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元月中旬，为了扩大百团大战战果，配合冀南军区反扫荡，我冀鲁豫军区兼教导第三旅司令员杨勇，率领主力部队第七团和我们特务第三营（军区警卫营）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在当年梁山英雄活动过的潘溪渡至鄄城县之间设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日寇一个中队，缴九二式野战炮一门。给了回师华北进攻鲁西南的日寇木村师团当头一棒。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得悉，恼羞成怒，急欲报复，限令短期内纠集了以木村师团为主的敌伪军万余人，配备汽车千余辆，坦克二十余辆，大炮数十门，飞机十多架，从京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线向我冀鲁豫地区压缩，重兵集结于大·名、临清、聊城、济宁、荷泽等地，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我冀、鲁、豫中心区淮、范、观、朝等县猛扑过来，妄图一举荡平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活捉杨勇。
一月十六日上午八点钟，军区在龙王庄召开了营以上子部反扫荡战斗动员会。会上杨勇司令员对各部队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的任务作了部署。苏振华政委、曾思玉主任，就当前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和有利因素及战时的政治工作和注意事项作了重要指示。
当天下午我们营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动员会，钟铭新营长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我们营的任务是保卫首脑机关的安全。教导员邱良左同志就反扫荡时的政治工作及注意事项作了补充讲话。
最后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邱如发同志讲了话，他是派来帮助我们营做好战斗动员并同我们一块行动的。他说：“冀南军区的反扫荡尚未结束，他们的首脑机关均已转移到卫河以东，这就更说明我们保卫首脑机关任务的重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掩护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学校、报社、后勤医院、被服厂、文工团等的安全转移，要保证他们万无一失。党和上级信任你们，给你们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希望同志们回去给战士们讲清楚。”到会干部一致表示，坚决保证完成任务。
下午四点，接到司令部命令：六点钟吃晚饭，七点钟到达龙王庄大操场集合，九点钟从龙王庄出发，往西北而行。
深夜两点多钟，我们来到军区首脑机关宿营地马集，大家坐在外面休息。过了一个多钟头，才接到宿营命令。命令的大意是：令特三营营部率九、十两连进驻苏村（今聊城莘县张寨乡），向朝城方向警戒，要构筑防御工事。
苏村座落在马颊河东岸，在朝城（朝城县建置废为朝城镇，今隶属于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西南，距敌人据点十七公里。这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庄，它中间有一条丁字街，东通朝城，西通马集，西面已挖成一条半人多深的抗日沟。西南是开阔的平原，旧有的围墙只剩下一些土埂。
苏村的老乡们听说要在这里打仗，在村长的带领下，男女老少一齐忙开了：有的忙着给战士们做饭，有的忙着给战士们送工具。挖工事的战斗展开以后，一伙青壮年在民兵连长带领下，同战士并肩战斗，他们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在严寒中干得汗流侠背。早晨七点钟的时候完成了抢修工事的任务。
营长命令收工吃饭之际，九连哨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敌人的汽车，尘土飞扬。话音刚落，九、十连的哨兵相继鸣枪报警。正在洗脸的钟营长，披了衣服，提着盒子枪就向九连阵地跑去，我和四名通讯员跟在他的后面。我们跑到街心，碰见许多受惊的男女老少乡亲们纷纷向村西跑去。
