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小传
刘世昭
人文摄影家
1981年，首骑京杭大运河，陆陆续续，分4段骑行，用时408天，骑行一万多里；
1991年，徒步三峡，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抢下弥足珍贵的历史画面；
2016年，时隔35年再度骑行京杭大运河，历时68天，一路骑行2156公里。假如“传奇”有遗传，刘世昭应该算完美继承了家族“基因”。爷爷刘文辉，人称“西康王” ，一度坐拥十余万军队和大半个四川的防区，蒋介石撤台前，曾提出用蒋经国作人质，要把刘文辉带去台湾；五爷爷刘文彩，曾是中国教科书上被批斗的“大地主”，家喻户晓。作为孙辈的刘世昭，虽远离政治，但痴迷摄影的他，同样续写了不少传奇：
- 1979年，曾参与那场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撕得不可开交的《自然·社会·人》影展；
- 1991年，他的著名摄影作品《空谷号子》，因拍摄裸体纤夫，震撼国人三观，在国际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3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刘世昭用影像定格时代碎片，用探险精神追逐沧桑巨变。期间，采访乌江，过草编索道，背被江水拍湿，腿被划出无数道血印子；采访中国南北大动脉，坐了半个月火车，下火车后，耳朵“咣当”了三天。然而，最令他骄傲的两次采访，莫过于1981年骑行京杭大运河和1991年徒步三峡。2016年，68岁的刘世昭再度骑行京杭大运河。两次骑行，近800G照片，浓缩着一个国家35年的变迁。刘世昭的镜头，记录下河流与沿岸城镇、居民的唇齿相依、兴衰流转，江河旧事、百态人生，一一尽显。“三峡工程一旦动工，水位抬升，沿岸许多历史人文景观将被淹，周围居民的生活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抢在三峡工程开工前记录下一些珍贵画面，刘世昭多次向单位申请前往三峡做专题报道。终于，在1991年获批。▲如今已在江面之下的巫峡栈道，以及建于光绪年间的无夺桥（原址）▲拍摄于1991年的瞿塘峡粉壁摩崖最早的刻石，南宋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的《宋中兴圣德碑》。由于三峡工程蓄水，部分摩崖题刻后来被整体切割、搬迁。
选择徒步，完全是因为受交通所限。三峡地形曲折，任何一种现代交通工具都不可能深入抵达。▲三峡地区多绝壁
去神女峰之前，向导告诉刘世昭，“如果当地人能给你煮一碗挂面，那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了。”在一户农民家里聊天时，对方说到自家的大闺女多年前跟一个会法力的人走了。刘世昭听了自然觉得荒唐：“那是骗子，哪有什么会法力的人，你上当了！”这位农家父亲的回答，令刘世昭一时语塞。对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进屋半天的刘世昭，这才开始打量起这个家：一口烂锅，缺了个口，里面盛着猪食，人吃的饭，也是用这口锅煮；再往屋里走，是一张床，被子不知盖了多少年，已经没有被面，只剩一堆肮脏破旧的棉花，堆在床上。
“屋子又黑又潮又脏又臭。没有窗户，黑乎乎一片，没法拍照。”
周边相对富裕些的村寨，家里四面墙能干净些，有的还能购置起电风扇。离神女峰不远的大宁河畔双龙镇，有一户开机械加工厂的人家，据说能赚点钱，是当地首富。
在三峡地区，贫困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交通——没有轮子可以走的路。放眼望去，尽是坡和台阶。当地人要么肩挑，要么背扛。挑夫，至今仍是川渝地区必不可少的“特色交通”。在重庆，只要喊一声“棒棒”，“哗”一大堆挑夫就会过来揽生意。许多不通公路的山村，平时的生活用品，都是马帮小贩按固定的路线，用马、骡子驮着走村串寨去售卖。除了陆路上的挑夫和马帮，水路上的纤夫，也是那个年代三峡极具代表性的“交通符号”。
三峡江边乱石嶙峋，牲畜根本无法立足，为保障这一江段的交通畅行，人力拉纤成为唯一的选择。纤夫在三峡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刘世昭1991年到访三峡时，依旧能见到这一群体的身影，并拍下艺术作品《空谷号子》。
▲《空谷号子》
很多人或许知道这张照片拍摄后的轰动，却未必知道这张照片拍摄前的故事。
“他们是贫困区的土家族，那里民风非常淳朴。”
