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忽略一个事实——更美好的生活总是在既得利益者的谩骂声中到来的。
电影《囧妈》已在大年初一免费上映，伴随着电影到来的是院线从业者铺天盖地的谩骂，和“义正言辞”地抵制与抗议。在一封落款为所谓的“浙江电影行业2万名从业人员”的声明里如是写道：
“欢喜传媒出品的电影《囧妈》互联网首播的行为是一种破坏行业基本规则的行为，浙江省电影从业者坚决予以谴责，理由如下……”
“但欢喜传媒却凭一己之私，置他人利益于不顾，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方式，绑架民意，正如网上点评其行为——谈何共克时艰，只有背信弃义。”
浙江电影行业“两万名”从业人员的声明
首先抛开内容不论，我十分感慨于浙江人的行动效率，两万人啊！整整两万人！从24日上午爆出消息，到24日发布声明，一天之内居然两万名从业人员居然能够统一意见，齐声讨伐，实在是令人称奇！两万张嘴一人说一句怕是能说到国足进入世界杯，所以我不禁好奇这真的是两万多名从业人员的意见吗？怎么统计得来？的是经过投票选举，还是意见调查？如果这真的代表了“两万名”浙江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的意见，也难怪浙江能成为中国的经济大省，这大概是电影行业的“浙江速度”吧。
当然我花上好几个小时写下这篇仅能代表我个人拙见的文章，并非想在“浙江两万名电影从业人员”的“浙江速度”面前班门弄斧，我仅仅是想让大家记起一个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更美好的生活总是在既得利益者的谩骂声中到来的。
1811年，英国诺丁汉的工人们愈发的感到不满与愤怒，他们在化名为“卢德王”的首领的带领下，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冲入工厂砸烂机器——因为高效低价的机器生产正逐渐取代他们的工作。故事的结局不言而喻，在当今机械化智能化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名词。
卢德运动漫画
同样的，当淘宝风靡中国，通过简单的点击与付款，卖家就会将商品从千里之外邮寄过来，从高邮咸鸭蛋，阳澄湖大闸蟹到义乌小商品，广州外贸服饰品类不一而足，时间通常就两到三天。整个交易过程有据可查，发生纠纷了也有淘宝平台能够沟通处理。而这样便捷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商业模式至今仍遭受着质疑与非议，你仍能在贴吧论坛乃至抖音快手上看到“淘宝毁了中国经济”这样骇人听闻的观点。
例子还有很多，很大程度上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缓解了出租车打车难，司机拣客拒客强行拼车不打表等问题的网约车也会在运营中遭到出租车司机的围堵乃至暴力。扬州一司机就遭遇数辆出租车的围堵，被拼抢撞击最终被迫停在路边。
网约车被围堵的新闻报道
扬州仪征市人民法院对组织“出租车围堵网约车”的出租车司机张某依法做出了宣判：“此次出租车围堵网约车事件的主谋张某，因为毁损公司财务情节严重，妨碍道路交通安全，构成寻衅滋事罪，将依法追究其刑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回到《囧妈》和其所遭到的抵制，我认为抵制的内容纯属无稽之谈。所谓“破坏了行业的基本规则”，一个行业所谓的基本规则就一定是好的吗，就一定是对的吗？百年前生产一条袜子的基本规则和模式是用人工生产，过去一件衣服要经过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到零售渠道要被层层加价才能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甚至直至现在出租车仍然存在加价绕路拒客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算不算基本规则呢？这些对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来说是有益的吗？
我仍记得当初《百鸟朝凤》的制作人方励老师为了向院线争取更多一点点的排片，让这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和背后所记录的传统艺术有更多一点点的机会展现给公众而下跪。
方励下跪
方励下跪事件的描述
决定电影质量好坏的是电影的创作者们，他们是电影这道文化盛宴的大厨。而决定电影生死的是电影院线的排片，他们是为这道文化盛宴提供场地招揽顾客的老板。想要有高排片就要有高分红，在传统的电影发行模式下，院线们无疑拥有着很高的话语权，自然也就会抵制这种试图绕开院线的新模式。只是如果厨师没有了来去的自由，消费者们还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厨子的手艺吗？
至于指责徐峥道德绑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我所理解的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社会现象。徐峥将版权卖与字节跳动绑架谁了？是绑架了其他电影制作者版权人将电影卖给字节跳动还是绑架了字节跳动去买其他电影版权？定睛一看“绑架民意”，好一个“绑架民意”，这浙江电影行业从业人员不仅一天之内就能统一意见，一天之内居然还知道千千万万影迷的民意被绑架了，着实厉害。大抵是徐峥拿着机关枪按在我的头上逼着我去看免费的电影被他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吧，再次为“浙江效率”点赞。
我们在建设法治社会，声明中所提到的网络上映带来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样大张旗鼓地写大字报威胁我们要抵制你的行为实在令人发笑。一个电影最终是要由观众来买单的，观众爱看谁的电影就看谁的电影，观众欣赏哪个电影人就会为他掏钱买单。“两万名”从业人员要怎么抵制？像徐峥一样拿着机关枪抵住观众的脑袋？纵使“浙江速度”“浙江效率”令人称奇但只怕最后还是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并且这样一个行业联合抵制的组织形式是否有“卡特尔”之嫌，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十三条里：“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五）联合抵制交易；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卢德运动到院线抵制，我们不难发现那个被我们所忽略的事实：更美好的生活总是在既得利益者的谩骂声中到来的。两百年前的卢德运动无法阻止机器化的生产为我们所带来的更便宜的工业产品，百货店主经销商也阻挡不了我们享受淘宝京东引领的便捷网购，同样的院线抵制也无法阻挡我们以一种新的形式来销售大制作电影。
这样的抵制道理不通，情理不正，法理不容。只能向浙江影视从业人员致以我最诚挚的忠告：“大人，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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