师和班主任，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地位上去对待学生。
我没有“师道尊严”的架子，没有“唯我独尊”的思想，我把自己看作是与学生“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面对学生，我始终平易近人，以诚相待。
二、我清楚自己的位置与职责。
我是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比如遵纪守时，不迟到早退，我首先要做到这一点；要求学生有吃苦耐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我首先要具有这种精神。
我坚持与学生同劳动，而且哪里苦累就到哪里去。我坚持与学生一起割草和背草，一起学工和做工，一起修梯田，一起推装满土的车，即使感冒了我也仍然坚持与学生劳动在工地上。
在劳动的场地，我仅仅年龄比学生们大一点儿，其他都与学生一样。正如今年在刘四窑子支援夏锄时，那位张队长说得：“看不出你是个中学教员。”
身教是无声的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处处以身作则，积微成著，变成了无形的力量。我并没有对学生讲多少要他们“好好劳动”之类的话，但同学们却劳动得很好；我并没有批评同学们怕苦怕累，但同学们在劳动中表现了吃苦耐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精神，使我很受感动，我提出要向学生学习。
但是，在同学们的拼搏精神掀起以后，我又十分注意爱护学生的这种精神和他们的身体。他们虽然已近成年，但仍处在长身体的时期。我几乎在每天的“讲评”中，除了表扬学生中的好人好事外，都要提出劳动要量力而行，不能把身体累坏了。
三、我的工作方法是“出主意，用干部”。
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
作为班主任，向同学们布置某项工作，完成某项任务，首先自己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心想出实现目标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不仅让学生知道这项工作和任务是什么，而且也知道完成工作和任务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如何去做好这项工作和完成这项任务。做到大家都心中有数。
如何去做好工作和完成任务呢？我十分注意选择学生干部和使用他们。根据各人的综合素质与特长，恰当地把他们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让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和经受锻炼，这样既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能锻炼和培养他们，使他们进步、成长，成为学生领袖；也为他们将来出身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根据这样的考量，在我的主持和安排下，先后成立了班委会和团支部。
为了班级干部精干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我主张班委会和团支部的人员尽量重合，并根据个人能力与特长，在班委会和团支部内作了分工。
在成立了班委会后，根据纵向坐位，选出了小组长。这些小组长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值日组长，也是平时教学、组织劳动等活动的组长。
一般情况下组员和组长都不作变更，只有在必要时才作临时性编组（如修梯田时根据地段分成三个大组）。这样有利于保持组长工作的稳定和长远，有利于建设他们的小集体。
每个小集体建设好了，全班的工作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同时我十分注意发现学生的特长，并委以重任。如这个排的王×同学，在学校某些领导和教职工的眼里是“出名”的捣乱鬼，但是在我任班主任以来，我从未看到他有什么“捣乱”的行为，更别说“出名”。尽管他顶撞过学校领导，尽管他在某些教职工的眼里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对体育十分热心，尤其喜欢打篮球。在我与体育班长郭××商议后，让他协助郭××抓好班里的体育工作，有时郭××还把上体育课集合整队的任务交给王×，并让王×组织课外活动，特别是组织同外班进行篮球赛。
王×十分热心交给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这样不仅调动了王×的积极性，也减轻了郭××在体育方面较为繁琐的工作负担。王×和郭××都高兴。
班里还有一个在全校出名的“捣乱鬼”，叫武×。他与王×都来自城关，出身干部家庭。但是同王×一样，我从未看到过武×有什么“捣乱”与不轨的行为。这两个学生敢说爱动，不像从农村来的一些学生木讷寡言，矜持规矩。
武×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古典小说之类的书。据说在上初中时，他在不愿听某老师讲课的课堂上看古典小说之类的书，被老师批评，被冠以 “不遵守纪律”的“典型”；在当时，看古典小说还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表现”，等等。但是在我的课堂上我从未发现他看过其它什么书籍。
根据他的特长与爱好，我指派他当本组负责学习的小组长。
这一安排也许还不能使武×人尽其才，但至少是对他的爱好和特长的尊重与肯定。