我们刚刚到九连阵地，就看见六辆满载鬼子的汽车，向苏村飞驶而来。营长马上命令说：要沉住气，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东北方向黄沙滚滚，汽车发出嗡嗡的声音，向苏村逼近。
三百米，二百米，当敌人进入我交叉火力圈时，营长用驳壳枪一指，喊声“打！”早就瞄准好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枪声响成一片，浓烟卷着火焰腾空而起。汽车停住了，未被打中的鬼子立即从车上翻滚到地下，向村东我九连阵地冲来，遭我猛烈射击，杀伤过半，未被打死的鬼子趴在地下不敢动弹。
敌人的后援部队迅速赶到，数十辆汽车停在四百米以外，几百名鬼子跳下汽车，在几十挺机枪和几十门小炮的掩护下蜂涌而来。又被我以猛烈火力杀退。敌人的锐气受挫以后，跑到被打坏的汽车后面隐蔽着。
上午十点多钟，双方停止了射击，战场一片寂静，这意味着更残酷的战斗即将到来。此时，我们的战士们忙着修复工事，包扎伤口，准备弹药。我们发现弹药消耗太大，有的同志将子弹和手榴弹快打光了。怎么办呢？营长同我商量，将九、十两连的两个新兵排撤出战斗，用他们的子弹、手榴弹和刺刀补充老战士，同时决定将重伤员撤走。
这时，我们从望远镜里发现，从敌人一辆小型摩托卡上跳下来一个身穿黄呢大衣，头戴黄呢皮耳帽的指挥官。他用望远镜窥察我方后，就指手划脚，向一群同样打扮的下级军官训话，大概是在交代什么新任务。这里鬼子散开后，他又指挥汽车拖着大炮，载着士兵向苏村北、南两翼运动。
当时钟营长对黄连长说：“你派人找几辆大车或木料、石头堵住村口，防止敌人的坦克来。”又对我说：“副教导员，我们到指挥所去商量一下怎么办。”他刚站起身来，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臂，鲜血直流。包扎完伤口，我们一同来到营部门口，就听见四架敌机又从东北方向飞临顶空盘旋、扫射轰炸。
钟营长说：“这里做指挥所不好，看不见敌人，应当将指挥所设在村北。”话未说完，十连连长朱绍清，用绑带挂着胳膊来到跟前，我们询问了他的伤情，考虑他伤了右胳膊，战斗有困难，决定让他带着两个新兵排到马集找司令部去。他刚走，军区通讯连的四名电话员从马集拉着电话线赶到了。
钟营长带着电话员们走到村北面说：“这里便于掌握情况，指挥所就设在这里吧。”电话员以敏捷的动作很快接通了电话。钟营长说：“快请军区首长讲话。”因为他心急如焚，加上炮弹和飞机扫射的声音，他拿着话筒听不清对方说的什么。邱主任和邱教导员也都听不清，都急得满头大汗。
我接过话筒，蹲在地下屏住呼吸，用手指堵住左耳，细细倾听，才听清是何德全参谋长讲话。我向他汇报了战斗情况和敌人的动向，参谋长命令我们：“你们要坚决抵抗，死守苏村，阻击和牵制敌人，掩护首脑机关和后方人员安全转移！”我重复着每一句话，营长、教导员和邱主任在一旁仔细听着。
接着，钟营长向邱主任和邱教导员汇报了刚才两场战斗的情况。虽然敌人攻势很猛，但我们战士都很沉着，新兵也没有发生动摇的，打得既狠又准，满地躺的都是鬼子。但是我们的弹药已消耗过半，大概有近二十人伤亡。
为了节约弹药，延长抵抗时间和减少伤亡，又将两个新兵排撤下来，因此，能参加作战的人只有四个排，加上营部的人员，不到一百二十人。敌人大概是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团），有八十多辆汽车，一千多个鬼子，八门大炮。加上看见的四架飞机，来头不小。敌人正在向我南北两翼运动，企图包围我们。
虽然我们的士气很高，但根据参谋长的指示和敌我双方情况来看，下午将有一场恶战。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大家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经过商量作出如下决定：
一、坚决执行命令，完成阻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掩护首长机关和后方人员安全转移，保证他们万无一失。
二、死守苏村，与苏村共存亡，准备为祖国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三、坚决顶住，不让敌人进村，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敌人压力太大，我们伤亡过多，失去指挥，实在顶不住，那就只好退到村里同敌人打麻雀战，狠狠地打击和死死地拖住敌人。
四、节省弹药，不放空枪。
五、销毁全部文件，防止失密。
六、将重伤员隐藏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轻伤员继续参加战斗。