纤夫通常都是逆水行舟，逆水穿什么裤子？在那个年代，一条紧身的尼龙游泳裤，二十多元。
二十元是什么概念？
即便家境殷实的刘世昭，也直呼“贵！”。他那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何况纤夫们那点微薄的收入，他们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泳裤。
此外，长期在水上工作，衣服弄湿会增加身体阻力与负担，同时也容易擦伤皮肤，导致感染发炎。
“所以，他们只能裸体，冬天拉纤，江水刺骨，也得脱光。”
刘世昭坐船进山的时候，船上有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当地人。正在岸边休息、赤着身子的纤夫，坦然地和她打招呼、聊着天。小姑娘习以为常，没有丝毫扭捏或不适。
那一刻，刘世昭感觉这山里空气跟外面不一样，是那么纯净。
不过，拍《空谷号子》并没有预想的顺利。因为，船上只要有外人，哪怕是男人，纤夫也不脱。
刘世昭一番苦口婆心动员：“我是记者，负责客观记录你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你们该怎样就怎样，不要因为我而改变。”
为了消除纤夫们的顾虑，他甚至自己也脱光，站到河里去拍。这才留存下纤夫们工作和生活的珍贵画面。
▲巴东县神农溪内逆水行舟的船工，在没有纤道时，用“借船过河”的方式到河对面寻找纤道▲船工们打开船舱盖做午饭
随着经济发展、机动船的普及，纤夫这一古老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三峡地区纤夫体验项目仍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保留着。但性质却早已变迁，纤夫们穿上专业服装表演拉纤，成了一道旅游风景，不再是为谋生或保障江上交通所需。
同样因交通地位的变迁，逐渐向旅游开发转变的，还有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如果说三峡沿岸是因为交通而贫穷，那么运河沿岸则是因为交通而富庶。
过去的京杭大运河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是极其重要的运输要道，打通了南北交通，带动了沿岸经济与文化的交流、繁荣。直到清代晚期，铁路出现，黄河改道，运河阻塞，京杭大运河才开始走向没落。现在，飞机、高铁、汽车等多种交通工具的兴起，更是让运河的通航意义，微乎其微。与运河命运一起兴衰沉浮的，还有沿岸的城市群。历史上，运河沿岸城市地位普遍较高。比如山东聊城的临清，过去是一个重要码头，钞关、收税都在那里，地位不亚于省会。由于运河衰落，临清也不复当年，现在只是一个县级市。自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运河再次以“文化旅游”的新面貌，哺育着沿岸文化与经济发展。“有的小镇都给腾空了，原来的居民已搬迁走，重新修了一个小镇，然后招商引资。里边卖的纪念品，都是义乌产的，同质化严重。”话语中，刘世昭难掩遗憾。他说，假如将原有特色保留下来，可能会更有生命力。运河功能的变迁，仅仅只是众多变化中的一个小小切面。重游京杭大运河的68天，刘世昭眼前和脑海，闪过太多画面，它们仿佛在倾吐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时过境迁。1981年，改革开放在中国才步入第三年，一系列政策、举措刚进行，成果待验。那会儿骑行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刘世昭带了3台徕卡，4个定焦镜头，用了一两百卷胶卷，拍下三五千张照片。2016年，刘世昭想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虽然这“成果”一开始便在他自己身上体现——换上了变焦镜头，数码取代胶卷。人们已经习惯用“G”来计算图片存储空间。第一次出发前，与刘世昭同行的同事沈兴大，为采访前期准备的手写资料，垒起一米多高，采访时，大多时候需要拿着带有国徽章的单位介绍信，有计划地进行；第二次时，刘世昭仅用一部笔记本电脑便搞定所有资料，采访也变成了时髦的自由行。▲1981年6月19日，刘世昭（右）和同事沈兴大（左）从北京天安门出发，开始骑行京杭大运河▲1982年12月25日，二人抵达本次行程终点杭州拱宸桥
▲2016年，刘世昭从北京恭王府出发，再度骑行京杭大运河35年，不只是刘世昭的骑行旅程，一条河流、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代人，已彻底旧貌换新颜。
