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生我养我的地方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童年时代的我是贫穷而富有的。
贫穷是指物质的匮乏，那个时候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富有是指精神上的充实，儿时的我，快乐成长、无忧无虑。不像现在的孩子，三岁就要上幼儿园，上学就要报各种辅导班，几乎没有玩的时间。
在那个拼命挣工分的年代，农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村集体生产靠贷款。
城里人挣的是工资，农民挣的是工分。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那时的工分就是一个人的劳动报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社员出工干活，生产队都采取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分配。工分是依照劳动力的强弱评出得分，男劳力最高的是10分，也有9分、9.5分，女劳力最高的不超过7分，一般都是6分左右。农忙季节，工分按农活的数量和时间记分，但底分是评分的基础分。
生产队以10分为单位，分年中和年底二次进行分红。年终算总账。分值根据队里当年的收入情况而定，生产队收成好、副业项目多的，一年一个正劳力的收入约200元左右，半劳力一年的收入是100元左右。生产队收入不好的，仅够温饱。
当时有一些家庭不但分不到钱，而且还得从家里拿钱到生产队买口粮，钱交不上口粮就扣在生产队，这些户俗称'超支户'。这都是那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还有些是劳动力生病不能挣工分的户。一些超支户到年底无法还清负数，就成了困难户，过年前生产队只能借支给这些户一些粮食，让他们过上一个新年。
我的父亲初中毕业，是村里的文化人，于是被推荐当了生产小队的会计。父亲是一个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人，父亲的账本一直保存到改革开放以后，经得起历史上历次运动的检验。我曾经翻阅过父亲的账本，那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数据和日期，分项很全、很细。
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父亲的认真也得罪了一些人。有一次，有个村民怀疑父亲少分给了他一些地瓜，于是打了父亲胸口一拳，父亲当场口吐鲜血，后来父亲得了肺结核，与这一拳有直接的关系。
父亲是一个无私的人。后来，大队开了一个磨坊，磨面粉，由父亲负责管理。有人诬陷父亲偷面粉，但又没有证据，于是大队支书安排民兵连长悄悄监视、跟踪了父亲一个冬天，都没有发现举报的情况。后来，又安排人查账，也没发现问题。当年，父亲管理的磨面坊，为大队盈利1000多元。
后来，父亲去了大队当出纳，磨面房换了人管理，当年不但没给大队交利润，反而亏损了不少。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记得父亲从来不让我们兄妹四个去磨面坊，绝对不允许我们沾公家的光。
父亲的言传身教至今仍影响着我。
母亲是个勤劳的人，那时我兄妹四人尚小，仅有父母两个劳动力。母亲便趁农闲时，外出拾麦穗，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有时步行60多里，到县城周边的村庄去捡拾人家收割后的麦地。大姐刚满12岁，光着脚丫跟随母亲屁股后面乐颠乐颠的，只为娘许她买一双新凉鞋。我能想象出大姐光着脚丫在麦茬地里受罪的情景。娘俩有时能捡到两口袋麦穗呢。
回到家，母亲便把捡拾到的麦穗，去壳后晾晒，一年能多收获300多斤粮食，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居然都没有挨饿，这主要归功于母亲的勤劳持家。
七岁那年的夏天，我起水痘，长满了全身，还伴随着发烧，恰巧母亲又外出拾麦了，父亲还要下地挣工分。我独自在家躺在床上，非常难受。傍晚等父亲回家，我哭闹不止，父亲无奈，给我倒了一碗白糖水，搁在平时，我会一口喝下去，但不知怎得，我只觉得浑身难受，喝不下去。也许父亲干了一天活，还没吃饭，又累又饿，再加上我淘气，生气了，不理我了。我哭得更厉害了。
直到晚上，母亲回到家，这一次，她居然拾到了水稻，给我熬了碗大米粥，这是我第一次吃大米。见我能吃下饭了，母亲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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