并决定将上述措施迅速传达到每个战士。
上午十一点钟，敌人部署完毕，开始向我营阵地疯狂炮击。步兵从南北两侧向我采取牵制行动，主要兵力仍集中攻击东面的九连阵地。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九连通讯员喘吁吁地跑到营指挥所说：“报告首长，黄连长受了重伤以后，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一群鬼子同归于尽了！部队没有人指挥，现在撤下来了，敌人攻进了村子。”钟营长命令我：“副教导员，你快去组织力量，坚决将敌人打出去！”
我随即离开营指挥所，来到村子中间，看见九连的战士们边打边撤，几十个鬼子趴在东街向西射击。这时我站在街北面一个胡同里，将撤下来的儿十名战士招到一块，向他们传达了军区首长的命令和我们的决定。
我的话未讲完，一架可恶的敌机在头顶上低空盘旋，发出刺耳的尖声怪叫。我立即命令机枪射手胡敬忠：“打！”他斜挂枪带仰起机枪就扫，其他战士也嚼哩啪啦地打了起来，刹那间，敌机拖着长长的浓烟尾巴，向东北逃去。
我想，还是对付地面敌人要紧，便说；“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把这股鬼子赶出去，收回失去的阵地，与苏村共存亡，拖住敌人，掩护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随即我命令一排长带领本排沿南墙冲，其他的人跟着我沿北墙冲。冲过一阵后，我又命令吹冲锋号，僚亮而雄壮的号声鼓舞着同志们英勇杀敌。
一排长王振山将一颗手榴弹投入正在射击的敌群，炸得鬼子吱哇乱叫，几个鬼子立即爬起来，“呀呀”地喊着要同我们拚刺刀。打红了眼的战士们迎刃而上，瞬间，发出一阵铿锵叮当，喀嚓呼畴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将子弹推上枪膛同敌人拚刺刀，然后扣动板机，将鬼子撂倒。
一阵厮杀，敌人抵挡不住了。一排长一把抓过敌人丢下的一挺歪把子机关枪，急速地向正在逃跑的一群鬼子猛烈地扫去，攻进村的鬼子就这样一次再一次地被我们打退。
钟营长听说九连夺回了阵地，带来几名战士，三名通讯员和一些子弹、手榴弹前来支援我们。我高兴地向他介绍了情况。这时，忽听南面炮声隆隆，机枪哒哒，人声嘈杂，钟营长不放心地说：“副教导员，快到十连看看，一定要坚决顶住！'
我背了一支钢枪来到街上，从鬼子尸体上掏了几排子弹，然后来到丁字街，见十连战士边打边撤，指导员严海元正在指挥抵抗，他见我在背后出现，喜形于色。急着说：“副教导员，敌人攻进了南门。”我说：“要沉着，赶快组织反击！”
我的话音刚落，红军老战士代连长的二排长高云汉，板着铁青的面孔，紧握着我残废的左手说：“副教导员，我们和鬼子拚了！”随即命令二排掩护，自己挽起袖子，提着两颗手榴弹，喊声“一排跟我来！”沿着西墙向敌人冲去，几颗手榴弹，炸得敌人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战士们在手榴弹烟雾的掩护下，一拥而上，当场打死打伤十几名鬼子，夺得一挺机枪和一个掷弹筒，战士们见打了胜仗，有了自己的机关枪和小炮，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他们将敌人赶出南门外，回到自己的阵地上，修复工事，磨刀擦枪，包扎伤口，准备给来犯的敌人更沉重的打击。
敌人的四次攻击均被我们击退了。
但敌人决不甘心于失败。开始他们以为我们是民兵和土八路，万万没有想到会遇到老八路这样顽强地抵抗。现在他以为军区和杨勇司令员就在苏村，便调来了所有的预备队，采用所谓肉刀子战术来围歼我们。
中午，当敌人的包围将要合拢的时候，邱主任接到军区留守处打来的电话：命令我们向西边的马颊河地区撤退，同接应部队会合。说话之间，电话线被敌人切断了。霎时，敌人在苏村周围拥满了汽车和士兵，敌人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路口和退路。整个苏村被围得象铁桶似的水泄不通。
敌人完成包围圈后，集中所有的兵力和轻重武器，向我们的所有阵地进行了更猛烈的轰击，震耳欲聋的大小炮弹，象黑乌鸦一般倾泄在我们阵地上，一百多挺轻重机枪和几百支步枪，在我们头顶身旁交织成密集的火网。一时，天昏地暗，硝烟弥漫，令人窒息。
经过约一个钟头的轰击之后，敌人的步兵从东、南、北兰个方向向我苏村发起了总攻击。一场特别激烈特别悲壮的战斗开始了。
我特三营营部和九、十两连的部队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强敌展开了殊死搏斗。从指挥员到战士个个英勇不屈，人人视死如归。
