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分两次托孤给了三位大臣,第一次约略在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去世前一年的一次公开宴会上,正式托孤于李世勣;第二次是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李世民去世的当天,托孤于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他们的对话《资治通鉴》记载如下:钱咖
“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谓遂良日:“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前两句话是托孤常用之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关键是第三句,李世民对褚遂良说的这句话,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长孙无忌是忠诚的,他为大唐江山立了大功;其二,李世民担心以后有人挑拨李治与长孙无忌之间的关系;其三,希望褚遂良到时能够起到调和李治与长孙无忌矛盾的作用。
能够成为担当托孤重任的大臣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而且长孙无忌是李治上位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二人还是甥舅关系,那么李世民为何还要担心李治与长孙无忌的关系被谗人离间呢?他的临终遗言有何深意?
这其中突出体现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李世民这样托孤安排的前提是他认为李治过于懦弱,无法控制错综复杂的局势,所以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个处处制衡的托孤大臣班底。
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初,李世民就树立起了长孙无忌的权威,任命他为校检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事,把握三省大权,可谓权倾朝野,为长孙无忌扶保李治顺利登基铺好了路。但位高权重是一把双刃剑,将如此利刃交给长孙无忌李世民也有所担心,既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全力为李家服务,又担心他权力太大对儿子形成威胁。
这涉及到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衡的问题,两大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皇权既要依靠士族,形成有效的统治力量,又要限制士族,避免权力太大而颠覆皇权,所以必须引入第三方势力起到牵制作用。
唐朝时,士族对皇权的影响已被削弱,但关陇集团这一门阀士族集团仍是建立大唐政权的基础。贞观初年,李世民大力扶持政权中的寒微人士与庶族地主,比如魏征、马周、刘洎、张行成、张亮等人,并且重视科举取仕,希望进一步削弱关陇门阀的影响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随着李承乾与李泰的太子之争与李治的上位,李世民被迫调整了这一策略。李世民认为李治虽然仁孝有加,但魄力不足,过于懦弱,无法接过他的大旗,继续打压士族,所以清洗了岑文本、刘洎、张亮等人,转而依靠士族的强大力量,希望实现皇权的和平过渡。但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完全依靠了士族力量,从托孤的三个人的背景来看,无处不在体现这制约。
长孙无忌是鲜卑贵族,根正苗红的关陇士族集团,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李治的铁杆支持者。是李世民托孤的中坚力量。
褚遂良的祖上仕与梁陈,父亲褚亮是原是陈朝官员,后仕于隋,隋灭后以文学出众被李世民招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可以说,褚遂良代表着南方士族力量。
李世勣是大唐元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代表着庶族势力,而且他战功卓著,为人和善,战功与赏赐大都分给部下,在军队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威望。所以李世勣不但代表庶族势力,还代表着军队势力。
所以,李世民如此托孤安排有如下三个期望:
其一,对三人充分的信任,希望三股势力在三人的领导下都能团结到李治的周围。
其二,希望三人代表三种独立的立场,都效忠于皇帝。李世民遗言中对褚遂良那番话说明了他应该起到的作用是:在皇帝与长孙无忌之间起到主持公道与调解的作用,并能时刻提醒长孙无忌,尽忠皇家,恪守本分。
其三,李世勣与褚遂良作用基本相同,对长孙无忌这一中坚力量起到牵制作用,只不过褚遂良在明,李世勣在暗。为此,李世民瞒天过海,专门安排了一场表演:临终前故意将李世勣贬为叠州都督,在让李治提拔他。表面上看这是李世民传授李治驭下之术,并考验李世勣的忠诚。但实际则是淡化了自己对李世勣的重视与信任,置李世勣与一个相对安全的境地。
但随后事情的发展远没有那么和谐,但也没有脱离李世民的预期。只是褚遂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早早投靠了长孙无忌;李世勣身上的担子则被加重了;而李治要比历史想象中强大的多。最终,通过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在李世勣的支持下,李治一举扳倒了长孙无忌所代表的关陇士族集团。
一切好像冥冥之中早有注定,李世民这一煞费苦心的托孤安排,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浅见寡识,以就正于大家。
参考资料:《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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