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
可见，此时四大致病说已经产生。
孙思邈认为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健康的基本物质是四大，即地火水风，并且“四大”也是导致疾病产生的重要因素，在著作当中具体论述四大发生病理变化时人体表现出相应的病理反应。
禅对中医辨证论治的影响:
禅医认为，对于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必须以个人心灵的体验得到显现，只有经过心灵体验的确认，外界事物和现象才获得真实存在的意义，只有当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突破各种隔阂，揭开层层迷雾、直接沟通，世界才能呈现真实、纯粹的面目，心灵才处于一种“应用自在”的无所滞碍的本然状态。
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归根究底需由个人体验所得，是一种“悟”的结果。强调直观领悟，中医学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觉来把握世界，感悟生命。
中医学的诊治过程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通过直观外推和内向反思，也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不受某些症候的影响，找出疾病的本质，也是一种悟的过程。
禅医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中医学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合。
禅对中医药物学的影响:
佛医中用以治疗的药物多是草类、木类、矿物类，如龙脑、乳香、木香、豆蔻、郁金、诃黎勒(诃子)、返魂香等，原产于印度、西域、东南亚等地,伴随佛学传入我国，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医中记有杨枝揩齿的方法，“嚼杨枝具十德者:一销宿食;
二除痰饮;
三解众毒;
四去齿垢;
五发口香;
六能明目;
七泽润咽喉;
八唇无皲裂;
九增益声气;
十食不爽味。
晨朝食后。皆嚼杨枝;诸苦辛物，以为齿木，细心用之，具如是德”。(《华严经》卷十一)《僧祗律》中有:“若口有热气及生疮，应嚼杨枝咽汁”。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则引证此说，记为“柳枝祛风、消肿、止痛，其嫩枝削为牙杖，涤齿甚妙”，可“煮酒漱齿痛”，或用白杨“煎醋含漱，止牙痛;煎浆水入盐含漱，治口疮”。
佛医对中医治疗学的影响:
《天竺经眼论》中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最早记载，由印度僧人传授予谢道人，《外台秘要》称“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由于这种手术疗效显著，故常被中医家采用;而《目经大成》中的金针拔障术八法:“审机、点睛、射复、探俪、扰海、卷帘、圆镜、完壁”,《龙树菩萨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被中医所接受。佛医的香囊、灌肠、鼻腔给药、药浴、服水、咒禁等独特疗法，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
《千金要方》还记载了“天竺国按摩法”，并称“此是婆罗门法”。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所载的“可用涤荡滓秽，可以浸润焦枯”的“服水”方法，就是佛医中的“服水术”。
佛医戒律对中医医德规范的影响:
中医曾沿着中国儒学思想而说“仁者寿”，而佛家则强调“慈悲是长寿之道”，显然在医学伦理方面中医与佛学是相通的。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的自序中体现了“医为仁术”这样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这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佛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界所固有的医学伦理观念。而佛学传入中国后，佛学的慈悲心又影响了中医，使中医在仁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慈悲心。
我们在唐朝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就可以窥见到这样的佛学慈悲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佛医的全部行为都以佛教的戒律为约束，其历史发展对中医的医德规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孙思邈主张业医必须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创立了以仁爱慈悲思想为核心的医德规范。他在《备急千金要方·总论》中，特意撰写了《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医德规范问题，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和医生的习艺治学问题，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陈实功在所著《外科正宗》一书中，提出了“医家五戒十要”。在研习医技、精心处方、对患者一视同仁、救助贫穷之家、尊重同道、尊重妇女等方面，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之，佛教戒律对传统医德医风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对警戒医家、淳化医风起到较大的作用。
佛医思想与中医思想的“和”一性:
佛医思想在病因认识、治病方法、整体施治、生命研究、医学伦理、养生理念诸方面都与中医有高度的和一性。
致病因认识的和一性:
佛医认为外在的四大不调是致病的因素，但是内在的贪、瞋、痴三毒却是主因。“我现在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过去的妄想所造成的。众生因为执着了我相，所以才产生烦恼和疾病”。(《维摩诘经》)佛医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与中医有相通之处，如佛教的极微说和中医的元气论、佛教的缘起法与中医的天人感应、佛教的诸行无常与中医的恒动观、佛教的四大学说、五大归纳法与中医的阴阳五行说、都有相同之处。《佛说佛医经》指出患病的十种原因即十因缘为“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洗，六者嗔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同时又指出造成非正常死亡“命未当尽为横尽”的几种原因:“不应饭为饭，不量饭，不习饭，不出生，上热”;智者大师认为有“三种得病因缘……一者四大五脏增损得病。……二者鬼神所作得病……三者业报得病”。《中华大藏经》记为:“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乐不调适。亦有二种，一曰身病，二曰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忌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复次善男子身心之病有三种，何等为三:
一者业报，
二者不得远离恶怼，
三者时节代谢生。……何者为死?
