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上讲赵孟頫，是一个极为丰富的话题。这种丰富性，我们了解书法史的应该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比如说，聚焦在他身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旧王孙新朝廷”这种矛盾。又如启功先生后来曾经反对过的“用笔至上论”（“用笔为上，结字亦需用功”）。启先生认为，结构才应当是第一位的。再比如说，他强调复古，通常被认为是继承魏晋传统的代表人物，但同样崇尚魏晋的董其昌却极其强烈地在否定他。
所以，他是一个复杂的书法人物。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回过头来看赵孟頫，一般看来，有一些话题可能跟书法不见得有关系。但如果往深了追，我认为也还是可以有关系的，比如“旧王孙新朝廷”。我们都知道，当年他是作为朝廷所寻访的隐逸的第一位被选到朝廷去的，而且元世祖知道了他后，单独召见了他。这里其实就有一些深意。深意在哪里？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进行解读：第一个层次，通常朝代更迭的时候，在文化方面会有一些期待；第二个层次，赵孟頫所面对的新朝廷的主宰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异族，不是华夏民族，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会带来更强烈的文化方面的期待和想法。由此，元世祖单独召见赵孟頫，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期待——他需要在文化（甚至是更深层次的比如“政统”）上找到和传统的华夏民族之间的某种沟通、某种桥梁。所以我认为，赵孟頫经历四个皇帝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文化导师。事实上，他是新朝廷所期待建构的文化秩序的引领者。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一个原本对汉民族文化不是特别熟悉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讲，赵是传统汉族文化的教导者。从这个角度切入看赵孟頫的书法追求，有些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为什么他要倡导复古？要把所有我们以前的书法传统，想方设法都复兴起来？包括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太有人关注的篆书、隶书、章草，等等，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实用价值。从文化导师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复古有一个最大的内在动力，就是为新朝廷、为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阶层，在书法领域找到一个传统的规范。通过这个传统的规范，让他们进入到中原文化的深处去。他的行书也是这样。他的行书以“二王”为核心，尤其以王羲之为核心。但如果仔细寻绎，会发现唐宋时代的东西也都非常丰富，比如李北海，李北海的字架子是很拓展、很大方，因为他以行书入碑。赵孟頫把李北海字架子的很多东西移到了自己身上。而赵孟頫学李北海，中间还有一个通道，就是苏东坡。苏东坡的字架子跟李北海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行书领域，王羲之固然是赵孟頫的核心精神、核心范本，但唐宋的资源也都熔铸进去了。于是，赵孟頫的行书就成为汇通了前代重要典范的新体式。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要理解赵孟頫，不妨把他的书法当作一个桥梁。首先，它可以满足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文化两者之间交融的需求；其次，就书法本身，它也可以打通晋、唐、宋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正因为这两个作用，赵孟頫成为了晋唐宋几个鼎盛时期以后又一个书坛领军人物。赵孟頫的一些楷书，有一种他评价苏东坡所说的“老熊当道，百兽畏伏”，总体相对宽扁，虽然笔法相对清秀，但气象非常端重。既能得其庄严，又能不失流畅，这样的建构能力，晋以来书家中是比较难得的。后世评价赵孟頫，经常批评他的字过于精熟，如前文提到的董其昌，认为他太熟了，所以就俗。有一些人学赵孟頫的，确实显得俗，但这个问题不出在赵孟頫本身，而出在学习者身上，学习者看不到赵孟頫的精细处。赵孟頫的运笔过程藏着很多非常微妙的东西，如上文举例的“戈钩”和“国字框”。这些东西是他的生命线，如果不能够揭出来，并且由此进而向晋唐宋去追寻，那就深入不下去，所学到的只能是他显得非常流畅的那一面，就很可能导致庸俗。这是学习赵孟頫时特别需要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