我并没有特意批评过这两个学生，但是他们都很尊重我，都十分听我的话和服从我的安排。
与班团干部在一起（1971年夏.贾治威摄）
有一次我到初二四班参加学习和讨论，班主任李老师对我说这个班有几个“刺儿头”，很能与老师顶撞、吵架……
听了后我便做好了这几个“刺儿头”与我“吵架”的思想准备。
我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他们和我吵起来，我就耐心地听，只要他们说得有道理，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坚决照他们的办；如果他们没道理，那么我就要用我的道理去说服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提高认识，纠正错误。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是好事，对我对同学都应当说是好事，即由坏事转变成了好事。所以我有这个准备，心里就很坦然，就能做到举重若轻。
但是这几个“刺儿头”，始终没有与我吵架。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批判了“师道尊严”，许多学生有了“造反精神”，学生敢批评老师了。这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的一面是学生增长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再盲从于教师；对教师有意见，敢于提出，对自己的主张也敢于摆出来。消极的一面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对于这一面，要通过批判无政府主义、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加强组织纪律性来加以克服。
一些教师对此缺乏深度认识，觉得不适应。他们说，当教师十几年了，“越当越不会当”。
还有的教师背着“当教师倒霉”的沉重包袱，精神懈怠。
这些教师既没有认识了今天的学生，也没有认识了今天的自己；他们是形势变了而自己的认识还没有变。因此感到当教师难。在清水河中学，这样的教职工很多，多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老教职工。
要改变这种窘况，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适应学生。
所谓“转变观念”，就是把旧的“师道尊严”的观念，转变到与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观念，即平等地对待学生的观念。
所谓“提高认识”，就是提高对教育形势变化了的认识，再不能以过去的认识来看待现在的教育，也就是要使自己的认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在“适应”中从传统教育的正面去引导教育学生。
所谓“适应学生”，就是适应自己的教育对象，《孙子·谋攻》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打仗是这样，搞教育教学工作也是这样。教师的责任是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你必须了解你教育的对象，才能实事求是地传好“道”，授好“业”，解好“惑”。
如上述，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是从前的学生了，最突出的表现是不再盲目地听从老师，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了。在此情况下，教师就更要平等地对待学生，与学生采用讨论式的，而非命令式的方法进行双向交流和活动，包括教学在内。
利用发生在学生身边或身上的典型事例，从正面引导和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崇高思想与高尚情操，是教师的责任，尤其是班主任的责任。
一九七二年元月三十一日，清水河中学第一届高中班毕业。我在与这两个高中班的同学们共同的教学、劳动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两个班是在“教育革命”中被“推荐选拔”上学的，学制为二年。上学期间至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学农”、“学工”和“支农”的劳动中度过的。他们的身上镌刻着那个特殊年代的鲜明烙印。
他们是从清水河全县选拔来的优秀青年，他们是从山老区走出来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他们的身上寄托着山老区人民的期望与梦想。
他们还应当走出大山，走进大学深造，为建设山老区、发展山老区，为山老区人民的幸福更好地耕耘……
他们毕业回乡了，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奋发有为。
6、 为“知青”带队
一九七四年七月，清水河县“安办”（“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通过县委分管书记贺××向县文教局和中学提出借调我去“知青农场”为当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带队。
当中学赵书记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欣然接受了借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持续多年的一项运动。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里所说的“知识青年”，是指普通中学初高中毕业的青少年学生。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指家庭为城市户口的青少年学生。
