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天晨
音乐是听得见的时间，书法是看得见的时间。中国文化侧重感知性和时间性，故而书法和所有中国艺术一样都表达了这两个特征。而音乐则更能表达一种线性的感知，这种感知由听觉而入，产生一种立体的美感，是所有艺术之共性，古人称之为“韵”。
好的艺术作品，被称之为有“韵味”，这里体现了一种通感的思维，一个通向了味觉，另一个则通向了听觉。韵和味道变成了一种交织的美感，让人得以细细品读。好的书法作品也是充满了韵。
书法的线条涌动，在汉字符号的框架内随遇平衡，变换风格，如同箫的吹奏，线与音不是死的，而是有原则的灵活，螺旋变换，驰骋高低，直抵人心。气息与音律由点成线，由线而成面，成体，进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生机韵律系统。这个韵由听觉转换视觉，则有“浓淡”“清浊”的特点；转变成触觉，则有“收放”的特征。
中国书画用墨的基本，便是“墨分五色，分别是”焦、浓、重、淡、清”，其中水墨画用的层次比较细腻，书法则多以“浓淡”相调节。浓淡来自于水的调和，视觉上，因为有浓淡之别，而产生了音韵关系的某种映照，厚重之音如同浓墨，而轻盈之音则如同淡墨。
浓淡既是以水调和，那么浓淡的触感也非常不同，浓则凝重，字体必然浑厚，因为浓则水少阻力大。淡则轻巧，字体必然灵动。在清代恰好有两个淡墨各重的书家。一个是“淡墨探花”王文治；一个是“浓墨宰相”刘墉。他们二人的字，王文治流畅儒雅，刘墉则古意拙朴。
若是转换为音乐，则定然是不同的音色。洞箫吹奏之法与气功吐纳实为一理，洞箫口风强弱的控制，聚散的把握，即可产生声音的浓淡，虚实，远近的效果。箫声如水，其境如烟，似有似无，其妙处不可言。
挖掘线条的魅力，是中国书法最具个性的特色。在线条的粗细，浓淡，律动中表达更多的信息。如果是多笔重复，把线条割裂，不能一贯到底，就失去韵味。如果是照着草稿按图索骥，就失去自然。追求自然韵味，不是放下复杂就能达到的，简单的表达，才最难，因为简单意味着精准。
与浓淡相比，清浊则是更宏观的感受，浓淡是一种现象，而入心之后则有清浊之别。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气”指的是气质。“浊”在这里便有不纯之意。胡斗南《双头笛》：“混沌难分浊与清，凿开空翠太分明。”
在西安高陵，可见泾河与渭水交界处，清浊分明的两条河流的交接。这是“泾渭分明”成语的来源。是人品和处理事情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在书法和音乐中，皆有清浊之辨别。一是人品，二是审美。
审美的清浊直接影响了艺术品的质量，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反之亦然，艺术其实是一个真切表达自我的通道，底蕴会通过艺术不经意的流露出来，表达了“韵”的质量。识韵便是清浊之辨。审美来自审美经验中对美的认识，而在一个综合的文化评判中，人品又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中国文化对艺术的评判，人品甚至是排第一的。即使书法工整，人品不行也落俗格。同时，学养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所以古人尤其注重读书和礼貌，只有这二者兼具，其艺术品，方可“激浊扬清”。
收和放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仅有收是保守，仅有放是任性，收放自如才是关键。这便如音乐一般，好听的音乐必然有起伏律动，即在力量感上有收放之转换。米芾论书法，曾说“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这是在书法角度，对“收”与“放”的高度概括。
书法的用笔必然要有弹性，笔乃柔软，收放毛笔是为了产生笔势，进而在墨迹上表达出一种收放关系。蓄力即是收，发力则是放。虚乃是收，实乃是放。好的作品，不能让收放太过于明显，自如体现的是浑然一体，收放不露痕迹。
声音若是收放明显，则如救护车警车鸣笛一般，其功能是为了产生听觉刺激，产生不适感，进而有警醒的功能。而好的音乐则反之，是为了让人舒适的感受一种动态平衡。故而收放要一体，要协调。
中国的舞蹈和武术也有收放的自如转换，晋代《白纻舞歌》里说到：“轻躯徐起何洋洋，高举两手白鹄翔”。武术歌诀中也有：“身动似山飞，力涨如海溢，返婴寻天籁，躯柔似童孺。”的句子。舞蹈和武术都是力度的彰显，是肢体的开张与紧缩，与天地物象的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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