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宋时期,就有两枚铜钱引起了收藏界的关注,分别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诡异的是,关于这两种铜钱,谁铸的?什么时候铸的?在史册上就没有记载!完全一头雾水,就好像是天外来物似的。
这就匪夷所思了,即便是唐朝威权再衰弱,藩镇势力再强悍,铸币权也不会下放到地方,若是地方“私铸”,铸造成“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这种流通天下的铜钱岂不是更好?
其实,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铸造者有意将这两种货币流通范围限制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但无论怎么说,藩镇铸币,非比寻常,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西域都护府如此作为?
李唐王朝是依靠府兵建立起来的。所谓“府兵”,就是战时为兵,闲时为民。施行轮班倒,农忙的时候回家务农。这种府兵的优点就是,可以为朝廷减轻负担,弊端也很明显,兵源不稳定,兵员战力参差不齐。至天宝八年,各地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
在农耕文明时代,管理好这样一个国家,非常具有挑战性。举个例子,如何对这些边镇补给就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这些边关戍卒吃喝用度如果全部由中原运抵,费用就是惊人的。长安距安西都护府九千里,运粮成本多大?即便是从凉州、秦州启运,沿途消耗亦是惊人。
募兵,并不是唐玄宗首创,在战国时代,驰骋天下的魏武卒便是最早的职业军人。唐朝的募兵,基本沿袭了魏武卒及秦汉屯边戍卒的主要特征:全家定居边关,免除徭役,分给田地,不时再给点奖励。
在这种条件下,唐朝的募兵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但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核心依然是利益问题。当藩镇节度使在掌控了所在地方的军政、经济大权后,唐王朝的中央威权便面临严峻的挑战了,这种矛盾,最终在755年通过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而爆发。
另外,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远离国度,耗费巨大,“自开元及于天宝......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则三百六十万匹”,在盛唐时期,维持其日用开支尚是一笔负担,值此安史之乱,府帑空虚,朝廷已无力维持。
从大的方面来讲,安西都护府经济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朝廷的财政调拨,这方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二是戍卒及其家属在驻地屯田所创造的一些经济效益,可以解决部分粮草问题;三是沿途捐收。安西都护府掌控丝绸之路,当初在此设立都护府,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维护此商道的正常运转,以给大唐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收。
中央无力调拨财政,加上丝绸商路被切断,这就给安西、北庭带来了严峻的经济压力。
一只军队的正常运转,离开经济,显然是无法维持的。戍卒粮草可以自给自足,其他呢?比如盐铁及一些战略资源,只能是通过贸易获取,另外,虽然与唐王朝失去联系,若在此刻宣示王权,对于整个都护府的稳定都是非常关键的,铸币就成了最佳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相继问世。
欣喜之余,下诏: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
也就是说,所有将士连升七级,这在整个唐朝,也是绝无仅有之事。
可是,若要朝廷拿出实质性的支援,比如调拨丝绢、派兵,唐德宗做不到,尤其两年后又发生了泾原兵变,朝廷更是无法掌控藩镇,此时收复河西、陇右,打通安西已然是一种幻想了。
而此时的安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河西、陇右失守后,吐蕃加紧了攻势,安西都护府陷入捉襟见肘局面,这点从两枚铜钱上也可以看出,稍早的大历元宝重约3克,到了建中通宝则缩水到了两克。在北庭都护府失陷后,安西更是孤立无援,成为一座孤城,最终,约在808年,安西都护府彻底消亡。
其实,他们本可以就地称王,再不济,弄个几十亩田地娶个老婆总归不成问题。只是,盛世大唐造就了他们那份自豪,作为大唐子民,要对得起这份荣誉,这也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张小敬、崔器等人所说的“不退”。
余下160多名将士继续辗转各地奋战。
伊州袁光庭坚持至弹尽粮绝,兵败自杀。
郭昕一直坚持到808年,城破殉国。
这支安西铁军,战至一兵一卒,真正做到了“忠义之徒,泣血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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