时隔35年，刘世昭镜头记录下的，有消失、有新生，有渗透、有变迁……时代的缩影，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可见一斑。“记录，对摄影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它将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改革开放以后，不同地区人员之间的交流增多、互动频繁，许多东西也跟着相互渗透，涵盖文化、饮食，方方面面。
刘世昭记得运河沿线沧州饮食尤为齁咸。他和同事点过一份青椒炒肉丝，跟吃咸菜一样。而无锡那边口味与沧州完全是两种风格，很淡、很甜。
“第二次去的时候，没有这感觉了，口味差别没那么明显。”
而临清人爱听京剧，也是刘世昭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山东别的地方都习惯听山东的吕剧、山东梆子，但是在临清，去公园一看，一波一波的全是唱京剧。“京剧唱得很正宗，和北京的没什么区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带过去的，根深蒂固了。”河北的吴桥，是中国的杂技之乡。当地村子里，随便问一个人，可能都能露一手儿。第一次去时，大家都是在各自家里、院子里练功。现在那里已经建立国际杂技学校，有了正规化的教学体系，学员甚至包括黑人、白人等外国人，前景与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1981年，吴桥自家院落练杂技的农户
苏州的浒墅关镇，是中国的草席之乡，刘世昭曾去当地手艺人家里拍过他们织席子的场景。2016年再次骑到小镇后，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编织，已经被现代化工厂、机器批量化生产取代。卖席子的商家，生意也不比从前，因为夏天人们都用起了空调，不像过去睡觉离不了席子。北京通县的燃灯舍利塔，曾经是地标建筑。运河上的漕船，看到塔就知道，北京到了。而今在一众高楼林立的大厦旁，昔日的燃灯舍利塔，黯然失色。▲2016年，“蜷缩”在右边不起眼角落里的燃灯舍利塔无锡米市本是运河边上的一大特色：一排码头，一间间隔开成各家的小码头，连着后面一条小路，通往各个小码头老板的家，也就是米仓位置。如果有人买米，就从那儿拿出来装船。▲1982年，无锡京杭大运河中的黄埠墩和河中的木船常州曾经像苏州一样，运河两岸“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这景象刘世昭第二次却再没遇见。因为常州运河拓宽，许多古桥需要迁移，其中不少还被拆走，售往外地旅游景点。然而，有的消逝，同时也孕育着“新生”。它只是换种形式更好地适应当下的时代。天津的海河河岸，是刘世昭在第一次骑行时意外发现的“恋爱圣地”。“一到傍晚，河岸每隔两个水泥墩之间的栏杆前，正好都是一对恋人，形成了一个默契的私密空间。”2016年再去，一看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桥修得很漂亮，成了旅游区，沿岸排排伫立的人群，已变成游客和市民。同样是天津运河段，沿岸的河西务镇曾经有一种大油饼，直径大概八十公分，很厚，一个油饼估计有一斤重。过去运河边的装卸工、船工，没那么多钱，吃不起鸡鸭鱼肉，但天天干体力活需要油水补充。油饼既便宜、油又多，成了他们的食物优选。刘世昭再次寻访漕运遗味时，油饼还在，只是做法和吃法变得丰富多样，不同从前。“油饼薄了，有的切成一条一条，搭配着烙完的大饼，整个拿着吃。有点像煎饼果子的吃法。里边有时候还卷点咸菜。吃得再好点，就卷羊杂碎。”油饼变成了一道日常小吃，不再是“特供”运河边工人的果腹之食。
“35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早就预料到会有很大变化。但是亲眼目睹这种变化，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刘世昭说，不管今日的京杭大运河，抑或三峡，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些变化，是遗憾也好，欣慰也罢，都是历史的进程。“身为摄影人，我只负责客观记录，是非对错，由后人评说。”
. 完 .
- 延伸阅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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