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对每一个阳光少年来说,都应该是美好而灿烂的,然而我的十四岁却是何等的无奈,何等的痛苦,留在心中的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也是苦涩的。
当年在我的老家海安瓦甸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听说吃粥就要哭,
锅盖一掀照见屋,
勺子一撂霍的笃,
被子不曾捂得暖,
尿马倒要满!
我确实是哭过一回的,因为那个天天吃粥的年月。
父母的辛劳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气候下,是自不待言的。母亲总是穿着一件摞满补丁的衣服,每天起早贪黑,忙完了家里,还得去生产队里挣“工分”。一天能有五分工的进帐,对她来说就是欢天喜地的事情,每当此时,母亲便会在每顿例行的稀粥里加上一两块番芋,算作庆贺。而当时每个劳动日大约是七毛五分钱,也就是说母亲从早忙到晚大约挣了不到三毛钱。家里的开销自然是少不了的,左邻右舍的婚丧喜事,四个孩子的学杂费用也就都从这三毛钱的工分中抵销。母亲现在时常说起当年卖鸡蛋的事,一只鸡蛋在就近的庄上卖是二分钱,到十五里之外的供销社是三分钱,为挣这一分钱,母亲不知跑了多少趟。
在这样的生活境况下,日常生活当然只得省而又省,简而又简了。每月十五斤的口粮,又不全是大米,还有大麦、元麦、土豆之类的杂粮,无法满足一家六口吃饭的需求,所以一日三餐、一月九十顿的饮食也就自然而然是单调乏味的糁儿粥,连一点油星也没有。粥量是越吃越多,肚皮是越吃越大,骨头是越吃越软。我曾创下一顿吃七大花碗的惊人记录。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可以吃上一顿饭,但那必须是几年没来过的远路的嫡亲亲戚突然光临。农家人待人诚,不肯在亲戚面前叫穷,哪怕日后稀粥再稀一些,该打肿一回脸的决不手软。记得有一回远在东台的大表哥来了,母亲照例是欢天喜地地忙前忙后,边摘菜边叫大姐:“快淘米,今天煮饭!”米刚下锅,表哥却要走,说仅仅是顺路看看舅舅舅妈,还得去别处办事。母亲没拦住他,转身就跑进厨房,拿起淘箩把米从锅里捞了出来。母亲后来还自豪地说,那顿米晒干后够全家吃了十天……
最让人揪心的是我十四岁的生日。那天中午我从教室飞也似地回家,已经连续几个月没见半粒米饭的我,一路上就在梦想着今天母亲能否给我煮一顿雪花般白的米饭,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想必母亲是不会忘记的。我感觉到路边的小草是那样美丽,臭水沟也变得那么迷人,所有的曾经令人生厌的一切都已冰释前嫌,我的步伐是何等轻快,心情是何等爽朗,我甚至发誓一定要加大碗旋转的角度舔净饭碗的每个角落。
远远地,我看见母亲手捧饭碗,站在门前的大路上,从她吃的动作我判定母亲正陶醉于大米饭的芳香和甜美之中。我走近了,问:“妈,今天吃什么?”“粥”,母亲说。顿时,我的整个身子就像掉进了冰窖里,我急了,一头冲进厨房,掀开锅盖,果然还是那令人讨厌的糁子粥,而且稀得照见我的脸。我扔下锅盖,转身双手吊住碗橱门,任凭泪水倾泻,任凭哭声在空中回荡。我实在感到太委屈了,我的确在心里怨恨着母亲,我甚至在痛恨自己为何投错了胎,懵懵懂懂地撞到了这样穷的人家……
一直到下午快上学时,我的哭才渐停渐止,当然还是义无反顾地喝下了几大碗粥,并且狠命地把碗摔到地上。哥哥姐姐在一旁瞪大了同样是无奈的眼睛瞅着我,母亲也没对我这放肆的举动说什么,只是在一旁悄悄抹眼泪。
是啊,我又怎能怨恨母亲呢,又怎能怨恨这个家呢?我在四兄妹中排行最小,是家里的“惯宝”,好吃好喝的还都先让着我,更何况在那个年月哪一家不是如此呢?最近回老家,母亲还说到那年那月,她说你十四岁时还不是最困难的呢,集体食堂那阵子才真是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呢,你外公就是那时饿得没办法上吊死的……唉,怎会有这样的世道呢?
十四岁,我饱尝了几乎是一生中最难熬的苦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就是在这贫困交加的年头,一路刻苦考进了县城重点中学,而后进了大学。虽然事隔三十多年,父母和我的日子也算是丰衣足食,吃米饭不成问题,吃粥倒成了一种时尚,可我就是忘不了那个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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