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之藤何以缠绕权力之树

权力的能量远远大于金钱。一个人只要手中握有权力，即使没有钱，他也可以左右别人的生死，引发人们的恐惧，但如果一个人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那么，他很容易成为别人嫉妒和仇视的目标，就像路边一块没有归属权的肥肉，人人都想割一刀。

金钱之藤何以缠绕权力之树

——蠹鱼笔记

文/徐强

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视那些无权却有钱的人。即使是剥削和压迫，也都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惟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蠹鱼案】2005年6月，我写信给吉林省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建议他们翻译出版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学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编辑在回信中说，“这本书的版权比较复杂”，他们“一直没有买到版权”，其次，即使买到版权，也可能无法“过关”，获准出版。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林骧华翻译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终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了——恰好也是在6月的时候。这一年，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这本书的出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

以上是题外话，现在说说我抄录的这段引文。在对德国的反犹主义作了一番考察之后，阿伦特发现，当犹太人“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同时她承认，这个洞见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启发。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只要贵族还拥有无边的司法权力，他们就不仅被人容忍，而且还受人尊敬。当贵族失去特权，尤其是丧失剥削和压迫的特权时，人们觉得他们是寄生虫，在统治国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阿伦特和托克维尔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权力的能量远远大于金钱。一个人只要手中握有权力，即使没有钱，他也可以左右别人的生死，引发人们的恐惧，但如果一个人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那么，他很容易成为别人嫉妒和仇视的目标，就像路边一块没有归属权的肥肉，人人都想割一刀。

以阿伦特的见解来观照中国传统社会，无疑也是恰如其分的。《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话听起来不错，但怎样“富民”呢？《管子》写道：“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经商属于末业，“禁末作文巧”，就是禁止人们经商，可见《管子》提倡的“富民”之道，乃是“重农抑商”。韩非甚至把商人视为腐蚀社会的害虫，明确提出“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韩非子·五蠹》），也就是说，不但要严格控制商人的数量，还要把他们的名声搞臭，使他们灰溜溜的，没脸见人。商人既然是“贱民”，社会地位十分卑微，生命、财产安全当然谈不上任何保障。《三国演义》第六回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问题——

“李儒曰：'今钱粮缺少，洛阳富户极多，可籍没入官。但是袁绍等门下，杀其宗党而抄其家赀，必得巨万。’（董）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

先是给商人（或者有钱人）戴上一顶“阶级敌人”的高帽，然后判刑、砍头、抄家、没收财产——董卓和李儒的这一整套卑鄙恐怖的手法，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惯用，不应仅仅当作小说家言。直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影子，可见其流毒之久远。“籍没入官”这几个字表明，“官家”就是阿伦特所说的“真正的权力”，在皇权高于一切的中国传统社会，尤其如此。有权才能有钱，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少财产，标榜“天下为公”的皇帝是最大的私人财产拥有者，全社会的公产，都是供他挥霍的私产，随时都会被“籍没”。刘泽华先生指出，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属于“专制权力支配社会”，经济利益问题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掌权者“很少关心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而只关心其分配过程”，怎样生产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生产出来的东西抢过来”（参见《王权思想论》、《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这些论断，我认为是十分精辟的。在中国历史上，“劫富济贫”之类的口号特别容易招揽信徒，而且常常被视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实则不过是“重要的是怎么抢”这种官方的强盗逻辑在民间的变种。

私有财产权本来是抗衡政治权力的重要力量，穷人的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是非常形象的诠释。但在中国的皇权体系中，这种概念永远处于“真空”状态。私有财产在法理上无法获得保障，再多的钱都有可能被权力之袋席卷一空，那么，向权力献媚取宠，以金钱换安全，甚至收买、勾结权力，从而仰仗权力之势刮取更多财富，就成了惟一的出路，正如李贽所说，“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焚书·又与焦弱侯》）。在传统中国，专制权力是一株土壤深厚、枝繁叶茂的大树，金钱之藤只有紧紧缠绕权力之树，才能获得生机。只要这种垂直型的权力结构不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权力集团就永远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官商联体的官僚资本就永远是最安全、获利最丰的资本。强大傲慢的权力坦克轰鸣而来，反抗者都成了车轮底下的齑粉，只剩下卑微的人们，顶礼膜拜，进贡纳宝……用阿伦特的话来说，这就是在权力至高无上、没有任何边界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