死者，舍所受身。
舍所受身亦有二种:
一者命之尽死，
二者外缘死命”。
这些论述与中医的病因病机理论基本是一致的。
治病方法的和一性:
《黄帝内经》在用药物的同时，也倡导“治神”与“移精变气”，提倡用心药，认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自然疗法医学也是主张用心药的。佛学在救治民众人生八苦时所用的就是心药(法药)，对于众生八万四千烦恼病，佛医建立系统完整的治疗思想，例如，对于贪、瞋、痴三种情况，贪欲心过重的人，佛医以不净观来对治，观想不净的种种，引发对贪爱的厌恶、弃舍;对于瞋恨心过重的人，以慈悲观对治，凡有怒念，只要一念慈悲心起，怒气就自然消退;若愚痴心太重，佛医就以因缘观来对治，开通达观地联想到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无常生灭，或如飞尘或如粪土，固执以求，求之不得，徒生苦恼，持愚持痴实无意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佛医的调整心性继而懂得陶冶心神，修养自己的心地，凡事心平与气和，必能受用无穷。这与中医思想颇为相合，明代憨山德清大师说“老病死生谁替得，酸甜苦辣自承担，一剂养神平胃散，两重和气泻肝肠”。从察病到治病、调养都已经十分有中医思想的痕迹了。
整体施治的和一性:
从整体观上看，佛医与中医都是先以人的整体性入手，而西医则是先以人的局部入手，忽略了人的整体层次。
佛医还特别重视病人的康复,提倡护理好病人。佛教把“看护病人”列为“第一福田”。从医学的本质上讲，医学之道就是祛病救人，健康长寿。故佛医中的中道观与中医的整体、平衡观具有合一性。若以佛教唯识家的心王和心法看来，就是心王神明，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等八识就会各安其守，上传下达，政令畅通。以此养生，就会延年益寿。否则，心王不明，贵贱不分，八识相乱，政令闭塞，心所有法中的烦恼、随烦恼就会产生。如此非但不会长寿，还会灾祸临头，危及生命。
神秘色彩的和一性:
中医脉诊，通过脉搏的率律去推判营卫、虚实与脉气盛衰等临床意义，是西方现代医学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不能完全解释的内容。中医一直为西方医学所诟病，是因为中医领域中有许多西方现代科学所无法观测到的神秘内容，比如人体的的经络分布，精气神的存在，佛医中的气、脉、明点、业这些都被打上了“神秘主义”，被定为“迷信”，当中医人士试图以科学语言解释这些“神秘色彩”时又被打上了“伪科学”外外呈现“二元对立”思维。对于经络体脉，中医在物质研究上走出别样的路径，总结出人体穴位分布，开拓了针灸、艾灸等治疗方法。
佛医对于气脉则在意念研究上走出了自由天地，开拓出深远细密的禅修方法。对于这些目前现有科学手段的认证体系所无法见证的经、脉认识，在西方医学主导的医学语境里，都被打成了“迷信”、“不科学”的记号。其实，科学从来都是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程度而不断修正的。一千年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被五百年前的科学所否定，五百年前的科学又被一百年前的科学所否定，一百年前的科学被现在的科学所否定。那么现在的科学又怎么能保证不被一百年后、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科学所否定呢?相信中医、佛医的诸多内容会和
日食、潮汐一样，曾经的神秘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成为科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