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礼乐机关是“乐府”概念最早的指称,且该内涵直至清末仍然沿用。汉、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也是乐府建设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由汉至唐的发展与嬗变历程中,乐府艺术对于中华文化的沉淀与构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值得我们关注。
乐府的仪式功能:天人同构
郊庙祭祀是历代朝廷乐府建设的重心。乐府始设于秦,汉初沿用,司宫中日常用乐。后因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之需,改革郊祀礼仪,将乐舞之事委任乐府,令其“采诗夜诵”,乐府遂拥有参与国家最高规格祭礼活动的职权。郊祀者,祀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之属,对象为自然神。庙祀者,祭拜对象为祖先神。祭祀礼仪缘于古人敬畏自然之心,探寻人、神即人类与自然交流沟通的渠道。《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汉书·郊祀志》亦曰:“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乐府部门在秦汉的设立与职能嬗变,就与这一时期祭祀制度沿革有直接关系。
汉武帝扩张乐府,以宗教艺术形式提升政治能力,为战国以来各地流行的神灵信仰重构谱系。其以楚人世代信奉的“泰一神”凌驾诸神之上,彰显“泰一”权威,象征君权至上。与之同时,天神“泰一”协同地神“后土”及众神灵,与祭祀者一起,构筑了“天地人”一体化的观念。汉郊祀歌《惟泰元》唱:“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经纬天地,作成四时。”泰元,即泰一神。媪神,地神也。天地运转,有其规律,“阴阳五行,周而复始”。汉郊祀祭神,除祈福、长生、颂德外,还时时流露对于自然天道的感知。《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为汉时广传的迎时气乐章,所祭依次为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各司春、夏、秋、冬四季。四篇乐歌分别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主旨,代表了古人对自然节气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祭者通过歌颂相应季节的典型风物,努力建构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共生关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建构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这一体现于祭祀仪式中的天人同构观,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基于天人同构、天道人道合一的观念,乐府礼乐制作往往融入彼时人类在五行、天文、术数等方面的知识信仰。汉郊祀歌《帝临》曰:“清和六合,制数以五。”南朝谢庄造《明堂歌》:“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南齐书·乐志》)其《宋明堂歌》五篇,各依五行数字定其歌辞句式之长短,成为“以数立言”最典型和极端的乐歌制作。之后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齐造《五郊迎气乐辞》,庾信于北周造《周祀五帝歌》和《周五声调曲》,都承袭了这一思维。梁武帝制国乐,看似自我作古,然“十二雅”乐名全自经书中来,“止乎十二,则天数也”,仍然深刻地融入了术数天命思想。
大唐雅乐“十二和”的创制,既是周汉以来乐府礼仪天人同构观念的延续,又向地域文化、民族心理方面扩展深化。唐初祖孝孙修订雅乐,于贞观二年上奏朝廷:“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旧唐书·音乐志》)显然,唐雅乐“十二和”之规制,直接沿袭梁武帝国乐“十二雅”,但其乐舞艺术乃“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不仅追溯周汉以来雅乐遗制,复综合吸收南北朝经分裂、迁徙、再度融合之后的乐章、乐制。大唐雅乐“与天地同和”的礼乐思想,凝聚南北人心、各族文化,形成对中华礼乐文明的重新整合,体现唐王朝承古、创新的开阔政治格局。
乐府的音乐构成:华夷共存
周代礼乐有“九夏”乐章,广泛用于郊庙、燕射场合,奠定了后世乐府雅乐的基本功能属性。郑玄注《周礼》:“夏,大也,乐之大歌有九。”称其“大”者,谓礼乐之大也,这也是早期华夏文化十分重要的鉴别标识。《尚书》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载孔子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之称,均指汉民族所居中原地区的政权统治,其周边则称四夷。华夏之特征,尤以地域、血统与礼义为标识。故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进一步阐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汉以后“九夏”乐章的乐舞形态虽未能完整流传,但历代朝廷对于乐府雅乐的建设,力求追摹古制。汉初叔孙通依秦乐人制宗庙乐,因其“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肆夏》《昭夏》《皇夏》等乐,直至南朝宋齐及北朝北齐仍有施用记载。