一九七四年前，清水河县的下乡知识青年都被安置在本县条件较好的一间房和五良太两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
一九七四年是清水河县安置知识青年最多的一年。
这年五月，清水河县委决定把中学的“厂汉沟农场”收归县“安办”，在这里建立“知青农场”，集中安置本县当年毕业及往年毕业而未安置的下乡知识青年。
这是清水河县第一次以办“知青农场”的方式集中安置下乡知识青年。
县委决定从“知青农场”所在的五良太公社借调一位通晓稼穑，又认真负责的老干部任“知青农场”场长，负责“知青农场”的全面管理；并从县中学借调一位德高望重、善管理的老师为知识青年带队，到农场工作。
场长很快选定了五良太公社的老干部杜富民。他到任后就利用县里拨付的“知青”安置费，顾工修缮宿舍、厨房等，以解决知识青年来场后的食宿问题。
六月初，县“安办”通过分管书记贺××向县文教局和中学指名要“借调”我为知识青年带队。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选调我为“知青”带队，但我听说，县“安办”在选调前曾做过一番“深入”的调查。
一天，“安办”尚主任的儿子带着贺副书记的儿子来家玩。他俩是清水河一中高中同班同学，同年毕业。
尚主任问：“你们愿不愿意从中学请一位老师到‘知青农场’给你们带队？”
“当然愿意啦——有老师带着我们，就象在学校里一样——不过得选一位好老师才行……”
“哪你们想选谁？”尚主任问。
这两个高中生稍作沉思，便说：“如果杜老师能给我们带队，最好。”
“杜老师是谁？”
“就是给我们代政治课的杜子明老师。”
“你们为什么愿意让杜老师给你们带队呢？”
一个说：“杜老师能管住学生。”
另一个说：“杜老师在学生中威信高。学生都愿意听他的话。”
他俩还讲了从上届高中班学生中口传的杜老师带学生到厂汉沟打草、到刘四窑支援夏锄，以及在学校日常工作中管理教育学生的一些故事。
“啊哦——”尚主任若有所思地说。
此后，尚主任又通过文教局和中学的领导了解了杜老师的情况，知道杜老师曾要求到农村去……并在人事局查阅了杜老师的档案，了解了杜老师曾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过，还任过班长、副排长，评过“五好学兵”，等等。
从此，尚主任便认定要让杜老师为知青带队，并极力向分管书记贺××推荐杜老师作带队老师。
这就是贺副书记向县文教局和中学点名要“借调”我的原因。
作为下级，县文教局和中学岂能不给！
接调令后不久，我便到“知青农场”履职。在这里与杜场长一起整修宿舍、厨房，购置劳动工具等，为知识青年进场做好准备。
经过近三个月的修缮，“知青农场”已具备了下乡知识青年进驻的条件。
十月中旬，全县八十多名“知青”分乘四辆大卡车，带着行李及生活用具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厂汉沟“知青农场”。
来“知青农场”下乡的，还有前几年已在农村“插队落户”、但家长要求转来“知青农场”的往届知识青年。
从城关出发时，“安办”举行了简短的送行仪式。“安办”尚主任在送行仪式上讲了话。
全部“知青”家长都参加了送行。
许多城关居民也自发地参加了送行。
这样集体送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壮观场面，在清水河县还是第一次。
这八十多名知识青年中，初中毕业生居多，高中毕业生较少。
我和杜场长的大体分工是：我主要负责知识青年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工作及日常生活管理，杜场长主要负责安排“知青”劳动，当前主要是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积肥。
抚今追昔。
来到这里，我似乎又回到了乌梁素海军垦农场。
这个“知青农场”的人数与我当年所在的学兵五连的人数相当。
我与“知青”吃住和劳动在一起，既是管理者，又是普通劳动者；我们劳动的内容也是“修理地球”，从春种到秋收；我与“知青”同样经受着艰苦劳动的磨练和艰苦环境的考验。
不过，我清楚，这里与乌梁素海军垦农场最大的不同是：我的“管理”的责任远远大于自己经受劳动锻炼和艰苦生活磨炼的“责任”。
我要带领这八十多名“知青”在农场里健康成长，我还要负责他们在劳动及其它各方面的人身安全。
他们是一百六十多个父母、八十多个家庭及县委、县革委会交给我的“知青”。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于泰山——这就叫“带队”！
一天，突然下起大雨，但还有几个“知青”打草未归。我心急如焚，冒着大雨出外寻找这几位“知青”。他们正走在半路上，
全身被大雨浇得湿淋淋的，背上还背着草。我急忙替一位在风雨中走山路摇晃的女“知青”背起草，在大雨中和他们一起返回农场。
我仍然坚持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坚持“要求知识青年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知识青年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我把“知青农场”看作是我和知识青年一起工作和战斗的地方。在我接受借调后，我就做好了在这里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准备；我也把“知青农场”看作是一种新生事物，热情爱护它，努力促进它的健康成长。
我相信，我们的八十多名知识青年也将在建设它的战斗中经受锻炼，茁壮地成长起来……
