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宣反对节假日加班
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一笑相乐，斯亦可矣！”扶惭愧。官属善之。（班固《汉书·薛宣传》）
徐坚《初学记·政理部》：“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每五天休息一天，这是汉朝官员的例假。例假之外，还有节日的休假。所谓“日至休吏”，就是说，每年的冬至和夏至这两天放假，不用上班。张扶是薛宣的手下，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大概他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所以坚持办公，不愿意休息。在某些人看来，节假日加班，坚守工作岗位，这是一种默默奉献、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值得大力提倡，但是薛宣似乎不吃这一套，他不仅没有表扬张扶的公而忘私，反倒给张扶上了一堂思想课：“工作再忙，也不能把老婆孩子扔下不管吧？上班归上班，放假归放假，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家摆几桌，请朋友们过来喝两盅，大伙儿乐一乐！”薛宣官至丞相，封高阳侯，但很多举动并不值得恭维，不过在张扶这件事情上，他还是做到了“以人为本”，符合人之常情，所以经他这么一开导，张扶马上就脸红了，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异议。杨联陞先生指出，从两汉至明、清，官员的例假日是“不断削减”的，原因是政务不断增多，皇帝的专制权力不断增强，对官员的控制自然也就越来越严酷。（《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如此说来，对休息权的争取，岂非就是对个体权利的捍卫，以及对皇权专制的反抗吗？
又，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官吏洗沐，在周秦时不见。然汉制多沿秦，疑秦时即有，载籍失之耳。洗沐亦名休沐，借洗沐之名出署休息一日。盖古官吏与后世异。既入署，则日夜寝食于其中。至五日洗沐，然后得出。凡请宾、访友、游戏诸事，皆于是日行之。非若后世官吏散值即归私邸也。”尚先生指出，汉朝官员上班，是要住在办公楼里的，不像今天这样，下了班可以回家享福。那么，例假和休假对普通的公务人员来说，就更加重要了。这是他们与家人、亲友团聚的难得的时光，弥足珍贵。意识到这一点，薛宣的劝导和张扶的惭愧，更显自然，更具人性。
“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其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覆。”上怒，下崇狱，穷治，死狱中。（班固《汉书·郑崇传》）
从前，汉哀帝刘欣听见郑崇的脚步声，总是笑着说：“我识郑尚书履声。”那时候，他很器重敢说真话的郑崇。但是，郑崇后来得罪了两个人，他和皇帝的关系就闹得很僵了。这两个人，一个是傅太后，一个是董贤。傅太后是刘欣的祖母，要求刘欣封她的堂弟傅商为侯，遭到郑崇反对，于是勃然大怒，数落刘欣说：“你贵为天子，怎能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臣子呢？”董贤则是刘欣的男宠，刘欣对他有“断袖”之爱，缠绵得死去活来，差点就把皇位“禅让”给他了。一个是皇帝的老祖宗，一个是皇帝的枕边人，郑崇全得罪了，他惟一的出路，就是死，只有死，才能化解皇帝对他的仇恨。当然，他死得很有骨气，令人肃然起敬。刘欣指责他说：“你家门庭若市，好处捞了不少吧？”郑崇答道：“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我读《汉书》至此，不禁怦然心动，拍案叫绝。一个在官场上挣口粮的人，身处乱麻一般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应酬，每天都要解读各种各样的脸谱，每天都要面对瞬息万变的宦海风云，无论如何喧哗，如何嘈杂，他的内心，始终像止水一样宁静，俗世间的歪风邪气，在如此宁静的水面上，无法掀起一丝一毫的波澜，这是何等超脱的人生境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郑崇之谓乎？
官员的“功能性卑贱”
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班固《汉书·循吏传》）
龚遂“形貌短小”，皇帝很是瞧不起他。但他出任渤海太守之后，励精图治，很快就把渤海郡管理得井井有条，“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再也没有人去做贼了。这回，皇帝对龚遂刮目相看，马上派人召他进京。龚遂手下有个姓王的酒鬼书生，趁着酒意，提醒龚遂说：“您见了皇上，千万别说您有什么功劳。一切功劳都是皇上的！”龚遂照办了，结果龙颜大悦，龚遂和书生都升了官。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官员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皇帝的英明领导，刘泽华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为“臣下的功能性卑贱”。这是与“臣下的本体性卑贱”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臣子的社会地位，生来就比皇帝低下，这叫“本体性卑贱”；臣子作为皇帝的工具，必须为皇帝所“用”，才有价值，皇帝不用你，你就是废物一个，你的功劳，归根结底是皇帝“用”你的功劳，所以你必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这叫“功能性卑贱”。“臣子说自己无知、无能、无用是君尊臣卑理论与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普遍性的个体价值否定，最终导致所有的臣子无人格、无主体、无意义，并为臣子天然的谬误与有罪做了铺垫。”（刘泽华《王权思想论》）既然一个人已经沦落到了“无人格、无主体、无意义”的地步，窃以为这不但是“功能性卑贱”，也可以说是“性功能卑贱”。除非在精神上集体阳痿，硬汉们很难在专制社会里滋润地活着。
从内部攻破堡垒
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汙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班固《汉书·张敞传》）