南北朝分裂之时,南北政权往往通过乐府建制中的华夏音声,宣示为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梁武帝在这方面尤其重视,亲自带头制作国乐。史载:“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隋书·音乐上》)所谓裁成一代,即梁武帝创制国乐“十二雅乐”。以“雅”为称,亦《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在史家眼中,萧梁政权因此获得了承续华夏正统的唯一地位。与之同时,北朝政权也积极争夺中原正统,《魏书·礼志》载中书监高闾议:“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在占有中原旧地之后,北魏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对于中原旧乐十分看重。北魏“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役,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魏书·乐志》)由于对中原旧乐与江南新声的文化渊源辨析不够,北魏朝廷并未获得真正的华夏雅乐,其后北周、北齐虽继续改制,无奈国祚不长,难免仓促。鉴于此,史家评论北周虽然“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隋书·音乐上》)直至隋开皇九年,隋文帝平陈后,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尽管此时的“江左旧乐”与两汉魏晋相承而下的华夏音乐已相去甚远,但毕竟代表了中原旧乐最直接的血脉流向。隋文帝收获“华夏正声”,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拥有了正统王朝的继承权。故隋唐两代在宫廷乐部的设置上,特别重视《清乐》。北宋王朝,数次改易雅乐,同样基于与异族政权对峙而亟求宣示正统的心理。
汉唐乐府建设虽重华音,对异族音乐也有广泛吸纳。汉横吹曲最初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西域乐《摩诃兜乐》,后经李延年改以“新声曲”,广泛用于皇帝出行武乐。汉横吹曲于魏晋后音乐形态不传,但不少乐曲题名如《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人拟作多叙边地客游、离别远行,成为边塞诗经典题名。北朝乐府曲传至南朝,被梁代音乐机关保留,是为《梁鼓角横吹曲》,亦为南北音乐交流之力证。隋大业九部伎《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自《清乐》《西凉》以下,皆为异族音声。大唐贞观十部伎,“凡大燕会,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贞观十部伎相较隋九部伎最大的变化,是将本朝新制《燕乐伎》置于首位,可见唐统治者勇于创新的文化心理。唐代音乐中有大量来自异域或边地的乐种,大曲如《凉州》《伊州》《渭州》《甘州》《陆州》《石州》等,《教坊记》所记大量小曲名,都有异域来源。“以备华夷”的音乐观念,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在音乐文化方面包容开放心态,倡导华乐与夷乐和合共存。
汉唐乐府体系尊崇华夏正音,同时包容吸纳四方夷乐,以华夏礼乐传承为主干,与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共存。乐府音乐的多元统一,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统一特性,对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有可借鉴之处。
乐府的艺术精神:文武兼济
文武兼济是乐府艺术作为国家政治精神的另一重要特征。《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两端相反相成,相互推移。天体如此,人道亦然。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周存六代舞,至秦唯余《韶》《武》两乐,成为后世文舞、武舞的源头。汉高祖创《武德舞》,“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汉文帝创《四时舞》,“以示天下之安和也”。此后历代朝廷乐舞制作,皆有文、武两类。武舞张扬武功,文舞宣示文德,表演时体现在服饰、舞具、动作、音乐等方面。不唯雅舞,杂舞之中也不乏武事,如汉高祖将阆中巴渝地区的民间舞蹈采入乐府,称为“武王伐纣歌也”。据魏初王粲改作后的《魏俞儿舞歌》,其中《矛俞新福歌》唱“安不忘备武乐修”、《弩俞新福歌》唱“应桴蹈节,俯仰若神”,均可想见该舞蹈之杀伐场面。居安思危,不忘创业艰难,是汉乐府张扬武乐的重要原因。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罢撤乐府机关,孔光、何武等人对乐府名录加以清点,彼时乐府部门不仅承担郊祭礼,还负责朝仪礼,其中就有“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的仪式。乐府人员参与朝贺礼,有着严格的程式以及兵学象征意义。
文舞、武舞各尚其德,施于国家礼仪,相辅相成。曹魏时期,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前九曲均赞美曹操平定四方武功,第十曲以后始言魏文帝受命,末曲颂魏明帝致太和。歌颂创业艰难,昭告子孙开拓守成的思想,在国家礼乐建设中成为传统。两汉以后,历代文舞、武舞之制相沿成习,魏晋有《咸熙》《武始》,刘宋有《凯容》《宣烈》,梁制《大观》《大壮》,皆各为本朝文舞、武舞。北齐及隋直接以《文舞》《武舞》称之。唐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总结道:“先儒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唐乐府有武舞《破阵乐》、文舞《庆善乐》。《破阵乐》缘于唐太宗征伐四方,舞人有“发扬蹈厉”之容。虽与文容有异,但唐太宗认为:“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又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人改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舞人也增至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唐太宗又补充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随后,又创制文舞《庆善乐》(后更名《九功舞》),其“舞蹈安徐,以像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冬正享燕及国有大庆,与《七德舞》偕奏于庭”。文武相济的精神引导,令其时政治充满活力,文化上积极进取。后人以“盛唐之音”指称繁荣昌盛的大唐文化,足见音乐艺术的重要贡献。
天人同构、华夷共存、文武兼济,是乐府作为国家礼仪部门承载与宣示的文化思想与政治精神导向,也是中华文明与民族性格中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作者:梁海燕,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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