一九七五年元月，新上任的县文教局田局长与“安办”和分管“知青”工作的贺副书记多次交涉，硬把我从“知青农场”要了回来。
我离场时，县里又从红旗化工厂先后借调了两位干部来场为“知青”带队，与我的工作相衔接；并从五良太公社聘雇了三位斵轮老农——分管农田、放牧和赶胶车，指教“知青”学习农牧业劳动。
由五良太等公社支援及“知青农场”买进的羊、牛、马、驴、猪等牲畜，渐渐地多了起来。
半年来，“知青农场”已初具规模，像个农场的样子了。
7、二中，在悲痛中奋进
我被田局长从“知青农场”要回一中后，便于下学期调二中任职任教。
清水河县委决定：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开学前，二中校址迁往小庙子公社的“五七中学”，与‘五七中学’合并。同时宣布了有关人员的任职决定。
——原小庙子公社“五七中学”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农村中学，校址在小庙子公社办公室西面一处高地上，整个高地的平面积不足三百平米。
二中迁到“五七中学”后，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在高地的北沿，有一排八间石窑，是这所学校的全部校舍；校园里沙土堆积成山，石窑深陷在沙土中，上午的阳光都照不到石窑的窗户上；师生连一块儿活动的平整场地也没有。因缺少办公室，全校各科教师挤在一间石窑里办公；住校生宿舍土炕无蓆。
二中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包扎根同志与我同在一中任教、入党。我们从来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我向县粮食局张旭良局长求援，他支援了我们十几块屯粮的苇席，为住校生土炕铺上了蓆子。
在包扎根同志的倡议下，我们开展了整修二中校园的繁重劳动。
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全校师生齐动手，用小车推、用筐子抬，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搬掉堆积在校园里的几座土山。这土山既有原来高地的自然突起部分，也有碹窑挖根基时铲起的土堆。
如果把这些土山移到校园东南沿那块儿缺口处，既可以平整校园建操场，又可以拓展校园面积使之形成一块整齐的方形平地。
在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整修校园。
全校师生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校园里的土山移到了东南沿那块缺口的地方。从此，石窑露出了台阶，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深邃的窑洞；校园的地面平整了，面积扩大了，校园整齐了；原来“五七中学”那块儿凸凹不平的高地上，出现了一处平整的二中校园。
路过这里的人们都说，“这像个学校了！”
县文教局的人来校后，惊奇地说：“二中的变化真大啊！”
我们决定在这块儿平整的校园里建两个篮球场，这样学生上体育课就有了活动的场地。包扎根同志已经与有关部门联系，订购了篮球架，一月后就能到货。
在平整校园后，我们坚持勤工俭学，决心用自己的双手进一步改善二中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年，全校师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搬石头、运泥土、捞沙子、做小工，在县文教局拨款不足的情况下，又碹起了七间石窑，建起了学生和教职工伙房，盖起了九间砖瓦结构的教室（每三间一个教室）附带三间办公室。从根本上改变了缺教室、缺办公室、缺学生宿舍、缺教职工宿舍的状况，还安排了几户家属住进了校园。
一天，工程急需沙子。包扎根同志召集全校教职工在课外活动时间到河滩捞沙子。
深秋的清水河，冰冷刺骨。
越是艰苦的工作，领导干部越应走在前边。
我挽起裤角，脱掉鞋袜，下到河里捞沙子，——因为光在岸上铲，已经铲不到多少沙子了。
包扎根同志年纪比我大，身体不太好，也脱掉鞋袜，干得很欢，他同时还是捞沙的总指挥。
在我们几位校领导的带领下，许多教职工也这样干开了，工作效率很高，很快就解决了工程用沙，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在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善了二中的教学环境后，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二中的教学质量了。这是一个更为严峻和棘手的问题。
困扰二中教学质量的主要问题，一是教师专业素质低，绝大多数高中科任教师是中师或高中学历，从小学“拔高”到中学任教，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凤毛麟角；二是科任教师严重不足，历史、地理、外语等课程因无科任教师而不能开设。
面对这两个问题，二中该怎么办？
我看到一篇文章中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干，是马列主义；光喊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又说：“一不等，二不靠，三不向上伸手要，四要自己动手改面貌。”
我想，这对学校也是适用的。在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上，二中不能临渊羡鱼，而要象改变学校的教学环境一样，必须自己动手解决面临的问题，自己行动起来提高教学质量。
为此，我在校务会议上提出：
