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天晨
音乐是听得见的时间,书法是看得见的时间。中国文化侧重感知性和时间性,故而书法和所有中国艺术一样都表达了这两个特征。而音乐则更能表达一种线性的感知,这种感知由听觉而入,产生一种立体的美感,是所有艺术之共性,古人称之为“韵”。
好的艺术作品,被称之为有“韵味”,这里体现了一种通感的思维,一个通向了味觉,另一个则通向了听觉。韵和味道变成了一种交织的美感,让人得以细细品读。好的书法作品也是充满了韵。
书法的线条涌动,在汉字符号的框架内随遇平衡,变换风格,如同箫的吹奏,线与音不是死的,而是有原则的灵活,螺旋变换,驰骋高低,直抵人心。气息与音律由点成线,由线而成面,成体,进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生机韵律系统。这个韵由听觉转换视觉,则有“浓淡”“清浊”的特点;转变成触觉,则有“收放”的特征。
中国书画用墨的基本,便是“墨分五色,分别是”焦、浓、重、淡、清”,其中水墨画用的层次比较细腻,书法则多以“浓淡”相调节。浓淡来自于水的调和,视觉上,因为有浓淡之别,而产生了音韵关系的某种映照,厚重之音如同浓墨,而轻盈之音则如同淡墨。
浓淡既是以水调和,那么浓淡的触感也非常不同,浓则凝重,字体必然浑厚,因为浓则水少阻力大。淡则轻巧,字体必然灵动。在清代恰好有两个淡墨各重的书家。一个是“淡墨探花”王文治;一个是“浓墨宰相”刘墉。他们二人的字,王文治流畅儒雅,刘墉则古意拙朴。
若是转换为音乐,则定然是不同的音色。洞箫吹奏之法与气功吐纳实为一理,洞箫口风强弱的控制,聚散的把握,即可产生声音的浓淡,虚实,远近的效果。箫声如水,其境如烟,似有似无,其妙处不可言。
挖掘线条的魅力,是中国书法最具个性的特色。在线条的粗细,浓淡,律动中表达更多的信息。如果是多笔重复,把线条割裂,不能一贯到底,就失去韵味。如果是照着草稿按图索骥,就失去自然。追求自然韵味,不是放下复杂就能达到的,简单的表达,才最难,因为简单意味着精准。
与浓淡相比,清浊则是更宏观的感受,浓淡是一种现象,而入心之后则有清浊之别。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气”指的是气质。“浊”在这里便有不纯之意。胡斗南《双头笛》:“混沌难分浊与清,凿开空翠太分明。”
在西安高陵,可见泾河与渭水交界处,清浊分明的两条河流的交接。这是“泾渭分明”成语的来源。是人品和处理事情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在书法和音乐中,皆有清浊之辨别。一是人品,二是审美。
审美的清浊直接影响了艺术品的质量,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反之亦然,艺术其实是一个真切表达自我的通道,底蕴会通过艺术不经意的流露出来,表达了“韵”的质量。识韵便是清浊之辨。审美来自审美经验中对美的认识,而在一个综合的文化评判中,人品又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中国文化对艺术的评判,人品甚至是排第一的。即使书法工整,人品不行也落俗格。同时,学养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所以古人尤其注重读书和礼貌,只有这二者兼具,其艺术品,方可“激浊扬清”。
收和放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仅有收是保守,仅有放是任性,收放自如才是关键。这便如音乐一般,好听的音乐必然有起伏律动,即在力量感上有收放之转换。米芾论书法,曾说“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这是在书法角度,对“收”与“放”的高度概括。
书法的用笔必然要有弹性,笔乃柔软,收放毛笔是为了产生笔势,进而在墨迹上表达出一种收放关系。蓄力即是收,发力则是放。虚乃是收,实乃是放。好的作品,不能让收放太过于明显,自如体现的是浑然一体,收放不露痕迹。
声音若是收放明显,则如救护车警车鸣笛一般,其功能是为了产生听觉刺激,产生不适感,进而有警醒的功能。而好的音乐则反之,是为了让人舒适的感受一种动态平衡。故而收放要一体,要协调。
中国的舞蹈和武术也有收放的自如转换,晋代《白纻舞歌》里说到:“轻躯徐起何洋洋,高举两手白鹄翔”。武术歌诀中也有:“身动似山飞,力涨如海溢,返婴寻天籁,躯柔似童孺。”的句子。舞蹈和武术都是力度的彰显,是肢体的开张与紧缩,与天地物象的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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