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讲述】
《甲骨文摹本大系》是我和团队历经十年完成的一部著作，回想过往岁月，依旧感慨万分。要问为何编这样一部“大系”，还要从我求学、治学的经历讲起。
198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读博士，师从裘锡圭先生。入学后，我住在燕南园南面的29号楼318室。那一年，裘先生刚满50岁，大概是中文系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对甲骨学有精深的研究。我对这门学科也有浓厚兴趣，一开学，便把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殷墟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他欣然应允，建议采用“先分类后断代”的新方法进行研究。
当时，最便捷的分类办法就是复印一部或购买两部《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是双面影印的），然后把里面的甲骨拓本一片一片地剪下来，根据字体特征进行分类。但是，当年我承担不起这些费用，只能用透明的薄纸蒙在甲骨拓本上描摹，用摹本进行字体分类。这种经历让我既搜集了第一手甲骨资料，又掌握了阅读甲骨文原始资料的能力。这或可视为我编纂“大系”的一种缘起。
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有字甲骨是16万多片，若每片以10字计算，总字数已超过160万字。但是，甲骨文要作为史料来运用，前提是要确定其时代，否则便是一堆断烂朝报，缺少科学价值。
所以，我们打算按照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整理甲骨文资料，把原本庞杂无序的有字甲骨整理成井井有条的史料，这对于后人治学、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编纂“大系”可谓事无巨细，我和团队点滴摸索、反复研究、屡次修正，终于使其面世。总体来说，其过程大致有选择佳拓、剔除伪片、删除重片、缀合残片、分类断代、制作摹本、撰写释文、编制索引。
以制作摹本这个环节为例。凡是2014年以前出版的8万多片有字甲骨，不论碎片大小和字数多少，“大系”全部收录。对于缀合而言，无论大小，都是有价值的，有时只要缺少了一小片，就无法复原甲骨全貌。为了更准确地描摹文字，我们不仅要关注甲骨刻辞，还要关注文字所依附的甲骨材料及其形态。
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载体不同，直接影响它的缀合、临摹效果。所以，团队中很多人都养了乌龟，观察龟壳的齿纹、盾纹、边缘等。只有了然于心，遇到一些甲骨碎片时，才能根据纹路精准判断它在完整甲骨上的部位，否则只要一小片放颠倒了，就会直接影响文字鉴别的准确性。
十多年来，团队成员都秉持着匠心对待这份事业，周六日加班、工作日熬夜、费尽周折查找资料的事情常有。几乎每一个摹片都经过了反复推敲、修正，有时几百片已摹好，但经审核发现一些欠妥之处，便又推倒重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今的甲骨学，已经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历史上，埃及古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都中断、消失了，只有汉字经过不断演变延续至今，甲骨文成为中华文化赓续相传的重要载体。但甲骨的出土之日，也是它损坏的开始。作为一名甲骨学者，有责任把它著录、保存下来，这是甲骨学代有传承的基础。当下，甲骨学不再是冷门绝学，而是一门“朝阳学科”，希望后继学者秉持一份初心，常怀一份匠心，把这门学问发扬光大。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陆健、宋喜群、崔志坚、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张川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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