一、加强教师业务自修，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坚持教师自学和学校培训相结合。在教师努力自学的基础上，
学校应在每周组织一至两次培训课，即各学科由学历和教学水平
较高的教师讲示范课和专业课，用以培训教师，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培训师资尽量从本校解决，有些学科实在解决不了的，须从校外聘请解决。
在县里分不来大专以上学历教师的情况下，从本校或外校优秀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兼职教师并和兼职教师所在的生产队协商解决报酬问题。
上述两方面，应以第一方面为主，第二方面为辅，以此解决二中的燃眉之急。
这个意见得到了包扎根主任、教革组王秉仁组长和其他与会者的赞同。不久，在包扎根主任和王秉仁组长的积极努力下，从小庙子公社返乡“知青”中借聘了三位优秀高中毕业生来校代课。
现在除外语外，其它课程均已开设。
除本校开展培训外，还从一中请了数学老师来校培训。
在以包扎根主任（校长）为首的二中领导班子集体领导下和全校教职工的积极努力下，二中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8、把关教师
一九七七年八月初，刚刚恢复工作还不到20天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自己向中央建议，科技、教育已经荒芜一片，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
这次座谈会，在寒冬刚刚过去、春寒料峭的中国大地上，首先在科技和教育界吹拂起和煦的春风。它告诉人们：科教的春天到了！中国大地的春天到了！
这次座谈会，拉开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拉开了推翻“两个估计”的序幕；也拉开了恢复高考的序幕。
恢复高考和推翻“两个估计”，使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职员工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他们开始了以抓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的全面的“拨乱反正”；而教育教学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志是各级学校的升学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考升学率。
在我的多次请求下，一九七九年三月，县教育局同意调我回一中任教。
清水河一中根据学生的学业基础，高中班从新生入学就分成了“快班”和“慢班”。这几年每年招六个高中班：两个快班，四个慢班。提高高考升学率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两个快班上。
快班的科任教师被称为“把关教师”，尤其是文科班的语文和理科班的数、理、化，更被推崇为不可推卸的“把关教师”。
这几年，我每年都被一中安排为快班代语文课。每年都成为不可推卸的“把关教师”。
一九八0年五月初，我第一次参加了乌盟高二毕业班分科碰头会。
从全盟许多重点高中科任教师的发言可知，我代的高二毕业班，在复习内容、方法、步骤与兄弟中学是一样的，我的不足之处是还差“细”。
但这样的复习内容和方法却遭到了清水河一中分管教学的校长J的诟病。在我向他汇报乌盟高二毕业班分科碰头会的情况时，他说，高考语文只要抓好命题作文就万事大吉了；他“断定”今年要考“命题作文”。他说语文基础知识可以不管，其它形式的作文（即“就文作文”）可以不练……
啊，真不知竟然有这样顾盼自雄的校长！而这次全盟碰头会，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抓语文基础知识、抓“就文作文”；同我们这位分管教学的校长完全相反。
J虽然毕业于师专文科，但他从未给高中代过课，他既不了解高中语文教材，也不了解恢复高考后高考命题的原则和要求。但却以“内行”自诩，以自是而自恃，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
作为一位分管教学的校长，应当首先同科任教师平等商讨，先征求科任教师对复习的意见，然后再提出自己的建议，而不应劈头盖脸一气命令：我认为怎么样，你们就必须怎么样。
为此，我同这位校长弄得很不和气。
过去，在我为清水河县首届高中班担任班主任和任课时，我就抱着对贫下中农子女负责的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学生的教育教学上；今天，我同样抱着对清水河县人民的子弟负责的态度，宁可违背这位分管校长的“断定”和“命令”，因而弄得很不和气，也要在“高考”这一决定学生命运的抉择上把好我任课的这一“关”。
一九八0年的高考语文试题，作文题仍然是“就文作文”，而不是纯命题作文。
作文占40分，其余60分全是对语文基础知识的考察。
——我不知道J看过当年的高考试题没有？如果看过，不知道自是的他作何感想……
这年九月份，乌盟教育局教研室给全盟各中学发下了一张高考成绩表。表上罗列了全盟高中各科的高考“生均分”。我所任教的清水河中学理科班的语文生均分，在全盟十多所高级中学中排名第二。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高二“把关教师”的重担，使我无暇去照管刚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后，儿子与校园里几个贪玩的孩子，不顾做作业，就忙着去清水河里捞鱼；冬季则忙着去河面滑冰……由于玩得已经很累了，回家做作业时，打盹瞌睡，或者完不成作业，或者胡乱做过了事；而在不懂问我时，我则经常以不耐烦的态度训斥之。