清人汪琬在《钝翁类稿》里曾经提到过一种叫做“鸭媒”的角色：“江湖之间有鸭媒焉，每秋禾熟，野鸭相逐群飞，村人置媒田间，且张罗焉。其媒昂首鸣呼，悉诱群鸭下之，为罗所掩略尽。”简言之，所谓“鸭媒”，就是鸭子队伍里被人收买了的奸细，因为得了主子打赏的一点口粮，就跑到田里嘎嘎叫，引诱别的鸭子上钩，自投罗网。这种挑拨同类自相残杀的手段，是张敞的拿手好戏。他在胶东整顿社会治安，办法就是张榜悬赏，让盗贼们互相追杀，谁把对方干掉，谁就可以免罪，结果盗贼们你杀我，我杀你，死了个精光。张敞出任京兆尹的时候，同样是用这招来对付京师长安里的小偷们。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京城小偷的几个“带头大哥”纷纷表态，愿效“鸭媒”之劳。于是张敞录用他们为公务员，并给他们放了几天公休假。小偷们看见“带头大哥”做了官差，高兴得不得了，以为从此真的官匪一家亲啦，个个跑上门来祝贺，划拳喝酒，烂醉如泥，没想到衣服上被“带头大哥”趁机用颜料做了记号，酒醒后在大街上晃悠，被治安警察一逮一个准。——类似的事情表明，堡垒是很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面对利益的诱惑，任何一个阵营里的人都有可能互相出卖，不仅“飞车党”这种乌合之众是如此，即使组织严密的集团，也鲜有例外。
侦探政治是专制政治的表现形式
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湖都亭长西至界上，界上亭长戏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亭长既至，广汉与语，问事毕，谓曰：“界上亭长寄声问我，何以不为致问？”亭长叩头服实有之。（班固《汉书·赵广汉传》）
赵广汉是昭、宣时代的清官，官至京兆尹（相当于今北京市市长），为政清廉，不畏权贵，在民间威望甚高，据说他被腰斩时，有数万人为他流泪、求情。但他处理政务的手段很是阴森恐怖，不足为训。比如他任颍川太守时，对付豪强势力的办法，就是大兴告密之风，“吏民相告讦，广汉得以为耳目”。又比如，湖都亭长和界上亭长的私人谈话本来是很隐秘的，却逃不过远在京城的赵广汉的法眼，赵广汉因此被目为“神灵”。他果真是“神灵”吗？我相信，只要有权力在全国各地安插大批“秘密警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赵广汉般的“神灵”。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史记·商君列传》），熊十力先生称之为“侦探政治”，赵广汉的为政之道，实乃滥觞于这种侦探政治。侦探政治是专制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目的是使天下之人互相窥探，互不信任，人人自危，从而沦为专制者的驯服工具：“天下皆为独裁者视听，则天下之耳皆自失聪，徒为独夫作资具耳。天下之目皆自失明，亦徒为独夫作资具耳。天下之耳目皆自失其聪明，则天下残毁，百世而难复活也。”（熊十力《韩非子评论》）赵广汉享有清誉，他的为政之道很容易被视为“清官之道”而获得认同，这是尤其需要警惕的。
又，商鞅最后被秦惠王处以车裂之刑，个人遭遇极为悲惨，但是他的学说却被历代专制统治者奉为治国圭臬，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确非虚言。清世宗雍正就是施行侦探政治的又一个杰出代表。李伯元《南亭笔记》云：“雍正在外邸时，恒与商贾杂处，以深自韬晦。……及登大宝，各省皆置秘密侦探队。吏民一举动必以闻。吏则溺职有诛，民则偶语有罚，朝野肃然，不敢相欺诈。”又据昭槤《啸亭杂录》，雍正时，“王殿元云锦于元旦同戚友为叶子戏，忽失一叶。次日趋朝，上问夜间何以为欢，王以实对。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状元郎。’因袖中出叶示之，即王夜间所失叶。”种种阴森恐怖之状，无非商鞅之法的翻版。
公孙弘的借刀杀人术
上愈益贵弘、汤，弘、汤心疾黯，虽上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班固《汉书·汲黯传》）
汲黯是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直臣”，史书上说他“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史记·汲郑列传》），什么人都敢骂，什么话都敢说，弄得汉武帝很矛盾，一方面称赞汲黯是“社稷之臣”，一方面又大骂汲黯不识时务，是头蠢驴。汲黯最看不顺眼的两个人是公孙弘和张汤，他骂公孙弘是马屁精，靠溜须拍马当上了国家总理，又骂张汤是文棍、刀笔吏，整天只知道无限上纲，陷害别人。张汤出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时候，汲黯当着他的面劈头就骂：“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而公以此无种矣！”所谓“而公以此无种矣”，就是你这个王八蛋早晚会断子绝孙！公孙弘和张汤被他这么一骂，当然恨得要死，但因为汉武帝喜欢“儒术”，所以他们也必须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不能亲自动手收拾汲黯。有什么办法既能把汲黯置于死地而又显得比较体面呢？公孙弘的妙计是，让汲黯担任右内史（掌管首都行政），去管理京城的那帮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只要这些人被惹火了，就可以替汲黯收尸了。公孙弘不愧为官场老手，把害人的话说得很动听：“汲黯同志是国家的栋梁嘛，首都治安这么乱，只有像汲黯这样优秀的同志才有能力把它管好啊！”——要不是汲黯命大，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又，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可见公孙弘是一只“笑面虎”，借刀杀人成为他的惯用伎俩也就毫不奇怪了。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马屁精，不屑与其交往，同样遭到公孙弘的嫉恨。公孙弘对汉武帝说：“董仲舒先生是辅佐胶西王的惟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要把董仲舒弄到胶西王身边呢？胶西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野蛮残暴，“数害吏二千石”（《汉书·董仲舒传》），如果董仲舒得罪了他，人头不保。幸运的是，“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史记·儒林列传》）。公孙弘的阴谋再次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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