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下半身”写作，声名狼藉，人称“垃圾”。诗人花枪的一句诗：“祝福初恋情人/在别人的床上幸福、安全”，却使我很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占有和被占有、奴役与被奴役，还有宽容、尊重和平等。对别人的幸福，非但不妒忌，反而为之送上真诚的祝福——我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
◆比尔斯说，婚姻是“一种共同体的形式，它包括一个男主人、一个女主人和两个奴隶，但他们加在一起也就是两个人”。婚姻之所以令人心力交瘁，身心俱疲，就因为演员只有两个，而必须扮演的角色却有很多。
◆车篮里被人塞了一张“阴茎增长”的广告。我不知道这算是进步还是退化。当男人值得炫耀的东西只剩下阳具时，我更愿意向一头海象表示我的敬佩之情，因为海象的阴茎骨长达60厘米……
◆电视里，老爷对新娶的姨太太说：“你可以不爱我，但是我不允许你去爱任何人！”这样的老爷做了官，“民意”就是他的姨太太。
◆戴名世《忧庵集》：虫子不停地吞噬树叶，直至树叶枯黄、凋零。虫子和树叶一起掉到地上，树叶化入尘土，虫子则成为蚂蚁的美餐。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正做着虫子的事情，而且做得津津有味。
◆罗隐《谗书》：“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所谓“英雄”，有时候不过是这样一种人：他做了不太干净的事情，却可以解释得干干净净。
◆并非每一个高呼“打倒偶像”的人都值得歌颂。有人高呼打倒偶像，乃是出于他自己要充当偶像的目的。一部二十五史写得明明白白：无数偶像倒下去，又有无数偶像被供奉起来。
◆公理即强权，强权即正义——哲学家耗费无数心血构建起来的华丽的语词宫殿，常常在这句话面前轰然倒塌。这真是一种极具讽刺性的悲哀。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也有一些人，他们的言论自由，却是不断制造谎言的自由。他们只不过在用新的谎言取代旧的谎言。言论自由成为篡改历史、歪曲真相、颠倒是非黑白的幌子。阿克顿说，自由意味着“增加责任”，自由与道德“密切相关、须臾不可离”。没有良知的自由，恰恰是自由的敌人；借自由之名玷污自由，与扼杀自由同等有罪。
◆我对一只猴子说：“快，站起来，你将得到'人’的待遇。”猴子一脸鄙夷：“你们除了站着，和我并无多大分别。”
◆思想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个群体的特权。即使是尘世间最卑微的人，也会有他自己的思想，或者说，有思想的权利与自由。一个思想者与非思想者的区别在于：他是否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谓“负面新闻”，就是某些官员看了感觉不爽、胃口不开的消息。官员眼里的“负面新闻”，常常就是百姓希望知晓的“正面新闻”。
◆我觉得“刁民”是一个很滑稽的词语。民的对立面是官。如果“刁民”一说成立，那么“刁官”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有口味刁钻、挑肥拣瘦的“刁官”，就一定有桀骜不驯、不平则鸣的“刁民”。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一个政权的历史，是政治化的历史。它的记忆，是“宏大叙事”的记忆。只有透过“宏大叙事”的面纱，人们才能恢复那些喜怒哀乐历历在目的私人化记忆。通往未来的幸福之路，从学会记忆与遗忘开始。历史悲剧之所以会重演，灾难之所以会一再降临，就是因为人们遗忘了本应牢牢记住的历史真相，却记住了那些应该被遗忘得一干二净的政治化假象。
◆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有时候被歌颂为“革命”，有时候被指控为“暴乱”。这常常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和口味。
◆有的“真理”只不过是杜撰；有的“真理”只不过是嗓门高；有的“真理”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有的“真理”只不过是金玉其外；有的“真理”只不过是老子天下第一；还有一些“真理”，只能依靠权力或者武力来维护其神圣地位和“一贯正确”。
◆庄子说，相濡以沫。我却看到很多人在相“辱”以沫。当无聊成为时尚，口水便不值一钱。
◆克尔凯郭尔《或此或彼》：“在一家剧院，碰巧后台起火了。小丑出来对观众讲话。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并鼓起掌来。他又告诉他们，他们依然欢闹不止。”我由此而想到端坐在主席台上一本正经地发表廉政报告的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员们。听众的掌声，总是及时地响起，但是谁敢肯定，这些掌声，不是对“一个笑话”的回报呢？
◆和谐不是全体的绝对同一，千人一面，而是独立个体的相互包容，和而不同。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有了冲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得以公平解决的社会。依靠强制手段来维持的和谐，是伪和谐。“伪和谐”等于“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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