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上讲赵孟頫,是一个极为丰富的话题。这种丰富性,我们了解书法史的应该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比如说,聚焦在他身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旧王孙新朝廷”这种矛盾。又如启功先生后来曾经反对过的“用笔至上论”(“用笔为上,结字亦需用功”)。启先生认为,结构才应当是第一位的。再比如说,他强调复古,通常被认为是继承魏晋传统的代表人物,但同样崇尚魏晋的董其昌却极其强烈地在否定他。
所以,他是一个复杂的书法人物。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回过头来看赵孟頫,一般看来,有一些话题可能跟书法不见得有关系。但如果往深了追,我认为也还是可以有关系的,比如“旧王孙新朝廷”。我们都知道,当年他是作为朝廷所寻访的隐逸的第一位被选到朝廷去的,而且元世祖知道了他后,单独召见了他。这里其实就有一些深意。深意在哪里?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进行解读:第一个层次,通常朝代更迭的时候,在文化方面会有一些期待;第二个层次,赵孟頫所面对的新朝廷的主宰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异族,不是华夏民族,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会带来更强烈的文化方面的期待和想法。由此,元世祖单独召见赵孟頫,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期待——他需要在文化(甚至是更深层次的比如“政统”)上找到和传统的华夏民族之间的某种沟通、某种桥梁。所以我认为,赵孟頫经历四个皇帝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文化导师。事实上,他是新朝廷所期待建构的文化秩序的引领者。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一个原本对汉民族文化不是特别熟悉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讲,赵是传统汉族文化的教导者。从这个角度切入看赵孟頫的书法追求,有些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为什么他要倡导复古?要把所有我们以前的书法传统,想方设法都复兴起来?包括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太有人关注的篆书、隶书、章草,等等,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实用价值。从文化导师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复古有一个最大的内在动力,就是为新朝廷、为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阶层,在书法领域找到一个传统的规范。通过这个传统的规范,让他们进入到中原文化的深处去。他的行书也是这样。他的行书以“二王”为核心,尤其以王羲之为核心。但如果仔细寻绎,会发现唐宋时代的东西也都非常丰富,比如李北海,李北海的字架子是很拓展、很大方,因为他以行书入碑。赵孟頫把李北海字架子的很多东西移到了自己身上。而赵孟頫学李北海,中间还有一个通道,就是苏东坡。苏东坡的字架子跟李北海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行书领域,王羲之固然是赵孟頫的核心精神、核心范本,但唐宋的资源也都熔铸进去了。于是,赵孟頫的行书就成为汇通了前代重要典范的新体式。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要理解赵孟頫,不妨把他的书法当作一个桥梁。首先,它可以满足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文化两者之间交融的需求;其次,就书法本身,它也可以打通晋、唐、宋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正因为这两个作用,赵孟頫成为了晋唐宋几个鼎盛时期以后又一个书坛领军人物。赵孟頫的一些楷书,有一种他评价苏东坡所说的“老熊当道,百兽畏伏”,总体相对宽扁,虽然笔法相对清秀,但气象非常端重。既能得其庄严,又能不失流畅,这样的建构能力,晋以来书家中是比较难得的。后世评价赵孟頫,经常批评他的字过于精熟,如前文提到的董其昌,认为他太熟了,所以就俗。有一些人学赵孟頫的,确实显得俗,但这个问题不出在赵孟頫本身,而出在学习者身上,学习者看不到赵孟頫的精细处。赵孟頫的运笔过程藏着很多非常微妙的东西,如上文举例的“戈钩”和“国字框”。这些东西是他的生命线,如果不能够揭出来,并且由此进而向晋唐宋去追寻,那就深入不下去,所学到的只能是他显得非常流畅的那一面,就很可能导致庸俗。这是学习赵孟頫时特别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