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讲述】
2006年5月，我受马小泉社长委托，协助他组织《中华大典·农业典》的编纂出版工作。直至2016年底全书定稿，前后10年，我参与了申请项目、组织团队、制订方案、研发数字化工作平台、建立基本文献数据库、审稿定稿等全过程。整个工作千头万绪，但我觉得最值得总结的就是对新型类书数字化编纂出版新途径的探索。
在《中华大典》24个典中，《农业典》是最早提出数字化出版思路，也是大典工作委员会确定的唯一数字化出版试点单位。之所以选择数字化道路，除了受出版业发展大趋势影响外，还有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虑。
《中华大典》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一项全面、系统、深度整理工程。我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关农业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其来源遍及经、史、子、集，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非现代以农业经济和农业技术为主的学科分类所能涵盖，因此其取材对象远远大于其他各典。
河南大学出版社是在2006年大典二次启动时才接受《农业典》编纂出版任务的，比作为全典试点最早启动的要晚近20年，比首批启动的也晚了10余年。按当时规定的完成期限，时间非常紧迫。当此情况，出版社和编委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借助先进科学技术。经过反复论证后，我们正式向大典办提出数字化编纂出版报告，并得到支持。在2006年12月中华大典工作会议上，《农业典》被确定为中华大典数字化编纂出版试点。
用最先进的现代科技处理最传统的古代典籍，实践起来并非易事。开始，我们想借用现成的数字化平台开展工作，但先后选了两家，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下去。直到2010年，我们决定根据编纂出版《农业典》的需要，自主研发数字化工作平台。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坤太教授既熟悉古代典籍，又是国内较早尝试用电子技术处理古代文献的学者，我们请他担任工作平台的总设计师。刘教授又请计算机与信息学院李玉玲副教授为技术负责人，组成团队。团队与我社有关人员紧密配合、反复实验，成功研发出具有数据录入、存储、检索、分类、校勘、排版等功能的《中华大典·农业典》专用古籍整理平台。平台建成后，编纂出版工作如虎添翼，终于在2018年如期完成任务。
任继愈先生曾担任大典总主编，对数字化出版试点《农业典》寄予厚望，他说：“《农业典》的试点工作如果成功，其意义将远不止于《中华大典》本身，它对于今后我国整个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先生逝世多年后，全书终于出齐了，《农业典》也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为系统整理我国古籍开辟了一条新路。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陆健、宋喜群、崔志坚、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张川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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