整个战斗由守寨不利，守街；守街不利，上房，上房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白刃格斗！战友们那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英雄品质，宁为玉碎，不肯瓦全的高贵气节，真正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
当战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敌人又调来五辆坦克，向东面九连阵地驶来。一群鬼子壮起贼胆跟在坦克后面狂吼乱叫，向我们阵地猛扑过来。决心为祖国捐躯的战士们，以排子枪和手榴弹竖起一道火墙，向蜂涌而来的敌人猛烈地射击。反坦克的勇士们用早准备好的集束手榴弹，对付那几个铁王八。
九连二排长刘勇，身负重伤不能行走，便将几颗手榴弹掖在腰间，然后爬到阵地前沿的通道口上，横卧在那里，用手抓住几根导火索，待敌人先头一辆坦克来到身边时，他猛力一拉，闷雷般一声巨响，我们的英雄排长刘勇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那辆坦克也不能动弹了。它挡住了后面坦克的通道和射击视线，跟在坦克后面的几群鬼子立刻暴露在我们火网之内，被我们打得血肉横飞。
营长钟铭新同志是个红军老战士，他奋不顾身指挥反击敌人的坦克，被坦克发出的炮弹打伤腹部。他忍痛焚烧完随身所带的机密文件，便昏晕过去了。当他清醒过来时，将拖在地上的肠子塞进腹内，用棉衣角堵住伤口，拖着沉重的身体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拣起一颗手榴弹，艰难地站在工事上，准备向敌人投去。
突然他右胸又中一弹，他立刻倒在阵地上，咬紧牙关滚向工事外面。几个敌人围上来，这时他高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拉响了手榴弹，轰的一声和几个鬼子同归于尽。
当我正在南面组织十连反击二次进村的敌人时，营部通讯员小赵跑来报告说：“邱教导员牺牲了！”教导员邱良左同志也是老红军战士，大家听说他牺牲了，都很悲痛，更加顽强地与敌人拚杀。
在这次战斗中，十连代连长高云汉，拿着上午缴获的歪把子机关枪，在房顶上向敌人射击，被敌人发现后，集中火力向他打来。他也不幸牺牲了。
指导员严海元同志在此关头，毅然爬上房顶，端起那挺机关枪向冲进胡同的一群鬼子射击。他只顾消灭敌人，自己身体完全暴露，一串子弹射来，伤了他的下肢，他从房顶上跌落在巷内，摔伤多处，但仍没有放下怀中机枪，他反转身子将剩余的子弹射向冲进胡同的鬼子。直到自己流尽最后一滴血，仍死抱着那挺机关枪。
营部通讯员小王，年龄最小，聪明活泼，人称“调皮司令”。当他手中只剩下一颗手榴弹时，他在死人堆里跳来跳去，专砸受伤而未立即死去的敌人。口里还喊着：“这是最后的犒赏，谁叫你欺负中国！”可惜一颗流弹打中了他，这个十四岁的娃娃战士，临死手里还抓着满是敌人脑浆和鲜血的那颗手榴弹。
下午一点来钟，营部通讯班长张贵生，满脸鲜血和灰尘，气吁吁地跑来说：“报告副教导员，敌人从北面攻进了村。邱主任被炸断了一条腿，不肯下火线，他抱住一个鬼子一同滚进冰窟窿牺牲了。剩下九位同志撤到北面两座院子进行抵抗，我们怎么办？”我回答说：“各自为战，多打死鬼子！坚持到天黑突围！”通讯班长回身走到半道，被封锁街道的鬼子打倒了。
鬼子将我们分割包围，各处失去联系。我们被压缩到西南一角，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分散在街道、胡同、院子、房顶同敌人打麻雀战。战士们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个房顶，利用柴草垛和烟囱作掩护，打击敌人。子弹打光了，就用砖头砸。这样持续好久，敌人死伤惨重，我营伤亡也很大。
到了下午四点来钟，我们营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只剩下二十多人，仍在苏村西南顽强抵抗，敌人开始向我们施放毒气，呛得大家咳嗽不止，眼泪鼻涕不停地流着，象大石板压在胸前，中毒重的同志昏了过去。为了防止中毒，我们用湿毛巾包着肥皂沫、大蒜渣捂在嘴上，继续打击敌人。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九连文书郑锡伍，十连班长张友和，营部通讯员赵小虎和我四个人中毒较轻。我们转移到苏村最西边的一座小院。我们进房以后，很快挖通了临街的一个枪眼，从枪眼里看见，街北面一个死胡同有一堆鬼子正坐着烤火。
我想这可是消灭鬼子的好机会。我咬着牙，屏住呼吸，瞄准一个鬼子的后背和另一个鬼子的前胸，连放几枪，鬼子傲嗽乱叫，慌忙乱跑。张班长说：“副教导员，鬼子进院了。”我回头看时，几个鬼子正向我们屋门口投炸弹，弹片穿过房门炸伤了我的头部。