孩子在学习上越不上进越贪玩，越贪玩，在学习上越失去了上进心。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他的学习成绩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再顾不上管教而放任自流，那孩子在小学阶段就会荒废学业。
实践告诉我：工作与教育孩子必须兼顾，对任何一方失之偏颇都是错误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在我和妻子的努力教导下，此后，儿子的学习大有起色。
9、全力筹办“专修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提出了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一方面从现有知识分子中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和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关中；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四化”干部。
1984年2月15日，教育部、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联合印发《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办84级党政管理干部基础专修科和招生工作的通知》（“〔84〕教视字002号”）。
《通知》指出，为了尽快实现党政干部“四化”，提高党政干部的管理水平，决定委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1984年9月开办党政管理干部基础专修科。
《通知》还指出，电大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远距离教学，是多、快、好、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一种有效形式，是培训在职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应从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提高人的素质这样的战略高度，大力支持电大办好党政管理干部基础专修科，协助解决好办学中的困难，为今后不断提高在职干部的管理水平创造条件。
清水河县委组织部接到该《通知》后，经县委和政府有关负责人研究，也想在清水河县举办干部专修科；于是积极向乌盟电大等办学主管部门申请在清水河县举办教学班，并按照内蒙古电大关于举办电大教学班的五个“落实”（组织领导落实、师资落实、校舍和设备落实、经费落实、办学单位落实），多次研究办班事宜。
1984年3月，我被调任清水河县委党校副校长，专门负责筹办在党校举办电大干部专修科的工作。
4月6日，我参加了乌盟电大分校召开的全盟电大招生考务工作会议。
在县“招生办”的安排下，报考专修科的学员在党校参加了全区统考。试卷被乌盟电大分校来巡视考试的人员带走。
学员被录取后，将带薪脱产学习二年；毕业后发大专毕业文凭。专修科采用广播电视大学授课方式，配有辅导（面授）教师。
此后，我做着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
开班需要购置电视机、录音机等教学设备；需要为辅导教师印制教案纸等等。这些都需要经费。
最难办得是向县财政局打报告申请经费，这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批下一点点。其次就是按照县委组织部确定的学员名单数预定教材和聘请各科辅导教师等。
五月份以来，为做好以上准备工作，我东奔西跑，但举步维艰，连早已作了预算、打了报告的1200元购置费都未拨下。
6月27日，我与县委组织部和文教局的几个同志赴乌盟电大分校参加录取工作会议。
经过我们汇报“五落实”情况，乌盟电大分校同意给清水河县上线的学员发录取通知书。
8月29日，清水河县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班（1984级党政干部专修科）开学。
在我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的所有程序主要是我设计和安排的：有县委领导、县委组织部负责人、办学单位负责人、学员代表、辅导教师代表、学员单位负责同志代表分别讲话；并提出了各有侧重的讲话要点。目的是通过这些讲话，既向学员宣传电大开办党政干部专修科的目的、意义、有关知识、政策、要求等等，同时也使讲话者自身提高相关认识。
总之，为了提升开学典礼的质量。其用心甚为良苦。
在筹建这个教学班的实践中，我已体会到筹建之难；在教学班开班之后，我已看到巩固和办好这个教学班更难。
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经费不足，而是教学班的辅导教师质量差、数量少。全县有大学文科本、专科学历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有几个“合格者”，也早已是某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不可能来党校任辅导教师。
就全县来说，学历较高的教师多集中在全县的“最高学府”一中，故辅导教师主要是从一中聘请的。
但已经聘请来的辅导教师在学历上都不合格。在讲话稿中我想通过县委领导的嘴提出这些困难，借以引起大家特别是县里领导人的重视。
但那天讲话的人们并没有完全实现我的内容设计，尤其是县委派来讲话的新任J副县长更是不了解、不理解、不熟悉我起草的讲稿内容，结结巴巴、支离破碎地讲了一些无关宏旨的空话，使这个重点讲话稿的效果大打折扣。
