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苟富贵，无相忘！”（《汉书》卷31）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农民之所以支持起义，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剥削阶级的非人压迫，希望能过上幸福安稳的好日子。主事者在起义之初，常常对农民许下“苟富贵，无相忘”的承诺，在夺取政权之后，也会施行一些减免租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与农民同乐。但是不久，他们就忘记了当初口口声声的许诺，忘记了农民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以前的统治者一样剥削起农民来了。不把农民当作“既得利益”的盟友，而仅仅视他们为“可供利用”的工具，“苟富贵，即相忘”，这就是历代农民起义连绵不绝的原因之一。失农民者失天下，征诸二十五史，屡得其实。
孝文帝：“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汉书》卷4）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反复强调，不能简单用“专制”一词来概括中国秦汉以降的历史。如果从历代政治制度微观上的变迁来看，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宏观上把中国的传统政治定性为“专制政治”，我觉得并无不妥。所谓“皇权”与“相权”之分，不过是表面文章，是一种虚伪的“权力制衡”，“相权”源自“皇权”，归根结底要向“皇权”负责；碰上皇帝年幼、无能，权力则操纵在宰相、太后或者阉党手上，仍然是“在予一人”的专制。不是“皇权”专制，就是“相权”、“后权”或者“阉权”专制。有人说，没有制度，什么都不可靠。可是有了“天下治乱，在予一人”的制度，那又如何？没有民主，什么制度都不可靠。
脱脱：“上命诸从姊妹皆分属诸妃，出入禁中，与为淫乱，卧内遍设地衣，裸逐为戏。”（《金史》卷5）
时常有人把某些党员干部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归因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省事而不负责任的托词。金废帝完颜亮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之君，公然和亲戚姐妹乱伦，赵翼说北齐文宣帝和隋炀帝加起来也没有完颜亮这么坏，受的又是哪门“主义”影响？封建主义？难道封建主义之前就没有淫乱？因此我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借用摩耳一句话，就是人身上还有“蛮性的遗留”，这种“蛮性”或说“兽性”，需要用长期培养起来的良知和羞耻心加以抑制。本能欲望不受任何约束，“势必至于把全世界供它的馋吻，然后把自己也吃下去”（莎士比亚）。
欧阳修：“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新五代史》卷51）
一个人能否健康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关系极深。所谓“习”，就是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在人人疾恶如仇、乐于从善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的犯罪几率必然大大减少，即使稍有差池，别人就会“鸣鼓而攻之”。相反，社会风气以钻营为能事，以弄虚作假为进身之阶，笑贫不笑娼，不笑贪而笑廉，则流风所及，势必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本质再好的人，也难免会“异化”，随波逐流，甚至为非作歹。我们在贪官的忏悔书中，经常能够看到“社会风气不好”、“没有人及时提醒”之类的话，这固然是开脱罪责的狡辩，却也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墨池里边，怎么会养出一只白天鹅来呢？
包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宋史》卷316）
从这段话来看，包拯大概觉得当官的主要品德就是清廉，所以动用了“家法”这么严厉的手段来告诫后世子孙不要贪污。但是胡适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胡适说，若是清官只局限于不贪钱，“国家何不塑几个泥像，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要钱吗”？“包青天”的价值，不仅在于独善其身的清廉，更重要的是清正，就是实事求是，明辨是非，执法公正，处事公平。毕竟“道德威望”并不等于“执政能力”。如果以为打着“清廉”的招牌就可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借“高道德”之名行“低能力”之举，这种“清官”，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不要也罢。
张释之：“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史记》卷102）
孝文帝坐马车外出，一名农民回避不当，吓了马一跳。孝文帝龙颜大怒，恨不得把这个农民的脑袋一刀剁下来。廷尉张释之却严格按照朝廷制定的“交通规则”办事，只是罚了一点钱就把农民放走了，并且解释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冒犯的是皇上，就置法律于不顾，随便加重处罚，不然，法律就会变成一张骗人的白纸。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像张释之这样，坚决排除行政干扰，为了维护法律尊严而不惜犯颜直谏、据理力争的执法者，恐怕并不多见，所以司马迁夸奖他是一条“守法不阿意”的直肠子。而透过这种夸奖，恰好可以看出人治体制的尴尬：捍卫司法独立不是执法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反倒成了一种珍稀的先进典型的品格，乃至于珍稀到可以“名垂青史”的地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