我用手拔出一块指头大的梭形弹片，血流满身。我忍着疼痛爬起来，将冲进院子的三个鬼子撂倒两个，那一个吓跑了。后来鬼子爬上房顶，将大量的炸弹和毒气弹投向门口和窗外，炸弹炸破了门窗，毒气涌进室内。
为了防毒，我们每人喝了半碗醋。室内毒气越来越浓，屋子里黑得看不见人，呛得我们泪流不止，象磨盘压在胸膛，憋得喘不过气，坚持战斗了一阵即被熏倒。我们四人就这样落入敌手。
当我们清醒过来时，已被反绑着胳膊，躺在院子里。敌人用种种威逼打骂的手段，妄图使我们屈服，供出杨司令员的去向。我们一言不发，向鬼子怒目而视。一个鬼子拔出战刀就向郑锡伍的头部砍去，郑当即晕倒在地。鬼子无计可施，便在黄昏时刻将我们处死。
在处决我们的路上，我见敌人用刺刀捅杀我们的战友，心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红军战士，就是死也要浪费敌人几颗子弹。想到这里，又见跟在我后面的那个鬼子跑到前面看杀人的去了，我乘机扭头就跑，刚跑出几十米远，被鬼子发现，劈哩啪啦向我射击，一粒子弹穿透了我的左肩，我踉跄着继续跑，另一粒子弹穿过我的右背，贯通肺部，我一头跌倒在地。我挣扎着一翻身，瞧见一个鬼子朝我跑来，用刺刀对准我的头，只听“啪”的一声，我当即昏迷过去。
当我苏醒时，才知日寇那一枪打在我的左脖颈上。这时天已漆黑，刺骨的北风将我的血衣冻得样硬。我艰难地坐起来，跪着再站起来，走了几步，实在走不动，只好躺在路旁呻吟。
鬼子在不远的村里亮着耀眼的车灯和手电筒。听着他们吱吱吹哨音和轰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估计鬼子要走。此时我手中无有枪弹，心中万分焦急。
鬼子要走那条路？汽车是不是会从我身上轧过去？我既然死里逃生，就不能让鬼子再抓住，更不能被它白白轧死，我还要为死难烈士报仇！
想到这里，我鼓起精神站起来，挣扎着向安寨走去。走了半天，才走了二里多地。来到村头，几个老乡发现了我，他们急忙解开我胳膊上的绳子，扶我进村，给我烤火、喂水，并找来朱砂给我镇痛，给我包扎，并把我藏在地窖里。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发现我已被抬到一个庙门口，许多老乡跪在地上烧香磕头，为我们祈祷。然后他们将我送到南进支队休养所，经赵医生抢救脱险。对于冀鲁豫的抗日军民这种鱼水深情，我永记不忘。
苏村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我冀鲁豫军区教导第三旅特务第三营的一百二十三名英雄壮烈牺牲。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们的血并没有白流，战友们用自己血肉筑起了铜墙铁壁，阻击了十倍于自己，自夸天下无敌的“大日本皇军”的陆空军联合进攻，歼灭日寇四百余名，击伤者无计其数，再次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掩护了边区首脑机关和当地军民的安全转移，保卫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苏村阻击战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战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苏村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一百二十三名指战员，已经辞世长眠四十年了，每当我们忆起牺牲的战友，就无比怀念，挥泪长叹。但是革命总会有牺牲，死难烈士的功劳与夭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他们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壮举赫赫，永励后人。
秦光，1917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13岁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曾任空军第四师干部部部长、空军机务学校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任河南民航局局长、河北省储备局局长、河北省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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