更为严重的是，县委还决定J分管电大专修班的工作。
按说，该专修班是县委组织部主办的，应由县委某位副书记来分管，来讲话才是。
看来，县委在用人问题上非常马虎……
在一中，我已受够了J的打压和欺凌，我早就想用“惹不起，但躲得起”的办法作为离开他的“终南捷径”。调党校尽管我并不情愿，但有一点却值得欣慰，这就是我终于离开了这个校霸。但开学典礼上县委“领导”来人却又是这个校霸！
这又给我重新蒙上了阴影：我怎么总是逃不出J的掌控呢？
我彻底失望了……
10、出走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活了人们的思想，也吹开了禁锢人事流动的藩篱。
一九八四年初，一则来自阿拉善盟的招聘教师的广告出现在《内蒙古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全国性报纸上。
这使我眼前一亮……
十二月三日，我与党校负责同志一起安排了我离开党校后电大“专修班”的教学工作、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并给县主要领导发出了我应聘阿盟并与清水河县告别的“公开信”。
下午，得知我要离开清水河（县）的消息，上任不久的李县长和县委组织部王部长各派一小车几次来家和单位找我，最后在街上找到了我。
李县长办公室。
李县长和王部长再三给我做工作，劝我不要走。但是我的主意已定，不再留下了。
我向他们讲了我走的主要原因是J的肆虐而又高升，使我失去了在清水河县工作的期望和信心。当讲到J以莫须有的罪名阻止我参加县里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时，我伤心得潸然泪下。在领导面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流泪，我泣不成声：在他的专制下，我感受不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
他们要我在，我不在，谈话毫无结果；为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无休止的规劝，我以“回去再考虑考虑”为由，才得以解脱。
在×老师走时，一切都很平静；在×老师走时，据说有领导劝他不要走，但也没有多大反响；我是第三个走的，却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县长和组织部长亲自出马了，极力规劝我“不要走”。
他们直到现在才发觉事态的严重性，但是已经晚了。他们的工作做得太晚了！如果他们早做这个工作，我是绝不会这样走的。
从这件事上，我看到清水河县委和政府某些分管教育工作及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他们高高在上，既不了解J的思想作风，也不体恤基层教师的疾苦；他们四平八稳，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既不认识各行各业亟需大量知识分子的新形势，更没有跟上形势把知识分子工作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去研究和解决。
在这样一个许多外地知识分子都不愿来的山区穷县，出现了本县知识分子外流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清水河县党政有关负责同志对知识分子工作的严重失误；这与同是内蒙古偏远落后地区的阿拉善盟相比，在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上，可谓不啻天渊。
我想，我的“出走”，也许能刺激他们的神经，给他们带来一剂清醒；使他们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做好全县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因此我想，我的“出走”给清水河县带来的负作用只是暂时的，而带来的正能量则是长期的——清水河县的党政领导一定会从此受到教育，从而注意做好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工作。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出走”对清水河县也是一种贡献……
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以后见到了清水河中学的老同事，他们感佩而激奋地说：“嗨，你们可为我们办了好事啦！……”。
听了他们的话，我感慨系之：招聘者与应聘者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受益者也以各自的行为同时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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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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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明，曾在阿盟教育处成人教研室和普通教研室工作。2003年退休，现在呼和浩特市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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